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并未留下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但他对于复兴科学的热情以及对人类伦理问题的关注，必然导向对教育的重视。在培根诸多的作品中，论及天性、习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问题以及知识的传授等，从中反映了他的教育观点。

一、论天性、习惯与教育

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人的天性》《论习惯与教育》和《论学术的进展》等作品中都论及人的天性与教育等关系问题。

何谓“天性”？培根认为，那是一种“天然的倾向”，即指人的天然特质和心理的性癖。在这个方面，培根深受当时流行的星相学的影响。他相信人的爱恬静、爱活动、爱胜利，或是爱尊容、爱享乐、爱艺术和爱变化等，都与人们的星座相关。在培根看来，天性有善亦有恶。在有些人的本性之中，有一种向善的心理趋向，则另一些人则有一种“天生的恶性”，其天性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培根热情地赞美“性善”是“一切德性及精神的品格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的特性，缺乏这种德性，“人就成为一种忙忙碌碌的，为害的，卑贱不堪的东西。比一种虫豸好不了许多”。[57]他相信，“向善的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怎样深法？就是如果这种倾向不发向人类，也要及于别的生物的”[58]。而那些性恶者，即所谓“恨世者”，则是靠别人的灾难而繁荣的，并且是落井下石的，“这样的心性正是人性的溃疡，然而他们却正是造大政客的材料；他们就如同曲木一样，造船最好，船是无疑要颠簸的，但是这种木材却不适于造房屋，房屋是要站得牢的”[59]3。

培根把天性和命运看成“人的能力以外”的东西。除人的天然特质和心理的性癖以外，所谓“外力”还包括自然给予人的特质，如性别、年龄、地带、健康和疾病、美丽和残缺等，以及身外的运数，即统治权、尊贵、卑贱、富贵和穷乏等。在培根看来，在上述诸方面，人们都是不能随意支配的，只能以忍受来支配一切。但他所说的 “忍受”并非消极的，而是极力调剂它、适应它。至于“人的能力以内的”方面，培根列举了许多方面，例如，习俗、游艺、习惯、教育、 榜样、模仿、竞争、团体、朋友、称赞、惩责、劝导、名誉、法律和书籍等。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支配心理、影响意志和欲望、改变人性的。

培根着重阐述了习惯和教育等在改变人性方面的力量。他充分肯定了习惯的重要性，称“习惯是人生的主宰”[60]。他认为，人们的思想多依从着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谈论和言语多依从着他们的学问和从外面得来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依从着他们平日的习惯。在培根看来，“天性的力量和言语的动人，若无习惯的增援，都是不可靠的”[61]。习惯真能变化气质，约束天性。他指出：“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作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62]培根把习惯又进一步分为“个人的习惯”和“团体的习惯”，并认为团体的习惯大于个人的习惯。因为在团体中，人们彼此激励模仿，习惯的力量便因此得到提高和增强，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他更进一步认为，秩序井然和纪律良好的社会是有助于天性中美德的繁殖的。

培根并未像后来的洛克那样倾向于教育万能。虽然他重视由教育和环境所养成的习惯，但在他看来，“天性常常是隐而不露的，有时可以压伏，而很少能完全熄灭的。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63]。培根把天性比喻为《伊索寓言》中的猫变的女子。她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的一头，可是一旦有一只小鼠在她面前跑过时，她就按捺不住了。因此，人们应当或者躲避这种机会，或者常常与这种机会接触以便少被牵动。培根重视练习的作用，相信通过所获得的习惯可以改变天性。但他又认为，一个人不可强加给自己一种不断的继续的习惯，而应当稍有间歇。一则因为这种休息或间歇对于新的尝试不无裨益；二则对于一个德行不完全的人来说，如果不断继续练习的话，他不仅练习了他的优点，连谬误也一定要练习了，并且使优点与谬误将同具一种习惯。除了用合适的间歇和休止，这种情形没有别的补救之策。

天性亦与学问的获得相关。培根认为，凡天性与职业适合的人是有福之人。在学问方面，一个人对于与他的天性不合而勉强去学的学科，应当有固定的时间。但凡与天性相合的学科，那就不必有什么规定的时间，因为他的思想会自行做主，飞到那方面去。只要别的事情或学科所剩下来的时间足够研究这些学问就行。总之，在培根看来，一个人的天性不长成药草，就长成莠草，所以，他应当灌溉前者而芟去后者。

