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3世纪西欧社会复兴的深层社会动因有二：一是十字军东征及其影响；一是城市的兴起与社会分层方面所发生的变动。
一、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
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096年一直持续到1291年，共延续了近200年的时间，其间共发动了十多次对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所谓“圣战”，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热情之高以及波及范围之广都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出现这次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与其动力因素的多样化、复杂性紧密相关的。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传统上一般把这次运动更多地归结为一种宗教因素作用的产物，例如，我国学者安长春在《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一书中就指出：“宗教动机是十字军东征的起因和推动力，全部东征活动都是在讨伐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1]这种观点一直是探讨十字军东征动力因素的主流观点之一。也有学者提出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波及整个西欧和东地中海地区达200年的历史事件，它的动力来源非宗教的纯信仰因素所能推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中指出：“十字军代表着中世纪以虔诚、好战及贪婪三种动力为特征的融合，三者都异常重要。”[2]汤普逊也认为：“十字军像任何其他伟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许多个别运动逐渐汇合而成的顶峰。”[3]诚然，宗教因素在表面上直接推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产生，但作为一次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的历史大事件，任何单一的动力因素都必然无法独立承担起如此重任，在这种单一因素后面，还有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推动因素在发生作用。因此，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因素的组合体，是宗教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十字军东征的宗教驱动
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圣地朝拜热情与基督教普世理想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自10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到耶路撒冷朝拜的热潮，这被认为是实现“救赎”的最为虔诚的行动。但这一时期耶路撒冷处于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这使得大多数朝圣的教徒往往要历尽千辛万苦方能达到，这不可避免地在基督徒中酝酿出圣地收复运动的思想萌芽；同时这也是基督教对异教徒进行打击以实现其“以基督精神归化天下”的普世理想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早在10世纪便埋下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动因。这种动因在11世纪随一次正常的领土之争而得以现实。11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突厥民族在西亚兴起，于1055年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又于1071年在现在亚美尼亚境内的曼西克特击败拜占庭军队，并且占领了大量小亚细亚的土地，直接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统治。鉴于国家的危急情况，当时的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一世放弃与西欧教会间的前嫌旧怨，吁请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援助。这为西方教俗社会向东方拓展提供了契机。为获得行动上的符合教义的正义之名，西欧社会大肆制造塞尔柱突厥人玷污圣地、迫害朝圣者的谎言，从而号召广大教众进行“圣战”以收复圣地，拯救东方基督教徒。这样就使十字军东征在“圣战”的名义下得以合法化。但他们所宣扬的对朝圣者的迫害以及对圣地的玷污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汤普逊认为这些宣传仅仅出于反伊斯兰教目的而利用教众的轻信心理煽起他们的狂热。事实上，早在869年，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写给君士坦丁堡一神职人员易格那提阿的信中，就曾赞扬了东方教会的宽大政策，他说道：“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遭受到压力。”[4]这种状况即使在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后也未曾改变。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圣战”不过是利用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借口和幌子而已，这并非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本原动因，这也应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语。
2.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利益驱动
对利益的贪婪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根本动因。这种贪婪一方面表现为对东方财富的攫取欲望，一方面也表现在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之上。
