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吉尔伯特（Gerbert），又称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Ⅱ，938—1003年）。他是教会史上第一位法国教皇，10世纪时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对10世纪德国国王奥托三世（Otto 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在法国朱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他的材料，除他自己所编的《书信集》以外，还有他的学生里歇（Richer）在《法兰西史》中对他的实践及思想的十分详尽的描述。

吉尔伯特出生于现在法国中部的奥里亚克城（Aurillac），关于其出生的具体日期目前尚存有争议[153]，人们只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送进了附近的圣·杰拉尔修道院（Saint Gerald）。里歇认为他是“一个阿基坦人，因为他生在那儿”。奥里亚克的地方志和他本人的叙述表明他“出身微贱”，“既没有财产，也没有高贵的血统”。在修道院里，他打下了语法学方面的扎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与当时圣·杰拉尔修道院浓郁的学术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圣·杰拉尔修道院是当时克吕尼精神复兴的中心之一，其修道院院长奥托（Odo）后来成为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吉尔伯特曾受业于奥托和另一位接替奥托成为院长的雷蒙（Raymond），二者都是当时知名的修道院学者。因此，可以说吉尔伯特在早期便身处一个那个世纪最好的修道院之中，受教于当时两个有名的学者。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吉尔伯特思想中偏重于古典人文知识了。这种对古典人文知识和修道院内克吕尼改革精神的继承成为吉尔伯特思想的两大来源。除此之外，吉尔伯特思想还带有10世纪时期西班牙穆斯林的学术特色，如对自然科学的偏爱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吉尔伯特的思想体系。吉尔伯特思想中的阿拉伯来源与他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的阿拉伯学者，熟悉了被加洛林“文化复兴”影响下的欧洲地区所忽略了的“四艺”科目，里歇对此曾有记载：“在比克的奥托主教的指导下，吉尔伯特对数学进行了深刻而有意义的研究。”[154]同时他在这里还接触到了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这些都成为他以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思想来源。11世纪编年史家夏巴纳的阿德埃玛曾断言他到过科尔多瓦，这无疑为吉尔伯特的阿拉伯思想来源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证明。

970年，吉尔伯特随加泰罗尼亚主教到罗马，他以其广博的智识受到教皇的重视与赏识。里歇写道：“教皇马上注意到这位年轻人非凡的才智和求知的欲望。由于在意大利很少有人懂得音乐和天文学，他马上派人去告诉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国王奥托，有一个通晓数学足以当他们老师的年轻人已经来到了罗马。国王立即要求教皇介绍一下这个年轻人的详细情况，并想方设法别让他回国。”[155]从此以后，吉尔伯特便与奥托家族建立起了深深的联系，使他卷入了10世纪的政治激流和旋涡之中。这种联系既给他带来了荣誉，使他达到权力的顶峰，于999年成为教皇，同时也为他带来了许多沉浮与苦闷。也可以说，从此以后，他便再也没有重新走回静心求学的轨迹之上。971年，吉尔伯特拒绝了奥托一世让他担任奥托二世家庭教师的请求，主动放弃了罗马的舒适生活，随兰斯（Rheims）副主教嘎尔姆努斯（Garamnus）回到兰斯，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向以逻辑学著称的嘎尔姆努斯学习逻辑。这种行为使吉尔伯特在当时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他一边向嘎氏学习逻辑知识，同时也向嘎氏传授数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以作为回报。当时的兰斯大主教阿达尔伯诺（Adalbero）正进行教会改革，他以教会学校的改革为突破口，希冀以培养人们对知识的热爱来带动教会复兴。但这种学校的改革缺少一位渊博的能担当领导责任的学者。此时吉尔伯特的出现无疑成为阿达尔伯诺的希望。对此里歇这样说道：“正当他（指阿达尔伯诺）苦恼不知如何提高他学校的地位与质量的时候，上帝给他派来了吉尔伯特。”[156]因此，在阿达尔伯诺的请求之下，吉尔伯特于972年成为兰斯主教学校校长直到989年，从此开始了给他带来巨大荣耀和光辉的教学生涯。中间除983年被任命为博比奥（Bobio）修道院院长以外，吉尔伯特的教学生涯共持续了16年之久。其间，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设计和制造了许多超越时代水平的教学用具、仪器等，形成了独特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教育思想。正是这段经历而非他的教皇生涯为他在历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他被美国学者达林顿（Darlington）称为“最伟大的教师之一”。989年，他离开兰斯学校与奥托三世结盟，并在后者的支持下于999年成为罗马教皇。但随着奥托三世在暴动中于1002年去世，吉尔伯特在屈辱中也于1003年5月离开人世。