综上所述，培根关于天性和人性学说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表现在其迷信的、宿命论的色彩。他把人的天然倾向和命运都看成是与人的星座相关的。[64]其次，他谈论的是抽象的人性。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可能理解人性的重要特征是阶级性。但培根关于人性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内涵，由此涉及的教育观念亦富有启发意义。第一，他已认识到人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习俗、教育、习惯、团体、社会、法律和榜样等。第二，培根重视主观努力在人的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他强调练习的作用，鼓励人们征服自己的天性。培根理论的实践性格在这里再次显现出来。他反对空洞的口头说教，认为通过练习养成的习惯更有力量，这是与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相联系的。后来，洛克继承和发展了培根的有关思想，不仅为习惯培养的重要性奠定了心理学的基础，还更为详细地研究了习惯的意义及养成问题。

二、教学思想

（一）功利主义学问观

培根明确地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学问。他指出：“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65]在他看来，从娱乐上说，学问的主要用途是幽居养静；在装饰上，学问的用处是辞令；而在长才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培根重视学问，认为虽然“富于经验的人善于实行，也许能够对个别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断；但是最好的关于大体的议论和对事务的计划与布置，乃是从有学问的人来的”[66]。另外，培根反对过于依赖学问，认为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来断事是书生的怪癖。他说：“学问锻炼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经验的锻炼；盖人的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他们需要学问的修剪；而学问本身，若不受经验的限制，则其所指示的未免过于笼统。”[67]在培根看来，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应当学会如何运用学问。多诈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和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是由观察体会才能得到的。读书是为了权衡轻重，审察事理。因此，不应为了辩驳、为了信仰与盲从、为了言谈与议论去读书。

培根进一步认为，“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就如同肉体上各种的疾患都有适当的运动来治疗似的”。“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68]在培根看来，如果一个人心智不专，他最好研究数学。因为在数学的证理之中，如果他的精神稍有不专，他就非从头来做不可。如果他的精神不善于辨别异同，那么他最好研究经院学派的著作，因为这一派的学者是条分缕析的人。如果他不善于推此知彼，旁征博引，他最好去研究律师们的案卷。如此看来，人的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有一种专门的补救之方了。

培根对如何读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书可以分为四类：①只要读读它们的一部分就够了；②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③此类书（只有不多的几部）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咀嚼消化；④可以请代表去读，并且由别人替我们作出节要来，但这种办法只适宜于次要的议论和次要的书籍。培根指出：“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69]

（二）论知识的传授

在《论学术的进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知识的传授方法。他认为，这个问题已在当代人中引起了争论，但由于人们只顾互相争执，而没有去深入研究，所以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还太粗陋。培根论述了研究知识传授方法的意义。他认为：“这种传授方法不只在知识的运用一方面是重要的，即在知识的发展上讲，亦一样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同精力，既然不能达到完全的知识，所以传授的妙处，即在于使学者得到线索，以求发扬光大。”[70]培根主张系统地研究有关传授的学问。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传授知识的方法，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关于知识传授方法的许多新见解。他实际上把知识传授的方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曰“传授法”，适用于成人或大学生；二曰“讲解法”，适用于年青一代的基础教学。

关于知识传授的方法方面，培根有以下主张：①最好按照发明时的方法，把知识传递出来。他批评当时知识传授的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者使人易于信从，学者只希望当下的满足，双方都不希望精到的考察和耐心的研究。教师不肯暴露自己的弱点，学徒由于懒惰也不求知道教师的根据。在培根看来，“如果我们要把知识当作一条线，传授给人，让人继续纺绩，那么顶好是按照发明时的方法，把知识传递出来。由归纳所得的知识，确系可以如此传授的”[71]。②培根认为：“以格言或论文来传授知识；这种方法效果很为重要。”[72]但两相比较，他认为格言式的著述更好，其有许多妙处，是论文式的著述所不及的。在培根看来，除那些可笑的格言而外，所有格言都是从科学的精髓、科学的中心才能得出来的，并且格言只是零碎的知识，其好处在于能使人继续研究。相比之下，论文的缺陷是它们只宜于赢得人的信仰，不宜于指点人的行动，因为它们只是循环论证，各部分互相阐明、互相解说的。此外，论文好像体系完整，使人觉得心满意足，以为已经到达最远的地步了。③培根主张“依照所传授的题材，来变化其传授法。因为各种题材既然不同，传授法当然亦是不同的”。[73]例如，数学是极其抽象的知识，政治学是极其具体的知识。如用单纯方法千篇一律地去处理复杂事物，则对于学问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方法只会把学问归类成一些空洞荒芜的总概念了，只把科学的糟粕或躯壳留下，而以那种方法的“拷打榨压”以后，科学的精华却**然无存了。④培根主张新旧知识的传授方法应有所不同。他认为，那些囿于常见的人对人讲起话来只需要证明和争辩，而传授新见解的人则要费双重的力气。他们既要让人了解他们的意见，又要加以证明和解说。因此，他们还必须用“比喻”和“翻译”的方法。