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与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往来的增加，以及朝圣者不断带回关于东方富庶景象的夸张性描述，东方的富足成为西欧整个社会所钦羡的对象。所以在宗教“圣战”的契机之下，他们力图将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羡慕变成现实，因而他们纷纷以巨大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涌向东方。这种心态从十字军士兵的信件和行为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十字军兵士的行为里或他们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们已经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纪战争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欲望”，“他们热衷于下列传说（似乎是更起作用一点），东方神话式的财富、黄金、白银、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诸如此类的故事”。因此，汤普逊指出：“我们不能不重视‘爱好金银和美女’的**力。”这种**力终于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攻陷而变成现实，此时，所谓的圣战和对异教徒打击的幌子已不再能遮住十字军本性中贪婪的攫取欲望，利益的驱动战胜了基督的正义与仁爱。
同时，十字军东征的利益驱动也源于他们试图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长子继承制的施行，迫使无继承权的幼子们“用他们的宝剑来寻找生路”；封建主在其所属土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除“加紧压迫农奴，使农奴贫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以外，还随时准备“干着任何危险的事情”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多的农奴阶层在教皇缓期偿债和解除人身依附关系的影响下，也希望借此摆脱依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热情，构成了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所有这些阶层无疑都把十字军运动看成“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5]，看成他们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对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位观察家曾清醒地指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贫困状态；还有别的人要逃避他们的债务，要逃避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们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罚。”[6]由此不难看出，各个阶层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成为十字军赖以形成的深层动因。
3.十字军东征的社会政治驱动
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十字军运动又是一次西欧社会内部矛盾转化和教会重新确立权威的运动。
在经历了6—10世纪的权力不断重组的过程之后，西欧社会开始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为了保持这种稳定的长期存在，教会曾发布“神命休战”命令，力图做出在圣日及圣季进行战争系属非法的规定。但西欧社会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好战特性无法保证这种休战制度的顺利执行，就连那些提倡休战制的僧侣们也认识到：“封建社会对战争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争完全压制住。”[7]为了把这种好战本性引出欧洲社会，教会试图通过与异教战争的神圣化、正义化来达到该目的。早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时，这种反异教战争就被理想化为正义战争，这种思想在1150年的格累细亚的诏命中得以最终确立，“当时，军事精神和宗教狂热混淆在一起，僧侣和军队汇成为宗教—军事团，而上帝战争代替了上帝休战”[8]。因此，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做到了停止私斗运动未能做到的事情，把封建贵族中大批最残暴倔强之徒引向外地，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这无疑是西欧内部社会矛盾向外的野蛮转嫁。同时，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从1089—1095年西欧连续7年干旱，使农奴阶层面临生存困境。基柏特·得·诺根特曾记载：“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饥荒，接续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腾上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按照他们的惯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粮又少又昂贵，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饥。”[9]再加上这时的封建主为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而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使得广大农奴不堪重负。这种矛盾已经积聚到了行将爆发的边缘。因此在这时发起十字军东征无疑为广大农奴找到了一条突破困境的出路，从而实现了把国内的尖锐矛盾转嫁到西欧以外去的目的。为使这一目的得以充分实现，教会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以利诱，例如，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的动员演说中宣称：“凡愿献身于这项神圣事业的人，都将获得最高精神酬报：‘积极参与出征行列，以清赎自身罪愆，永葆天国不朽的荣誉。’”[10]同时他还许以物质**：“这边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由此不难看出，十字军东征的发起是西欧教会和世俗贵族有意识地将矛盾转嫁的产物。
如果说转嫁社会矛盾是出于为社会稳定而考虑的话，那么教会借助十字军运动重塑权威则纯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随着西欧社会稳定程度的增强，封建主势力逐渐增大，出现了要求与教会进行权力重新分配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此时拜占庭帝国的求援正好给教会提供了一个重塑权威的时机。因为从客观上讲，此时的西欧封建贵族阶层尚无力承担起讨伐异教、援助拜占庭帝国的重任，只有教会利用其精神力量集聚欧洲社会的各种力量方能担此重任；从主观上说，教会自东西罗马分裂导致教会分离之后，一直有统一基督教、光复圣地的理想，但这种理想由于受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未能实现。突厥人对圣地的占领和亚历克修斯的求援无疑将这种主客观因素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说这次东征能达成光复圣地的宗教目的，教会无疑拥有更为巨大的精神权威，同时它还可以将东西教会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出于这样的考虑，教会不遗余力地发动了十字军运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曾指出：“十字军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教会，它可使教皇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置身于最前方，取得全欧洲的精神领导权。”[11]
