人类理性精神在中世纪异化为宗教理性。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做中介，人类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扬弃宗教理性而回复到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理性在17、18世纪成为判决一切的标准和权威。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取代了上帝与世界的对立，精神拓进到了真正理性的时代。这一理性时代精神，通过理性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科学理性思想和法国的政治理性主义及资产阶级大革命达至高峰。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黄金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勃兴的时代。

17世纪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一些哲学史家，都将西方近代哲学史的真正源头界定在17世纪。他们或者认为弗兰西斯·培根才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代表；或者认为笛卡儿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始祖。如果说15、16世纪哲学的特征是——巨人们在思想，那么17世纪的哲学特征是——哲学界有巨人。虽然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但西方近代哲学则直到培根、笛卡儿，才算露出庐山真面目。

近代哲学，作为人类近代精神的概念显然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特质，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需要理性、科学的时代；是面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革新时代。所以思维需要以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即普遍规律本身为对象。这样，近代哲学就以清晰明白的思维，通过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或理性经验主义，通过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及科学理性思想，通过18世纪法国的政治理性主义，揭示了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自身精神的关系。理性的复兴亦即思维追求科学知识的科学思维确定性的复兴。求得真正知识及其追求相应的科学方法或思维方式，即是理性大复兴的重任。[1]由此产生出唯物论和经验论两种不同的学派来。

一、经验主义

以培根的哲学为代表的唯物经验论哲学，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在资本主义勃兴时代面对自然，寻求自然科学及其新方法的哲学倾向。他的哲学将知识建立在观察、实验和经验基础上，为近代科学振兴指明了方向。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G. Berkeley）和休谟（D. Hume）。他们的认识论学说在很多方面相异，甚至对立。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承认知识和观念起源于经验这一原理（尽管他们对经验的理解也很不相同）。同时，还应看到，经验论本身并非排斥理性。毋宁说与唯理派哲学的观点有某种渗透性和相融性，只是在对知识来源的确定性上与理性主义不同罢了。近代理性精神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及其科学而出现的，体现在哲学中则呈现出经验论的认识倾向，强调知识、科学的经验、实验特性。这也反映出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英国人的务实精神和自由主义风格，大体上就是17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主调。[2]英国哲学务实明快，长于归纳，而英国又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因此哲学的经验论倾向表现突出。培根的实验科学思想及其唯物主义经验论，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时代，将人类从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定势，扭转到一个面对自然、面对生产，以实验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新知识方法论上。这种新方法从经验、个别、特殊出发，概括出一般、普遍，然后再指导个别。这就是经验论的归纳法。他认为，新时代必须给人们新的认识方法，才能获得科学知识或真理，才能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取人类需要的功利，提出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而要获得真知识，必须摒弃宗教神学的荒谬识见，批判经院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建立以经验为基础的新的科学方法即归纳法。培根认为传统的演绎法不能使人获得新知识，因为它是从抽象的一般推出个别，于是“一般”就成了权威和教条，阻碍人们获得新知识。

培根将归纳视为唯一科学方法，否认演绎法在认识中应有的作用是片面的；但当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想及思维方式还在阻碍近代人类理性思维时，培根以叛逆旧思维方式的勇气，从大胆地抨击上帝的一般存在，推出个别的演绎法，提倡反传统演绎的新思维方法和科学方法，主张从现存的特殊的具体的事物中寻求一般、共相、规律，这不仅具有科学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具有反对封建文化的社会意义。培根的哲学实际上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和经验同一的哲学。这是新时代的新哲学、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培根开始，霍布斯、洛克皆是经验论的继承和发展者。

二、理性主义

近代理性精神由培根导向认识、科学的经验论方向，笛卡儿则使近代理性精神转向了清新的纯思维方向。作为数学家的笛卡儿，从数学的明晰性和逻辑性出发，将数学的纯理智分析应用在哲学思维中，使他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出现了与培根迥然不同的方向：培根重事实而忽视数学，他则以数学的逻辑作为追求科学的手段；培根用经验的归纳法反对经验哲学的认识方法，笛卡儿则用理性演绎法否定经验哲学的认识方法；培根以批判“4种假象”作为扫除偏见、净化理性的思想武器，笛卡儿则以普遍怀疑的原则，作为他建立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础。[3]

笛卡儿以清晰明白的观念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的理性禀赋，心灵的本性是思维。虽然他也谈到情感、欲望、意志，但他思考的重心是思维问题，所以他的理性观念天赋论是近代理性精神的纯理智思维形式的显现；是与经验论相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又一个理性思维形式。大陆国家的专制传统，又促使大陆哲学形成更抽象与更富于思辨性的理论风格。17世纪的法国尤其是一个理性的国度，从它的文学、艺术到人的礼仪、风俗均是以理性著称的。理性事实上限制、压抑、歪曲了人的情感。理性时代需要理性哲学，理性哲学需要有理智气质的哲学家。就气质、性格而言，笛卡儿是时代哲学家的理想人选。而笛卡儿一生的追求，除去学问，就是安宁，为学问冥思苦想，为安宁东走西奔，他个人的情感生活则十分贫乏。难怪他的哲学不为情感、欲望留出应有的地位。[4]正如黑格尔所说：笛卡儿使哲学在奔波了1000年之后，现在才回到了这个思维的新基础。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5]

笛卡儿认为，人类几千年来获得的知识之所以有许多错误，就在于思维的错误；而思维的错误在于人的思维屈从于种种外在形式的权威、习惯和偏见，而没有确立人自身的理性思维的权威，不能从心灵中的明晰观念出发，明白地理解事物。他认为，只有从人的理性观念出发，从清晰明白的概念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知识。从人的本质是思维这一前提出发，笛卡儿确立了普遍怀疑原则及“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至上原则。他以鲜明的主体性代替经院哲学的神学性，以清新明晰的思维取代盲目沉醉的信仰，以人取代上帝，这无疑成为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划时代的开端。“没有人像笛卡儿这样如此清晰、敏锐和引人注目地表达了作为认识论基础的方法论。没有人使我们意识到迫切需要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真的认识了吗？我的信念真正建立在理性可接受的证据的基础上吗？”[6]

总之，17世纪西方哲学可分为两个区域：一是英伦三岛，二是西欧大陆；以及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英国经验主义，另一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这两个派别尽管有区别，但毫无例外都是新兴的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它们在反对和批判中世纪哲学、保卫和守护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启迪和总结资本主义思想文明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歧，或许只是证明它们各自的认识局限性。若从积极方面考虑，则只是证明了双方的认识论的特色。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感觉经验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认识基础，后者则以经验的理念模式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经验主义尤其是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经验主义，其唯物主义倾向比较明显；而理性主义，出于它们的先验性质，所以即使并不完全否认经验的作用，也容易走到二元化的结局中去。经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理性主义系统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终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借鉴，相互促进，直至走向新的历史天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