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培根表示他也很赞成世俗通用的分析法和综合法等。“虽然我曾经论说过别人所不曾研究、不曾观察的方法。而我所以提到它们，亦正是企图对于传授的学问，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因为那种研究，在我看来，是阙略了的。”[74]培根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思想，是强调在传授知识时考虑其“经度和纬度”。他所谓“经度”是指一门科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而“纬度”指一门科学自身内部的程序或体系。培根不仅认为在传授知识时应考虑该门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更主张重视某门科学的“特殊的情节”。他认为，应从实际问题研究起，而不能满足于渺茫浮泛的总括概念，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用、有助于人生。

根据培根的论述来看，上述各种方法是针对成年人的，而适用于年青一代的知识传授方法，他称之为“讲解式的知识传授法”。在此方面，培根亦提出了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①要划分知识的传授时期。例如，在初学时应以什么教儿童？在某个时期内，应当使他们免除哪一种学习？等等。②要研究何处是最容易的地方，以便循序渐进，达到繁难的程度。或者是要研究如何可以强学繁难的地方，从而把它们转换成比较容易的。③要按照学生的心理特性，教以适当的学问。如前所述，培根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形式训练说”和能力“迁移说”的倾向，认为不同的学科在能力训练上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在这里他进一步肯定，在智能方面无论有什么缺陷，好像都可以在一些学问中找到它的治法。例如，一个儿童不能集中注意力，则可以用数学治疗他的这种毛病。但是，培根也注意到儿童在智能方面存在着个别差异。他指出：“各种科学对于人心机能，固然有特别救药的力量，但是个人的心智才力，亦有时特别宜于某几种科学，学起来，又容易精通，又容易进步，因此，要研究：某种心理特别适合于某种科学，乃是一种极聪明的办法。”[75]④课程的排列亦关系极大，有损有益，全看人的运用而定。因为人们在运用自己的才能时，如果不经人指导，则不免运用了自己的错误，而所养成的习惯，亦是优劣兼有的。因此，我们在用功时，要特别研究应该继续多久、休息多久。在培根看来，这一类的研究，从表面上来看虽属琐屑，但实际上却有重要功效。“因为种子或幼小植物，将来能否发荣滋长，全看它们现在所受的培育陶冶，作用虽然隐微难见，究其实亦是大莫于此的。后来虽有长期的努力，亦是不能根除的。”[76]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培根关于知识的传授方法的思想是与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相一致的，是为其发展服务的。他主张务实，提倡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反对局限于空泛的概念。与此相联系，他要求考虑一门科学的特殊需要，并主张将归纳方法运用于知识的传授。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学习面不能太窄，应考虑到一门科学与其他相关科学的联系而适当扩大知识面。培根的这些思想是与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

在培根生活的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的学校教育已有显著的发展，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如何在吸取前人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使其上升为理论的形式，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已成为教育理论发展有待解决的课题。培根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非常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有关建立系统理论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从实验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也考虑到年青一代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和个别差异，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为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法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影响下，配第和拉特克等人在此方面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三、论道德教育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于道德及其教育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与前面关于知识的传授方法的问题一样，他是在他的知识体系新结构中来进行有关讨论的。在培根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是他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论善的本质

与强调实践和人生实用的哲学思想相联系，培根认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要给人们提供应该遵行的规范和准则，更要提供如何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情欲以达到符合这些规范、规则的途径。因此，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善及其本源，还应为人们描述善的楷模，为人们提供行为的规范；也应研究如何培植善，亦即向人们指明达到善的途径。培根批评从事伦理学著述的人“只作出一些良好的规范，美丽的样本，把善行、德行、责任、幸福等等的草本同图样指给人看；并且把它们解释成人类意志同欲望的真正目的。但是要说到如何达到这些美满的目的，如何可以支使人的意志、降服人的意志，以求合乎真道、以求适应这些企图，他们是完全不提的，纵然提到，亦是粗疏忽略，不能有助于人的”[77]。培根强调伦理学应“能指导人生行为”，应能告诉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良善方法。