（二）十字军东征概述
十字军东征自1096年始，结束于1291年，这一年穆斯林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最后一个据点亚克，从而标志着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结束，前后持续近200年。关于其间共有过多少次东征运动，由于各史家统计方法不同，因而众说纷纭。有8次说，也有11次说等。在近200年的东征运动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具有极为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下面简要介绍以上几次东征活动的情况。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在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的求援下，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在克莱蒙特召开宗教会议，通过组织十字军队伍以“圣战”的名义进行东征的决议。此后从1095年到1096年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各地进行鼓动性演说，号召广大教众积极参加东征。在他的精神允诺和物质利诱之下，各地教众群起响应，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农奴阶层响应更为热烈，他们首先于1096年春组成一支六七万人的队伍开始了东征运动。这支队伍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作保障，加上沿路受到疾病和劫掠等的打击，到达小亚细亚时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被突厥人轻易打垮，最后只剩下3000多农民逃回君士坦丁堡。如果说这次农民十字军运动是一次序曲的话，那么，在1096年秋季出发的十字军则标志着教俗政权向外拓展的野心和决心。这支由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西部骑士组成的东征队伍共3～4万人，他们从洛林、里昂、土鲁斯与布林迪西分四路出发，于1097年春天在君士坦丁堡会合。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他们迅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克尼西亚后，又于1098年攻克爱德沙、安条克，并于1099年6月进逼耶路撒冷城下，围攻一个多月后于该年7月15日攻陷该城。这样，历经3年的东征以圣地的收复而告终。但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后的表现则暴露出了其野蛮、血腥和贪婪的本质。据当时的参与者福尔克里·沙特尔在《耶路撒冷史》中记载：“你如当时置身现场，就会亲眼看到我们的脚踝都被死者的血污染红，但是我还要指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一人幸存；即使妇孺也不能幸免……而后，一应僧俗人等去往圣墓及圣庙大唱九度音程的圣歌，虔敬地做着祈祷，对他们向往已久的圣地进行朝拜与捐献。”[12]这无疑表明十字军东征宗教性的虚伪与其行为本身的野蛮和血腥。有阿拉伯编年史家曾这样评价十字军：“他们是一群凶狠善战的畜生。”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城后，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国，由下洛林公爵哥德夫利以“圣墓保卫者”的名义统治该城，后其弟鲍尔温继位。王国下设安条克公国、爱德沙伯国和的黎波里公国。王国依照西欧封建制模式制定了所谓《耶路撒冷条例》，规定了封建世袭制度以及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同时，为了巩固和强化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教皇还组织了几个宗教性的军事组织骑士团，包括神庙骑士团、医护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他们与耶路撒冷王国一道，共同建立起了穆斯林包围圈中的基督教王国。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3年）：这次十字军东征是由萨拉丁于1187年光复耶路撒冷所引起的。萨拉丁是以埃及为中心的新兴伊斯兰国家阿尤布王朝的首领，他多才且具有骑士气概，他于1187年10月2日光复了耶路撒冷城，并收复了许多沿海城市。他领导的反十字军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欧洲，由此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由三位杰出的国王领导：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和英国狮心王理查。他们于1189年出发企图收回耶路撒冷，但出师不利，由于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乞里西亚过河时被淹死，致使德国十字军返回德国。英法两国十字军部队继续向耶路撒冷城进军，并于1191年攻占亚克城，但由于英法两国国王矛盾重重，所以攻下该城后法国国王即率法国十字军返回了法国，并与德皇亨利六世缔结反英同盟。这样剩下狮心王理查已无力再攻下耶路撒冷城，遂与萨拉丁签署一项条约，即允许基督徒3年内可到耶路撒冷朝圣和经商。更为不幸的是，理查在回国途中被德皇亨利六世所俘，在缴纳了巨额的10万英镑赎金之后才得以重返英国。因此，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由于三位著名君主领导而得以留名，但事与愿违，最终却以闹剧收场。自此以后，光复圣地耶路撒冷便成了历次十字军东征的理想和目标，但不想却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这次东征与第一次有许多相同之处，都由教皇鼓动发起［由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鼓动而成］；这次十字军也是由封建主加以统率的。这次十字军东征在所有东征运动中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次，它最足以说明十字军的掠夺本质。霍莱斯特曾不无嘲讽地评价道：“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十字军东征，它始终没有到达圣地，但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3]这次十字军的原定进攻目标是埃及，试图攻占阿尤布王朝的心脏而迫使萨拉丁退出耶路撒冷。所以十字军于1202年在威尼斯集合，准备通过海路向东进军。当时的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罗同意提供舰船运输35500名军人和4500匹战马，但提出让十字军缴纳85000银马克的运费及分得十字军掠夺财富和土地的一半。