关于吉尔伯特的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学术界已有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于1938年法国举行的吉尔伯特诞辰1000年纪念会上，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和传记作品。但是作为教师的吉尔伯特的有关资料则发掘不够，他的教学方法、教学辅助设备——教具以及产生的教育影响所蕴含的价值尚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美国学者达林顿认为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使他有资格被称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教师之一。[157]所以对吉尔伯特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挖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10世纪时期的教育，同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吉尔伯特思想的全面、系统的认识。

二、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由于受其三大思想来源的影响，在教育思想上体现出鲜明的古典人文主义特色和阿拉伯学术特色。阿拉伯特色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重视。所以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就包括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教育思想两部分。

（一）教育目的论

吉尔伯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在于作为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依附。他在984年写给图尔主教埃伯拉尔（Ebrard）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不像盘尼修斯（Panetius）要把知识的有用性与知识的点缀性二者分离，恰恰相反，在此我和西塞罗一样，总是尽力使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58]这就充分表明吉尔伯特注重的是知识的实用价值，而反对仅把知识看成是点缀和装饰的观点。但他并不否认知识具有提高人修养的价值，认为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实用前提下的一种丰富。因此，吉尔伯特的这种教育实用论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世纪以前人们为知识而知识的教育目的论，从而把教育同个人的实践以及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吉尔伯特的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现代特色。他这种教育目的论具体表现在他对修辞学科的教授之上。他从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实践出发，认为“雄辩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人来讲，唯一目的只在于作为一种装饰和点缀；而这对于那些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人则不适合，他们必须要有雄辩的才华以阻止那些具有暴力性精神的危害。在这种意义上，会说可以说是处理公共事务最为重要的一种手段。”[159]因此，他认为修辞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能熟练运用辩论技巧和修辞知识的雄辩家，要使他们在辩论时对这些理论知识的运用达到自如的境界，以至于上升到一种无艺术（artlessly）的境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吉尔伯特最终的目的还是落脚于知识的运用。同时，这种目的论也体现在吉尔伯特对科学知识的传授之上，例如，他对天文学、医学、珠算等知识内容的传授无疑都具有极强的实用色彩。

（二）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虽身为教会统治居于主导地位时期的教皇，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直接继承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同时又融入其所处时代的特有的见解和偏好，二者共同形成了其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对此美国学者达林顿这样评价道：“吉尔伯特尽管生活在中世纪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但他的思想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而不是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他更多的具有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特征，而不像是一个中世纪时期的教皇，他的思想更适合于15世纪后的文艺复兴时代。”[160]这表明吉尔伯特思想中人文主义成分的重要地位。同时，这种人文主义特征也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之上，使他形成了有别于这个时代的独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1.重视古典人文典籍的收集和传授

吉尔伯特继承了加洛林时代图书馆建设精神的传统，从当时书籍匮乏的实际出发，大量收集各种古典人文书籍，试图建立起兰斯修道院学校的图书馆。当他983年出任博比奥修道院院长时，那里有着十分丰富的藏书，包括大量古代诗人、雄辩家、哲学家的著作。当他离开这里回到兰斯时，他私下收买了一个修士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书籍。他曾经说道：“你知道，我是多么急切地在寻找各地的书籍；……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快去帮我搞一些曼利乌斯（波伊提乌）的天文学抄本、维克托里的修辞学抄本和德摩斯梯尼（菲拉列特）论述眼疾的抄本。”[161]这段话较为充分地表明了吉尔伯特对书籍的渴求和他所收集的藏书的大致范围，主要集中于古典“七艺”书籍。在所保留下来的吉尔伯特书信中，关于他对书籍的收藏对象没有一次被提到是与宗教有关的，而都是对古典人文书籍的渴求。

