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培根的是非功过，人们历来褒贬不一，但大都比较一致地肯定了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其有力的机智和透彻的智慧，高瞻远瞩，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指明了正确认识自然界的康庄大道，在推动近代科学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一、实验科学的先驱

培根被人们看作“英国哲学的创始人”和“英国哲学精神特殊性格的代表”。[95]培根的前辈，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哲学方面，都使用当时学者共同的语言即拉丁语从事写作，而他是用英语写作重要的科学或哲学论文的第一人。在培根生活的时代，传统观念已被在文艺复兴中产生出来的力量所削弱，而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逐渐导致了民族文化风格的较大分化，导致了学术界在诸学科中运用民族语言的兴趣。培根的做法使他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位领袖，而他所阐述的思想模式与英国精神的重实际和实证的成就密切相关。黑格尔曾经指出：“培根一直被赞扬为指出知识的真正来源是经验的人，被安放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顶峰。事实上，他确实是英国所谓哲学的首领和代表，英国人至今还没有越出那种哲学一步。”[96]但在黑格尔看来，其实培根的名声大于可以直接归给他的功绩，“从事实出发并依据事实下判断，当时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由于他把这个方向表达出来了，人们就归功于他，好像全然是他把这个方向给予了认识似的”[97]。

培根首倡现实主义的科学观。他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体现了科学观上的一次革命。据现代科学奠基人贝尔纳（J. D. Bernal）的观点，培根是现实主义科学观的最早提出者，而这种科学观在近200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此前，则是“理想主义科学观”占据统治地位。“理想主义科学观”忽视乃至否定科学的实用的、社会的功能，认为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的世界图景”[98]。培根强调科学的实用性，认为科学的真正目标无非是要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在近代初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处于酝酿和准备的时期，其价值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培根明确提出并郑重强调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社会性是富有远见的，他揭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继培根之后，近代许多思想家如康德（I. Kant）、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将其有关思想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把科学视为改造自然的有力武器，更看作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认为科学自始至终都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

二、教育观的影响

美国教育史家鲍恩（James Bowen）认为，贯穿17世纪的强有力的教育探究和改革运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一些思想家逐步建立起来的经验主义学说，二是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99]培根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都是较为显著的。他是西方17世纪教育革新运动的著名先驱。

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近代科学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有了一定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与此同时，旧的势力仍然较为强大。西欧教育仍由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严重的束缚。培根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认清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并奋起冲破旧观念的条条框框，敢于对人们顶礼膜拜的权威提出挑战，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扫清科学及其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培根在批判经院哲学和各种“假象”的时候，对旧的教育观念和体制也予以抨击，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使之与社会和科学发展的状况相适应。“重要之点在于培根的一个坚定信念，即科学发明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要廓清观念和理论。这种知识论对以后三个世纪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00]

培根的经验主义学说成为17世纪新教育理论的哲学依据。他在继承前人有关思想并总结当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确立了一切正确的科学知识必须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必须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和实验出发，才能获得真知识。“培根的经验论是革命性的，并很快成为一种理智的风尚，尤其是在英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刺激因素。在17世纪，它被一些人，特别是约翰·洛克运用到教育理论方面，并经过修改之后渐渐成为实践的指导，一直持续到今天。”[101]从经验论出发，培根重视“练习”的作用，认为智力必须“练习”，如意志和身体必须锻炼一样；并指出：“练习应适合于生活，也就是说，以这种形式来训练才能，人的理智在行为中才最有效用。”[102]这种把教育看作智能训练的观点，是其最具特色的现代思想之一。继培根之后，洛克发展了有关思想，使之系统化了。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较多意见。后来，他又在《新大西岛》中描述了新大学的理想模式。正如此书的第一编辑罗莱博士（W. Rawley）在该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培根“设计这个虚构故事的目的，在于可能以‘所罗门王室’即‘六日制大学’的名义来展示或描述大学的模式，并说明这种大学作出巨大而惊人的工作是为了解释自然和为了人们的利益”。[103]在培根的时代，大学教育仍由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古典内容的烦琐的书本学习所约束，注重科学研究的学院几乎还不存在，因此，培根关于所罗门宫的描述是对旧大学教育的激进的背离。