十字军无法交付这笔运费，这样威尼斯总督同意十字军队伍倾其所有交纳运费，对于不足部分提出附加条件，即十字军在征途中须代威尼斯攻占新近落入匈牙利国王手中的拉扎口岸。这样十字军于1202年攻占拉扎，攻占拉扎之后十字军并未向埃及开进。由于这时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权位更迭的混乱，废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阿历克塞逃往西方向教会求援，这样就为十字军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借口。本来丹多罗由于和埃及密切的商贸往来便不愿意十字军攻打埃及，而拜占庭帝国由于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激烈商贸竞争，引起威尼斯不满，试图将拜占庭帝国排挤出威尼斯的商贸范围之内。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援助拜占庭帝国的借口之下，丹多罗与十字军首领北意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以及德意志皇帝特使一起，积极策划向拜占庭帝国的进攻。1203年5月，十字军从安德罗斯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6月底歼灭拜占庭舰队，7月初进抵君士坦丁堡战略中心金兰湾，迫使篡夺帝位的阿历克塞三世出逃，从而恢复了伊萨克二世的统治，但不久即被推翻。一无所获的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决定攻占该城，推举自己的皇帝以瓜分东罗马帝国。于是，十字军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并于1204年4月13日攻陷该城，推举佛兰德斯伯爵鲍尔温九世为帝，建立起拉丁帝国，在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于1261年崩溃。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城的洗劫可以算作十字军运动史上最为丑恶的一页，他们大肆抢掠财富，焚毁城内珍贵的文化典籍，焚烧图书馆，破坏艺术品，这些行径致使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高度发达的水平。至此，十字军的贪婪性和侵略的目的暴露无遗。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2年）：有的史家并未将这次十字军东征计入东征之列，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在第四次东征之后的又一次以光复圣地为目的的东征运动，在此为了写作的方便，暂将此称为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在第三次东征失败和第四次消灭同一宗教信仰的拜占庭之后，西欧人开始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怀疑，由此出发生成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纯洁无罪者才可重新夺得圣城。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西欧人于1212年组成了儿童十字军共5万人，其中包括3万德国儿童和2万法国儿童。这次东征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他们蜂拥到欧洲南部各海岸港口，“出于宗教热诚，竟然相信地中海的海水会在他们面前干涸，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圣地的神秘道路，许多儿童明智地回到家中，其余的则被售予穆斯林为奴”[14]。童子军东征无疑是十字军东征史上最为愚昧的一次东征，体现出狂热群体意识中的宗教理想的愚人性和理性缺乏下的人为悲剧性。这以后，西欧社会逐渐丧失了对东征的热情与信心，虽然也组织了几次十字军东征，但无论就其规模、影响还是声势来讲都无法和前几次相提并论。1261年基督教徒在“圣地”的最后一块领地亚克被光复，宣告了持续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终结。
（三）十字军东征的文化影响
对十字军东征文化影响的评价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文明是由相当复杂的因素造就而成的，很难把精确的价值归之于某一单一因素的作用。美国学者汤普逊也指出：“在对所谓十字军的结果作出评价时，我们所感困难的，是区别于哪些事情似乎是起源于十字军的；哪些现象是在十字军时出现，但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十字军所产生的。”在文化影响上我们也“不可能来区别：什么文明是从十字军产生的，什么文明是在十字军时期发展起来的”[15]。在评价指向不明的同时，评价出发点的不同也带来了有悖历史事实的评价。在以往关于十字军东征文化影响的评价研究中，人们所注目的焦点往往在于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之上，而这种交流又尤其侧重于西欧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以此为出发点，人们往往易于做出积极的评价，如大部分学者所持“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便没有了欧洲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为西欧文化、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但这种侧重于单方面文化吸收的评价是否更多地打上了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烙印，因为文化影响是相互的，在一方受益的同时，作为一次“军事与精神”交织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给文化输出方的伊斯兰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同样应该是评价关注的焦点。如果以此为起点进行评价，十字军东征则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它对东方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所造成的影响是负面和消极的。因此，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从西欧文化和东方社会两个不同的出发点进行评价是能够较为客观反映十字军东征的文化影响的，可以说它既有消极的影响又有积极的作用。
1.十字军东征对东方文化的消极影响