培根认为，所谓“善”就是利人、爱人的意思，和宗教道德所讲的“仁爱”是相通的、一致的。后来，他进一步拓宽了“善”的观念的内涵，而把一切事物的源于自然属性的自爱也包括进去了。他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爱”的。由于自爱而产生了三种欲望，进而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善，即由促进和发展自身的欲望，就产生个人积极的善；由保存维持自身的欲望，则产生个人消极的善；而为了保存和维持一个普遍的、体现和包括了人类天性的全部形式的欲望，则产生社会的善。

在关于个人的善方面，培根把维持生命的食、色等视为消极的善，而把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求得才能和事业上的发展与进步，视为积极的善。培根反对禁欲主义，认为它违反人性；但他不主张恣情纵欲，并认为积极的善要优于消极的善。在培根看来，各种生物皆有两重天性，一种是要保持自身、维系自身，另一种是要扩展自身、繁殖自身。后一种天性比前一种天性更为有价值。因为“一切生物的快乐，在生殖方面，亦比在求食方面，强烈的多”。“即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亦都很强烈，都愿意达到心中的希望，而不愿安于肉欲的享受；我们如果再想到人生的无常，幸运的变化，则更能感到积极的善优越实多。” “由此看来，我们只应当希望一些可以垂之永久，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正是自己的行为和工作。”[78]培根认为，将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相比，后者是更高层次的、更伟大和更有价值的善。在培根看来，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一般是可以相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因为扩张自身的善，其目的往往在于自己的权利和光荣，在于提高自己的荣誉和地位，因而它与社会的善也常发生矛盾，甚至远离社会的善。

培根的伦理观是以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其哲学依据的。他把道德问题置于现实社会中加以考察，反映了那个时代道德观念进一步世俗化的趋势，并为日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

（二）论善的培植

在培植善亦即道德教育的方法或途径方面，培根着重阐述了培养良好的习惯、掌握真理和确立善的人生目标这三个方面的巨大作用。

第一，培根认为对习惯加以很好的指导和训练，是培养良好德行的一条重要途径。培根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所确立的事物是不能借习惯加以改变的观点，而认为其论断只适用于自然完全独断的事物里，而在自然允许的事物里则是不适用的。培根举例说：“一副狭窄的手套，用得久了，亦可以上下自如；一条竿子，用得久了，亦可以比它长就的样子，变得弯曲些；我们常用高声说话，可以说得洪亮些；常常忍受寒热，亦可以变得耐心一点。此外还有许多例子，亦是举不胜举的。”[79]培根进一步讨论了教人以养成习惯的方法，认为关于心理练习的途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聪明的“教条”。培根总结了以下几条：①我们的调子不可以太高或太低。“如果太高了，则在犹疑成性的人，固然会遭沮丧，而在自信过强的人，又会浮躁用事，因轻生懒；而且在一般人，亦都会期望太过，结局终于不能满足。如果调子太低了，则你亦不能希望人们成功任何大事，胜任任何大事。”[80]②要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来练习各种事情。一是在心理最爱工作的时候，二是在心理最恶工作的时候。培根认为，用前一种方法你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而用后一种方法，你可以战胜心理的阻力和困难，使你在中间状况时，感觉到畅快容易。③如果我们照着天性相反的一个极端来行事，就如逆流而驶，或者背着竿子屈曲的方向，强迫它归于正直一样。④如果你的企图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则比较容易改良自己的心理，并觉得清快自如，乐意有加。因为人心是天然憎恶那种毁灭自由的“必然”和“约束”的。“总而言之，我们的习惯若有适当的指导，诚然可以变成第二天性；但是如果只受机遇的控制，则势必变成仿效自然的猿猴，而产生出许多支离虚伪的现象。”[81]

第二，培根将知与德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善德来自真理。在培根看来，通过学习掌握真理，这是达到善行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一切善德都来自真理，而一切恶行则都来自谬误。他指出：“真理同善的区别，就如印章同印纹的区别一样，因为真理能够印出善德，而谬误却正如乌云给人降下**和纷扰的暴风雨。”[82]培根坚信，知识学问对于人心的一切弊病的治疗都有帮助。它可以打开心灵的阻碍，帮助领悟，增加心灵的欲望，愈合心灵的伤痕。一句话，知识学问可以使人不会停滞在已有的缺憾里，而会使之不断地改良和完善。与此相反，没有知识学问则会使人轻佻、犷悍、傲慢不知考察，反省自身，不会感到自己每天的进步而快乐。