相对培根对教育的任何具体建议来说，他的哲学对教育的影响要广泛得多。然而培根对于旧教育的批判，对知识的功用及其研究方法的探究，成为17世纪教育改革运动的前奏曲。它启发和激励人们积极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在促进西方教育由中世纪神学教育向近代世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

[2]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706页。

[3] 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2页。

[4] 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页。

[6]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2页。

[7] 《新工具》是作为《伟大的复兴》的主体印行的。后人经常把《新工具》以单行本发行，致使人们常误以为培根曾以此名出书。实际上，培根印行的是《伟大的复兴》。

[8] 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

[9] 《新工具》，第108页。

[10]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2页。

[11] 《新工具》，第16页。

[12] 《新工具》，第58页。

[13] 《新工具》，第7页。

[14] 《新工具》，第8页。

[15] 弗·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9页。

[16] 《英国哲学史》，第24页。

[17] 参见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67页。

[18] 王义军：《培根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37页。

[19] 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页。

[20] 《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14页。

[21]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Vol. 3，Methuen & Co. Ltd.，1981，pp.43～70.

[22] 《新工具》，第69页。

[23]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37页。

[24] 培根：《崇学论》，关琪桐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6页。

[25] 《新工具》，第61页。

[26] 《新工具》，第62页。

[27] 《新工具》，第72页。

[28] 《新工具》，第71页。

[29] 《新工具》，第71页。

[30] 《新工具》，第65～66页。

[31] 《新工具》，第26页。

[32] 《新工具》，第19页。

[33] 《新工具》，第27～28页。

[34] 《新工具》，第25页。

[35] 《新工具》，第30页。

[36] 陈德荣：《洛克意义理论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37] 徐瑞康：《欧洲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38]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45页。

[39]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47页。

[40] 参见《新工具》，第249～27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

[4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版，第16页。

[43] 引自余丽嫦：《论培根经验主义的特点》，载《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44] 《新工具》，第12页。

[45] 《新工具》，第75页。

[46] 《新工具》，第75页。

[47] 《新工具》，第75页。

[48] 《新工具》，第7～8页。

[49] 《新工具》，第10页。

[50] 《新工具》，第10页。

[51] 《新工具》，第10页。

[52] 《新工具》，第10页。

[53]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5页。

[54]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5页。

[55]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5页。

[56] 《新工具》，第105页。

[57] 《培根论说文集》，第43页。

[58] 《培根论说文集》，第43～44页。

[59] 《培根论说文集》，第46页。

[60] 《培根论说文集》，第145页。

[61] 《培根论说文集》，第143页。

[62] 《培根论说文集》，第145页。

[63] 《培根论说文集》，第141页。

[64] 《崇学论》，第210页。

[65] 《培根论说文集》，第179页。

[66] 《培根论说文集》，第179页。

[67] 《培根论说文集》，第179页。

[68] 《培根论说文集》，第180页。

[69] 《培根论说文集》，第180页。

[70] 《崇学论》，第177页。

[71] 《崇学论》，第178页。

[72] 《崇学论》，第178页。

[73] 《崇学论》，第179页。

[74] 《崇学论》，第180页。

[75] 《崇学论》，第189页。

[76] 《崇学论》，第190页。

[77] 《崇学论》，第191～192页。

[78] 《崇学论》，第198～199页。

[79] 《崇学论》，第213页。

[80] 《崇学论》，第213页。

[81] 《崇学论》，第214页。

[82] 引自《培根及其哲学》，第386页。

[83] 《崇学论》，第216页。

[84] 《崇学论》，第216页。

[85] 《崇学论》，第217页。

[86] 《培根论说文集》，第116页。

[87] 《培根论说文集》，第117页。

[88] 《培根论说文集》，第118页。

[89] 《崇学论》，第98页。

[90] 《崇学论》，第98页。

[91] 《崇学论》，第99～100页。

[92] 《崇学论》，第99～100页。

[93] 《崇学论》，第101页。

[94] 《崇学论》，第101页。

[95] 《英国哲学史》，第16页。

[96]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8页。

[97]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19页。

[98] J. 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99]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3，p.35.

[100]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3，p.45.

[101]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3，p.45.

[102] 《西方教育史》，第234页。

[103] 《西方教育史》，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