正如以上所说，不能把文明价值的判定归结为某个单纯因素的作用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把十字军东征看成是导致东方伊斯兰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但十字军东征客观上对伊斯兰文化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衰落的过程。事实上，曾经在西欧处于文明蛮荒之境时期的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随十字军东征在13世纪末的终结而尘埃落定，逐渐退出文明的舞台而成为人们追忆的历史。这种时间上的一致并非巧合所能够诠释得了的。只要看看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文明的野蛮破坏便可以找出二者若明若暗的联系了。当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城时，这个当时的文化之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到其顶峰时期的辉煌。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这样写道：“抢劫情况，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基督教国家中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一脉相承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质文明的一个大城市代表。现在，几乎全部珍奇遗产都被破坏无遗。……物质的毁坏虽比不上人类所遭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损失，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图书馆、宫殿和浴场化为瓦砾场所。”[16]另据史载：十字军曾在君士坦丁堡纵火三昼夜，把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付之一炬。他们掠夺艺术珍品，对于运不走的雕塑等艺术作品则采取野蛮的破坏手段；后来装饰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青铜饰金的四匹骏马，是亚历山大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就是当年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赛马场运回威尼斯的。十字军对同属基督教文化的拜占庭帝国尚且如此的丧心病狂，对于异教文化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的。在此姑且不论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城所造成的血腥与野蛮，单就他们对伊斯兰文明所带来的影响而言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的足迹所至，带来的是一片死寂与荒凉，造成大量的伊斯兰教徒离开他们曾引以为豪的文化之乡。因此，近200年的东征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大大阻滞了这一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文化的衰落也是十分必然的结果。从此意义上讲，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可不谓之大。
2.十字军东征对西欧文化的积极影响
现在很难说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文化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打开了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使两种文化得以进行直接的接触。这应该是十字军东征客观上在文化上带来的无意识的影响。人们也许会惊讶于两种不同信仰、相互攻讦和抵制的文化却能在这一特定时期走向融合，对此美国学者道森解释道：“毫无疑问，尽管这两种文化互不相容，但西方的年轻民族有时却能接受较为古老的文明的更高和更为精致的文化。……而且，如果在一个最大限度地抵制异教教义侵入的教牧社会中尚且如此，那么，世俗社会在不直接与宗教或政治相联系的事务上更愿接受较高文化的影响，这就更加可能了。”[17]由此表明文化的交流是不以意识形态为障碍的，而是一种先进与落后二者间相互流通的结果。所以十字军东征的强烈宗教性并未能阻止异教文明的流入，相反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进程。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东方文化的西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古希腊和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一是人员特别是学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其实这两种方式也并非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独创，早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便有了这种文化交流方式的存在，只是程度和规模要比十字军东征时期小得多而已。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的科学、哲学方面的典籍，例如，1138年、1175年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四分法》和《大综合论》被分别译成拉丁文，从此，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为天主教公认的权威性学说；数学家花剌子模的《印度记数法》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他的代数方面的著作也于此时传入西欧，并被作为大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12世纪时，阿维森那的医学名著《医典》被介绍到西欧，直到17世纪仍被认为是大学的权威性医学著作。在哲学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多于十二三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例如，他的《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分析后篇》和《物理学》等著作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形而上学》《尼可马可伦理学》《论灵魂》《论天和世界》等也于13世纪被陆续介绍到西欧。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引入，使西欧天主教的官方哲学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出的经院哲学成为以后西方天主教会的主流思想。同时，这一时期大量的阿拉伯哲学思想也纷纷被介绍到西欧，开阔了西欧人的视野和眼界。所以，站在西方社会的立场上来看，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积极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如果这一时期没有十字军东征，欧洲也会取得进步，但经历了这场运动之后欧洲的变化是如此显著的，以致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十字军运动是影响欧洲文明最大的一个因素。