第三，培根强调德育的最简明、最有效而又最高尚的方法是使人献身于良善的目标。他说：“我们如果能假定两件事，假定人不但志在忠实良善的目的，而且能一往不懈，忠实于这个目的，那么结果他一定会立刻使他自己就范于一切德性。这种工夫，正好像自然的工作；至于其余的途径，正好像人为的工作。”[83]在培根看来，所谓“人工”，就如一个雕刻塑像的人，用力到什么部分，就造成了那个部分。在雕刻脸的时候，将来做身的地方，在动手以前，仍不过是一块粗糙的石头。但是所谓“自然”则不同，它在创造一个生物的时候，同时就把一切部分的雏形造就。“因此，人们要只以习惯来获得德性，则虽实行节欲，克制刚毅，终究亦无甚补益；但是他如果能献身于良善的鹄的，你看，他在追求寻获那些目的的时候，需要什么德性，他就能先立乎其大，以使自己从容不迫地拍合于那些德性。”[84]那么，究竟什么是“良善的目标”呢？培根认为是“仁慈”。在他看来，虽然别的优点亦可以助进人性，但是他们却是容易流于过度的地步的。“只有仁慈，是不会过度的。”[85]培根认为它是“神圣的基督教在人的灵魂上所印入的”，它是“众善的锁链”，“可以融合众德，统摄诸善的”。由此可见，培根在以人性取代神性方面已前进了一大步，但仍保留了浓厚的宗教道德的痕迹。

四、论体育与养生

培根重视人的健康。在他看来，所谓“健康”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应是指那些最能忍受变故和困苦的身体而言的；心理健康则指那些能抵挡住极端**和纷扰的心理而言的。否则，一生不做任何事情，专来保持自己的健康，像这样的人，其健康是不值得祝贺的。培根实际上指明了获得健康的目的是积极进取地生活。因此，那种冲破障碍和排除纷扰的生活才是值得称道的。

对于养生之道，培根亦有研究。在他看来，“养生之道，非医学的规律所能尽。一个人自己的观察，他对于何者有益、何者有害于自己的知识，乃是最好的保健药物”[86]。

第一，在吃饭、睡觉和运动的时候，心中坦然，精神愉快，乃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应避免嫉妒、焦虑、愤怒、悲哀和放纵。涉及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事情，应当长存着的是愉快，而非狂欢；应变换不同的乐事，而非过餍的乐事；应保持好奇与仰慕，以保持新鲜的情绪；应努力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例如，历史、寓言和自然研究等。

第二，培根反对过分依赖药物，而代之以食疗和活动。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完全摈弃医药，则在生病时会感到医药对于自己的身体过于生疏不习惯。但另一个极端，即平日过于惯用医药，则疾病来时，医药将不生奇效。在培根看来，与其常服药饵，不如按季节变更食物，除非服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为那些不同的食物是可以变更体气而不扰乱它的。此外，培根认为，对于身体上任何新的症候都不可小视，需要向人求教。在病中，主要的是注意健康，在健康的时候，主要的是注意活动。因为那平日使自己的身体习于劳动的人在大多数不很厉害的疾病中只要调节饮食、多调养，就可以了。

第三，培根认为：“教人养生长寿之道，重要的一端就是一个人应当把各种相反的习惯都变换着练习练习。”[87]但应注意方式方法。例如，禁食和饱食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稍重饱食；警醒与睡眠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偏重睡眠；安坐与运动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着重运动，等等。在饮食的重要部分上不可骤然变更，以便配合得宜。“因为在自然的事体和国家的事务上都有一种秘诀，就是变一事不如变多事安全。”[88]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一个人平日饮食、睡眠、运动、衣服等习惯自省一下，把其中有害的习惯试行逐渐戒绝。但一个人若由于这种变更而感觉不适时，就应当回到原来的习惯。因为把一般认为有益卫生的习惯和于个人有益、于自己的身体适合的习惯分别开来是不容易的。