吉尔伯特这种对古典人文书籍的重视在教育上则表现为对这些相关知识的传授。吉尔伯特在教学过程中对许多拉丁诗人的原作进行讲授，其中包括维吉尔、贺拉斯（Horace）、斯塔裘斯（Statius）、德伦西（Terrence）、佩尔西乌斯（Persius）和朱维纳里斯（Juvernalis）等人的作品。和同时代的其他修道院学者不同，吉尔伯特并不过分在意去删除那些关于迷信和灵魂不朽的与正统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内容，而是尽量让学生学习原著。他认为这是学习修辞和辩证法，特别是锻炼、培养人的雄辩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里歇曾记载道：“只有在他的学生熟悉和掌握了这些人的作品及风格之后，他才让他们涉及修辞方面的学习。”[162]在这些古典拉丁学者诗人中，吉尔伯特尤为注重对西塞罗著作的学习和传授，他认为“西塞罗的著作是罗马雄辩术的代表和先驱”。考虑到他对学生雄辩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他对西塞罗的关注则不足为奇了。吉尔伯特曾公开声称：“在所有的人类文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些包含在著名学者众多著作中的思想、智慧更值得推崇与尊重的了。”吉尔伯特这种对古典作家的偏好遭到当时许多正统修道院学者的攻击，史载有一次当他指责罗马人愚昧无知时，教皇使者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上帝就已经选择了村夫野汉，而不是雄辩者和哲学家。”[163]不难看出，吉尔伯特是一个超越其时代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美国学者沃尔夫曾这样评价吉尔伯特，他说：“甚至16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们，也没有像他那样贪婪地寻找书籍。”[164]这一方面肯定了吉尔伯特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吉尔伯特对建立图书馆的不屈信念和其教育思想中的古典人文特色。

2.注重对传统“三艺”学科的传授

吉尔伯特作为一个古典人文主义者，充分继承了古典教育中注重教授“三艺”的传统，但和加洛林时代不同，他并不主要是一位语法学家，而更多的是着重于传授“三艺”中的逻辑（辩证法）与修辞学科。在这三种学科的关系上，他认为学习文法是基础、前提。所以他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对拉丁古典诗人学者作品的传授。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主要由兰斯修道院学校的普通教师承担，他则对逻辑学和修辞辩论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对逻辑学的教育往往是通过对一些作品的讲解来进行的，这些作品包括《波菲利》（Poorphyry）的序言、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以及波伊提乌的一些作品。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由他阅读这些作品，在阅读过程中穿插一些讲解，讲解的观点大多来自古典学者的观点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能理解和把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些必要的讨论，以加深和巩固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直到13世纪时还被人们普遍地采用。吉尔伯特教授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能自如运用修辞知识、理论进行辩论的雄辩家。因此，他的修辞教学就带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首先，在理论学习上，他把修辞课程所涉及的所有材料都归纳成一张表，便于学生系统地学习这些基本的修辞原理。其次，他让学生把这些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辩论的实践中去。里歇曾记载吉尔伯特在教学过程中“曾让诡辩家带领学生进行辩论的实践”。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二者的结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吉尔伯特已经超越了传统经院教学中刻板、僵化模式的限制，无疑具有与其时代相较而言的进步意义。

（三）自然科学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由于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思想体系中与“四艺”学科相关的自然科学的思想十分丰富，这是他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特别是他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所设计的教具，采取的教学方法以及积累的相应研究性知识，都使得他成为10世纪文化“蒙昧”状况下的特殊的例外。

关于“四艺”学科的教学，吉尔伯特采用了直观性的教学方法，他通过自己的研究，设计出了有助于学生理解深奥知识的教学辅助设备。但是他和后来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人不同，他设计这些仪器、设备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掘新的科技知识，他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在于为教学所用，在于使学生能通过这种直观的教学形式巩固和理解那些复杂深奥的知识原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吉尔伯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但同时他的这些设计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相应科技因素的萌芽，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人文学科一统文化的局面，这对于后世科技思想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吉尔伯特这种科技思想在数学、几何、天文学等学科上都有积极的成果体现。

吉尔伯特十分注重数学的教学，他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在数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他设计制作了一个算盘，对此里歇曾做了详细的记载：“为了启发学生，他要一个军械师为其制作了一个算盘。这事实上是一块木板，其中分出一些格子来。它的纵向被分成了27个部分，热尔贝[165]想借此用他的9个数码来表示所有的数字。除此之外，他还做了1000个角状符号，它们代表着这9个数码。把这些符号在以上27个格子中来回调换位置，就可以进行许多数字的乘法和除法运算。这样，运算比过去简便多了，只要花很少的时间通过心算就可以完成。”[166]吉尔伯特制作算盘所采用的原理实质上是印度发明的掐值法，即通过明确数的序列位置如个、十、百、千、万等来进行计数，这样就易于使人们能快速准确地对较大的数据进行处理。这种方法首先从印度传到阿拉伯世界，吉尔伯特无疑受益于阿拉伯且将这种原理以一种更为形象和直观的方法传播给了西方世界。除此之外，吉尔伯特还解决了当时数学学科的难题即除法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差额”除法，其计算过程包括一系列的化简[167]，转换成现代的公式就是：

alt="" src="../Images/image0380-1.jpg" /]