二、城市的产生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城市曾随古罗马的衰亡而逐渐衰落，在整个中世纪早期，城市不再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到了1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城市作为重要的社会存在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对人类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中世纪时期一个转折性的标志事件。美国学者汤普逊就认为：“没有一个运动再比城市的兴起具有更持久的意义。城市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纪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的开端。”[18]从此，城市开始逐步成为当地社会的工商业中心，并进而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集团和商人行会、手工业者行会等。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获取更大发展自由的愿望促使这些利益集团向封建教俗贵族提出权力重新分配的要求，因而无论是以和平还是以暴力的方式产生出了城市自治运动。这一运动无论是对资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还是对西方自治思想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汤普逊在评价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时曾这样说道：“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19]关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概况，一位法兰西的历史学家写道：“在城堡密集的地方（这些城堡因设防而日益集结，因战争、抢劫和饥饿而变得荒凉）出现了许多更大的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力量雄厚的郊区，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稠密。在7—10世纪这个时期，城市好像哑巴似的死气沉沉；在13世纪，城市像蜂房似的终日嗡嗡：街道很狭窄，不规则也不卫生，但是很热闹，到处拥塞着货物包、小贩摊和兜售货物的商人。地上树起了壮丽的纪念碑，纪念碑的出现应归功于城市的富人和那些朴素的无名建设者的天才。”[20]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城市既有作为经济中心的繁华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创时的局限与不足。但不管怎样，城市的兴起毕竟标志着一种影响西方社会以后发展的新兴模式和力量的出现，标志着两种不同生产关系在此时的碰撞、融合，进而使西欧步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因此，探讨这一时期的城市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的产生
关于城市的起源具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像任何其他巨大而又复杂的现象那样，城市的根源深植于过去的历史里，而所有的城市已不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城市运动的多种根源和它史料的歧异，是个麻烦的问题。”[21]现在关于城市的起源就有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免除权起源说、卫戍起源说以及加洛林朝地方制度起源说和德意志行会起源说等诸多观点。这些假说无一例外都带有特定区域、特定阶层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是出现于中欧和西欧的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种族、语言或边界”[22]。因此，这些假说不能解释在不同地区同时产生的这一社会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地区城市兴起的共同点出发加以分析。“在这个时代，欧洲城市生活的兴起表现出若干相似点；不论它们位于北意大利或北法，位于法兰德斯或德意志，这种生活兴起和城市的经济生活发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23]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因而它的产生和出现也应是中世纪经济社会力量的产物。综观这一时期城市的产生，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城市的复兴。
1.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加促成了城市的产生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已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随着农具和耕种方式的改善，特别是用马牵引的带轮的铁犁和二圃、三圃制的广泛流行以及大面积垦荒的出现，生产率得到了增长。主要谷物如大麦、小麦的产量急剧增加，由8—9世纪时的种一收二，提高到种一收五六的水平，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同时新的动力来源如风磨和马力的使用也带动了其他专门行业如纺织、制革、采矿等的兴起。这些专门行业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专门技能的部门，致使以前的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逐渐被打破。农业生产者开始运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手工业生产者交换自己所必需的物品如生产工具等，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交换，并且这种比重逐渐增大。随着交换地点的固定，便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这成为以后城市赖以产生的基础。在这里逐渐聚集起了固定的手工业者，他们成为城市最早的市民。因此，可以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重要前提。同时，随着西欧社会在11世纪时期战争的减少和社会趋于稳定，人口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这就为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制造业等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满足了这些行业发展初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得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以交换。这样无疑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规模，使手工业者队伍逐渐庞大，从而使城市得以在以前集市的基础上迅速膨胀。
