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在8—10世纪时为走出“黑暗”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终于在11世纪得到了回报。无论是教俗共举的加洛林“文化复兴”，还是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都在11世纪开始结出足以影响以后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丰硕果实，从而迎来了西欧社会在“黑暗时代”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这一时期，复兴的含义已远非单纯的文化意义所能概括，已从思想文化向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以后西方社会的思想发展、教俗格局的重组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1—13世纪的复兴是一次社会全方位的综合的上升运动，是西欧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也是西欧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复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产物，也是当时社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西欧社会发生的两大极为显著的事件——十字军东征和城市的兴起——共同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复兴。

十字军东征在基督教普世理想的宣召之下，伴之以强烈的功利和贪婪，开创了西欧社会由孤立、封闭向开放社会格局的过渡。作为一次以宗教统一为终极目的的宗教运动，十字军东征无疑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然而，它所带来的对西欧社会的客观上的冲击，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文化上，它打通了与先进东方文化沟通的渠道，从而形成文化上的互补（当然，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及其东方发展向西方社会的回流），使西方社会文化复兴找到了支撑点和内在的精神主线；十字军东征对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贪婪性，引入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强化了原本处于萌芽时期的社会经济贸易形式；同时十字军东征对货币的需求加速了西欧社会原有经济形态的崩溃，为新型经济因素的出现乃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在它的作用之下，西欧社会城市的复兴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西欧社会城市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十字军东征加速了这一兴起的过程。

城市不断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原有的贵族式的等级权力分配关系已逐渐被打破，新型的权力分层以利益为标准正逐步形成。这样，在新旧两大利益集团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重组的需要，进一步加快了旧的权力分层的崩溃，从而使社会分层出现了新的有利于新型利益集团的变化，这对于西欧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刺激力量，使11—13世纪的西欧社会处于两种制度更替时的活跃时期。这种活跃不仅为各种社会因素的重组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同时，这种活跃的社会外部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也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向度的选择余地，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呈现出极为纷繁的局面。

虽然这一时期教会仍然处于思想的垄断地位，但面对来自社会外部世俗因素越来越强烈的冲击，教会被迫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世俗社会打开方便之门，原先以信仰为核心的先验教会思想体系随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古典文化的重新出现，已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新传回西欧无疑加速了以柏拉图学说为理论来源的先验思想体系的解体，因而这一时期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上的经院哲学便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涌现出了一大批经院主义哲学家，如洛色林（Roscellinus）、安色伦和阿伯拉尔等。他们在理性与信仰二者关系的探讨上，或坚持先验的信仰高于理性，或执着于理性高于信仰的理论，从而围绕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两大不同的思想流派。两派学术上的论争极大地推动了这时期西欧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同流派为了宣传和弘扬自己的思想，纷纷借助相应的教会组织形式组建不同的思想群体。因此便出现了不同的教会流派，如弗朗西斯会、方济各会以及多米尼克修会等，这些修会间的思想论争无疑在教会内部带动了思想的发展，也促使教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改革。

教会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放弃，与此相反，教会迫切需要一大批与世俗社会有着紧密联系而又拥有强烈宗教关怀的人才，以达到与世俗社会相抗争的目的。然而，这些人才的获得则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教育机构才能够实现。因此，中世纪大学在该时期也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大学是教会理念与世俗形式相结合的机构，其内在的精神动因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当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也离不开城市兴起对教育所提出的新的需求的刺激，它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一方面，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在教育发展史上正式确立起了一种新型的教育观念和制度，为高等教育逐渐成为教育的重要层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在知识的传播、创造及其专业化方面，相对于以前的时代而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经院主义哲学家以大学为阵地展开的学术争鸣，为后来经院主义哲学成为教会的指导性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一些新的哲学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萌芽和理论准备。同时，中世纪大学培养出了大批人才，这可以说是西欧文化未来几百年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不管是教会的拥护者还是反叛者，他们都在中世纪大学的习染之下，或从正面，或从反面为西方文化贡献出了重要力量。

以上所述表明：社会外部因素的刺激带来了西欧社会的活跃和多元，这种社会特性又为思想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该时期西欧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思想支撑。因此，11—13世纪西欧社会的复兴可以说是社会外部因素与思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