吉尔伯特的这一发明开辟出了一个广阔的数学领域，为数学研究走向深入和数学知识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著有《论几何学》一书，虽然这本书究竟是否是他本人所著犹存争议，但书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表明他对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的相关知识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10世纪时数学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逐渐开始注重加强对数学学科的教授和研究。

吉尔伯特以其扎实、雄厚的数学知识为基础，在天文学领域特别是在天文仪器的设计、制造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沃尔夫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工作，里歇及同时代人才对他表示出如此的敬仰”。吉尔伯特曾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木质球仪、空心球仪和浑仪。木质球仪上画着各个星座，并且可以围绕两极旋转；空心球仪上装着一些望远镜，指向两极和一些精确的方位；浑仪则可以显示出纬线（赤道、回归线和极线）和黄道，在黄道面上通过“一个十分精巧的机构”“悬挂着各大行星的轨道”。此外，他还制作了一个星盘，用来绘出宇宙的球极平面映射图，同时还可以作为测向仪。整个仪器可以通过一个小环很方便地握在手上。对于观察者来说，只要知道了天空中某一点相对于自己的位置，就可以通过这个星盘得到宇宙在任一给定时刻的完整图景。这实际上将整个天体运行加以平面化，使之更为直观，更易于学生了解天体运行的情况。关于这些仪器的具体制作过程，里歇在《法兰西史》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68]；同时吉尔伯特在他留下来的书信中也有一些记载，例如，他曾写信给迈斯（Micy）主教康士坦丁尼（Constantine）谈到如何制作球仪的问题。由于这些仪器的发明更多的是出于教学的目的而设计的，所以更有利于教学的具体进行，因而取得的教学效果是十分明显的。里歇曾说道：“使人大为吃惊的是，他通过一些仪器，成功地使这门几乎无法进入的学科变得十分明了……即使你一点也不懂这门科学，你只要了解了其中一个星座，你就马上可以通过这一球仪而识别其他所有的星座，不再需要老师的帮助。”[169]应当说里歇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对吉尔伯特的直观教学做出的评价是公允、客观的，这也反映出吉尔伯特作为一个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社会中的教师，以其卓越的形象直观教育方式为当时的教育带来的新的冲击，这也为后世的教学方法、教学思想体系提供了素材。

吉尔伯特除对上述学科有独到的研究以外，他还在音乐和医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教学中，他把音乐看成是继数学之后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然而，当时音乐在高卢地区基本上已经不再流行，所以这给他的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为此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把其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使音乐重又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音乐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修士康斯坦丁的一篇小论文中。里歇曾讲道：“他可以在单弦琴上清楚地弹出各种不同的音调，把和音与谐音分解成半音、全音、大三度和升半音等，并按照某种方法把音调分离成声音。”[170]这表明吉尔伯特自身的音乐素养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吉尔伯特对音乐学科的重视一是吉尔伯特人文主义的古典气质使然，一是从其本身立场即教会需要的角度出发，要求他重视对音乐知识的传授。他对医学的研究则不同，既非出于教学的需要，也不是宗教环境的结果，而是一种对医学研究的兴趣使他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但吉尔伯特医学研究的兴趣并没在里歇的《法兰西史》中得以体现，里歇自己则对学医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从兰斯到夏尔特尔（Chartre）向一位精通医术的修士求教，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反差和悖论。要解释这种反差的唯一的原因在于吉尔伯特并没有把医学作为教学的一部分。这在吉尔伯特写给他的一位朋友阿达尔伯诺的一封信中已有所体现。当阿达尔伯诺向他征询建议时，他说道：“你不要希望我能给出那属于医学实践中权威性的建议，我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而避免将它与实践相联系起来。”[171]这也表明吉尔伯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医学的学术性探讨，而不是进行医学实践。出于强烈的兴趣，吉尔伯特收集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并且也曾抄写过一些医学手稿。这些都是和他所处时代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也体现出他超越时代的一面。