2.农奴争取独立的斗争促成了城市的兴起
马克思认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24]。这表明西欧城市的产生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与封建领主进行阶级对抗的结果。11世纪十字军东征给农奴解放带来了契机，从此农奴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便在西欧社会内部此起彼伏。开始时，一些具有特定技能的专业化手工农奴为了摆脱庄园主的剥削和压迫，便采取逃亡的方式来达到解除依附关系的目的。他们逃到一些交通要道如渡口、港口、关隘以及一些主教驻地、寺院和封建城堡附近聚居下来，利用其手工技能制成手工业产品以交换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人口逐渐增加，来往商人和商品交换行为增多，使得这些聚居地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城市。以后农奴的逃亡行为随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大而成为阶级对抗的主要方式。当时，西欧流行过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对此，汤普逊曾评价道：“城市的迅速发展曾引起农民状况的改善。”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很多城市专门制定了许多有利于逃亡农奴的法令。例如，1168年圣托美尔城规定，农奴入城后，领主不得追捕；1127年英王亨利三世给克劳彻斯特城颁布特许证明文规定：农奴在城市住一年零一天便成为自由人。除制定相应的法规外，有的城市走得更远，甚至主张废除农奴制，例如，意大利的卫尔夫派城市提倡释放农奴，并且在很多场合还允许农奴以金钱来赎买他们的自由。由此不难看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旧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对抗。自由农奴在城市聚居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增大了消费群体的基数；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众多的劳力资源以从事手工业活动。这些无疑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商品交换行为的增多，使城市逐步摆脱了封建城市的封闭特性而走向开放型的发展，这显然是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相符的。
3.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城市的产生
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贸易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本的共同原则，是城市起源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原动力的积极因素。由此可见贸易发展在城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世纪时，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地理因素“对于一个中世纪城市生活的发展是具有最大影响的。尤其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和它周围的自然资源使城市获得了经济特征和重要地位”[25]。综观中世纪时欧洲最早的城市无不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这时期最先出现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以及北欧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如后来的汉萨联盟等。这不能不说与这两地发达的海上交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意大利诸城市为例，由于与东方各国贸易往来的地中海航道的打通，再加上十字军东征扫除了意大利各城市的贸易竞争对手，这一地区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发展较快，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最早的地区。他们从近东和远东地区贩入香料和奢侈品，以此为中转地，然后向欧洲大陆腹地倾销这些商品。可以说，意大利这些港口城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贸易集散地的发展和壮大，而北欧莱茵河附近城市的兴起也不例外。
（二）欧洲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阶层的分化往往是以不同的经济地位为标准的。如果说在中世纪城市出现之初还具有一些平等、民主的意味的话，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经济地位的阶层开始在城市内部和外部同时出现了分化。城市内部出现了早期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以及那些处于城市生活最底层的雇工、学徒工人等；城市外部则是整个市民阶层与封建地主或者教会二者间的分化。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借助于行会的出现得以实现的，而外部社会阶层的分化则是城市自治运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城市自治运动和行会的出现提供了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外部环境。
1.城市自治运动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城市出现之初，大都受到封建教俗领主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经济生活的自由发展。随着城市工商业者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打破这种限制以获得自主的发展机会；又由于封建领主对城市居民的各种摊派、税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从而激起了全体城市居民的反抗。这些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贵族结成城市自治联盟，反对领主对城市的控制，实现城市的自治。道森曾这样评价自治联盟：“它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举之一。自治联盟不只是商人的联盟，而是一个城镇所有居民的联盟，他们都受到保卫共同和平、维护共同自由、服从共同首领这一誓约的约束。”[26]在共同誓约聚合之下的城市自治联盟，或采取赎买的办法，或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或二者兼用，于12世纪开始掀起向封建领主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部分城市取得了独立的自主权；而一部分城市则与封建领主相妥协，取得了不完全的自主权。