五、对大学教育的若干意见

在《论学术的进展》第二卷中，培根考察了历代统治者推进学问、培植学问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认为“推进学术的工作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建筑学术的处所，一种是印行学术的书籍，一种是提高学者的待遇”[89]。①关于培植学问的处所，可分为四项工作，一是建筑屋宇，二是给予经费，三是享受特权，四是厘定章程。“四者都意在使人安享寂静闲逸的生活，免除世虑烦嚣的纷扰。”[90]②关于学术的媒介即书籍，应有两件工作，其一，建立图书馆，以保存贮藏各种书籍；其二，要印行古书，不但要有正确的印本、更信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更清晰的解说、更详细的注释。③关于学者的待遇方面，除了普遍的升擢奖励而外，还需做两种重要的工作，一是奖励或任命那些能讲授已经发明、已经通行的科学的人，二是奖励和任命能论说尚未精到的学问的人。在这里，培根实际上是较系统地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外在条件。他极力主张提高大学教授的地位，首先是经济地位。在他看来，许多地方，不论在学术方面或职业方面，对于教授们的薪金报酬规定得太低微，“因为要想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专事暂时的实用，讲授的人们，一定要天才卓越，能力出众，才能使科学有所发明，有所进展。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才智之士一定要有安逸的生活状况，丰厚的生活费用，才能竭其精力，尽其一生，专心从事学术的探讨，学术的培植；所以他们的薪俸，必须要抵得住普通职业操作的人们所得的平均报酬”[91]。培根把提高教授经济待遇看作使各种科学得以繁荣的重要条件。

培根又从大学内部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意见。

第一，应处理好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培根虽然主张学以致用，但并非目光短浅。他批评当时欧洲人把许多学术机关都专心着意用来培植职业人才，而不用以研究一般的艺术和科学。培根主张重视哲学和基础学科的研究，认为其他职业都要取材于哲学，否则会阻碍学问的进步。因此，“要是把建筑同学款专用于准备职业的学问上，那不但对于科学的进步，发生一种不吉的征兆同影响，而且对于国家同政府亦是很不利的。因为，教育机关要是不能容纳高等的文艺，要是不能让各人按上自己的性之所长，或研究历史，或研究近代语言，或研究政治学说，或研究其他有关国务的学说，君主们在政治方面，一定会感受到人才的缺乏的”[92]。

第二，培根认为，要想对于各种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医学进行有效果的研究，则不仅需要书籍，还需要实验设备，如浑天仪、观象仪和地图等工具。他指出：“概括地说来，要想发现自然的秘密，只有筹拨巨款，实地试验，才能有极大的进步。”在他看来，无论是化学、物理或其他科学，“离了实验，都是不成功的”[93]。

第三，培根主张对大学的制度和章程进行改良。培根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的进展是靠着大学的条规和制度的，但在他看来，当时大学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即“一般管理大学的人们，不勤于考求，一般君主们或名人们，忽略于巡视；他们都懒于甄别研究从古相传的读法课程以及关于学问的其他习惯规划得是否完美，是否合时，是否需要改良，需要修正”。他指出：“现代大学中的惯例同条规，大部分既然都是从古传来的，所以都应当重新受一次考验。”[94]例如，有一种错误就表现在一般大学生身上：不到成熟时期，就躐等地来学习论理和修辞学。培根认为，这种学问只宜于毕业生，而不宜于儿童和初学者。因为这些学科只是教人如何铺陈材料、如何排列内容。所以，当学生的心理仍处在空虚无物的时候，只能堕落成儿童的诡辩和可笑的做作。培根对大学中那种把机警和记忆分开的辩论竞赛不以为然，认为那种做法或则事先准备，无须机警，或则立时登台，不事记忆，所以不能有完善的效果。因为在人生实际行动中，单凭事先预想，或专恃临机应付，都是不中用的；必须一面才具敏捷，一面记忆准确，成竹在胸，然后交互为用，接近于实际的人生；否则所谓练习，只是颠倒心理的功能，不堪发展智慧的作用。

第四，培根主张学术研究不应有国别之分，而应实现跨国交流。他认为，既然许多团体和社会能不分国别地互定条约、互存友谊、互通信息，甚至还可以有属员、有领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问上、智识之光上，本着一脉相传的宗旨，互定友好呢？

第五，培根指出，那些尚未精确、尚未完善的知识，政府一向没有指定专家来进行研究。因此，人们最好是预先细心考察一下，学问的哪些部分已经完成，哪些部分尚告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