取得完全自主权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德意志的城市则形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在这些共和国内，政权由一个显贵团体行使，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主权团体。它制定条例、法律，对外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对内行政权由行政长官负责行使，这些行政长官或叫“城长”，或叫“市长”或“统领”。这样就形成了城市贵族与城市居民二者的社会分层。那些只具有不完全自治权利的城市，由于领主仍然拥有极大的城市控制权，所以一般城市的行政长官如市长等都是领主的代理人，代理人代表领主行使一切权力，如宣布判决、课征赋税等。城市必须向领主履行一定的义务如交纳赋税等。在这种类型的城市里，城市贵族的自主性也有着不完全的体现，由他们中间选举出的执政官或“士绅会议”，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如通过城市的法令等，并且依照封建领主的授权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法受到审判，但没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政府。这样，就在贵族及其代理人和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第三等级，这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逐步插手城市事务的管理。
2.行会的形成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如果说城市自治运动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属于宏观层面的话，那么随行会出现所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则可看成是微观层面上的一种分化。行会的起源和城市起源一样错综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中世纪世界，下层社会到处觉得有组成某种集团的必要性”。对此，根特曾做出如下审慎的论断：“在早期，我们祖先中间，盛行着一种较为持久的、实际的而又合理的目的所表现的自由结社与组织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是无须寻求更远的根源的。它无须乎外地的榜样，但只要当他们的一般文明状态允许并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兴起了，并按照情况与目的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周围乡村的移民居住着的。他们由于变更了他们的住处，离开了他们的亲属，因而离开了那些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人们。行会在某种程度上所提供的，正是他们亲属的作用。”[27]这种借助于共同利益纽带的集团实际上成了中世纪城市居民获得独立身份的一种手段。对此道森认为：“中世纪的行会生活，是公社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的高度稳定性，使得其成员身份在个人的生活中比城市公民身份本身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通过行会，普通人才能行使和实现他的公民权。”[28]由此可见行会在中世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纵观中世纪的行会发展，其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为手工业者行会和商人行会两大类。
手工业行会是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由不同手工业作坊主联合起来反对外来竞争和压迫的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一般由同业的作坊主聚合而成，这些作坊主称为行东。整个行会由会员选举行头（行会主席）或监管来负责行会的日常事务，如产品的规格、质量和数量，学徒的年限及劳动日长短等。这些决定具有对内的一致性和强制性。行会实际上是一个由行头、行东和会员组成的严密的集团，这样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同时在每个作坊内部也有严格的分层，包括作坊主、帮工或学徒三个层次。一般学徒学习年限为2—7年，由作坊主视其表现决定是否升为帮工，在学徒期间没有工资，只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帮工则可领到少量的工资，在为作坊主工作几年后，依据相应标准被确定是否有资格独立开设作坊，成为匠师。这些标准大都由行会统一制定，只有审查通过之后方可被行会认可。实质上，作坊主与帮工、学徒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宗法性师徒关系，帮工和学徒处于行会的最底层，与作坊主之间具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商人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外来商人之间的竞争。为了保证对市场的独占地位和对商业的垄断，商人之间也组成联盟，从而形成了商人行会。一般每个城市拥有一个独立的商人联合体，也有按经营范围结成的商人行会，这时期还出现了跨城市、跨地区的商人联合公会。商人公会中有相应的领袖，他们决定商人行会的所有事务，而加入行会的商人成为会员，拥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些商人公会的领袖与高利贷主、城内的大房地产主共同构成了城市贵族。他们控制了城市议会，把持了城市的对外贸易等发展大权，成为城市的上流阶层，商人行会会员则构成了城市的市民阶层。
城市的社会阶层在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的共同作用下，基本上分成了城市贵族阶层、市民阶层和雇工阶层三类。城市贵族阶层以后出现分化，大部分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另有一部分则成为封建主贵族而被淘汰；城市市民阶层由行会的行东及会员、商人行会的会长共同构成，他们由于具有独立的经济发展权，最终大部分也上升为资产阶级；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则是雇工阶层，他们是最初的无产阶级，与市民阶层与贵族阶层都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构成了以后新型生产关系向旧有制度斗争的主力军。他们由于具有对自由的深切热望，所以形成了西方典型的市民精神。对此，法国布道家扎克·得·维特里约在1200年时大力称道这种精神，他说道：“市民能深思熟虑，对公共事务勤劳而又热心，他们拒绝屈从别人，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们的自由。”[29]由此，西方社会逐步步入了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