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他对古典人文学科的重视，直观教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大量教学辅助设备的设计与制造以及他专心致力于教育的精神和他的实用的教学目的论，都无疑使他的思想具有了超时代的意义，使他成为一位卓有成效的杰出的教师之一。作为教师，“他的知识之完全，造诣之精深及个人体验之丰富都是阿尔克温（阿尔琴）这样的人所无法比拟的。他具有十分全面的知识和教学的才能”[172]。同时，作为教师他还具有一种执着和专一的精神，并且具有一切优秀教师都应具备的教学相长的精神，他曾说：“我教我所知的一切，学我所不知的一切。”所有这些无疑都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由于他在教学上的杰出贡献，通过他所培养的众多的学生的作用，吉尔伯特间接影响了十一二世纪的政治、宗教事务，间接导致了11世纪德国和意大利境内的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兴起。所以他的历史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总体上讲，他是文艺复兴以前的一个人文主义者，其所有的思想与影响都是与他的人文主义的特质紧密相连的。因此，西方有些学者从这种意义上把吉尔伯特时代称为10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173]

[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

[2]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5页。

[3]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13页。

[4]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郑宇健、顾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5页。

[5]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24页。

[6]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7页。

[7]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9页。

[8]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13页。

[9]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279页。

[10]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9页。

[1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28页。

[1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6.

[1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98～99页。

[14]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27页。

[15]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64页。

[16]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26页。

[17]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25页。

[18]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9页。

[19]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28页。

[20]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28页。

[21]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46页。耶罗姆，也译作哲罗姆，和奥古斯丁同为罗马末期的著名学者。

[22]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沅芷、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4页。

[2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7页。

[24]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78页。

[2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20页。

[26]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1页。

[27]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34页。

[28]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6页。

[2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页。

[30] 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7页。

[31] Christianity，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1，p.220.

[32]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31页。

[3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42页。

[34]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36页。

[35]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59页。

[36]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49页。

[37]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34页。

[38]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63页。

[3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0页。

[40]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40页。

[41]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41页。

[42]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51页。

[4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3～114页。

[44]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3～114页。

[45]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41页。

[46] 这里是指796年阿尔琴任院长的图尔修道院。

[47]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49页。

[48]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36页。

[49] 以上引文均出自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43、44页。

[50]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86页。

[5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350页。

[52]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20页。

[53]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92页。

[54]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302页。

[5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302页。

[56] 恩地（Precaria）是由于请求而赐予的土地，即一种有条件的占有地。

[57]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65页。

[58]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32～33页。

[59]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64页。

[60]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207页。

[61]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9.

[6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64.

[6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页。

[64]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54页。

[65]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New York，1966，p.51.

[66]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54.

[67]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68页。

[68]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56页。

[6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页。

[70]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176.

[71]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177.

[72]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33～34页。

[7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9页。

[74]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59页。

[75]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70页。

[76]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76页。

[77]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56页。

[78]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p.51～52.

[79]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59.

[80] 阿尔琴：《约克郡教会中的主教和圣徒》（第二卷），弗罗本版1777年，第256页。

[81]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69页。

[82]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53页。

[83]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197.

[84] W. J. McCallister，The Growth of Freedom in Educati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imited，1931，p.311.

[8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8页。

[86]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0.

[87]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53页。

[88]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67页。

[89] 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34.

[90]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69页。

[91] 转引自Gaskoin，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p.43.

[92]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69页。

[93]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42页。

[94] Eleanor Shipley Duckett，Alcuin，Friend of Charlemagne：His World and His W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1，p.112.

[95]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180页。

[96]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American Book Company，1905，p.269.

[97]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p.268.

[98]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p.270.

[99] F. V. N. Painter ed.，Great Pedagogical Essays，p.276.

[100]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09页。

[101] 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上海广学会1939年版，第226页。

[102] 关于伊里杰纳如何在希腊语消失的时代学习希腊语，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伊里杰纳是通过到东方旅行而学习希腊语的，伍特的《历史和古代大学》中提到：“凡是哲学家们常去写作或存放他们的秘密著作的地方或庙宇，我没有不加检查而放过一处的，凡是可能被认为知道一些哲学著作的学者们，没有一个人我不曾去询问过。”同样，伯纳德（Bernard）在《中世纪外语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他在希腊语盛行的国家学习了希腊语，有可能是西西里（Sicily）、南意大利，甚至还有可能曾在拜占庭（Byzantium）学习过。”这两种观点与当时西欧希腊语丧失的文化背景相符，因而具有一定的确证性。

[103]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11页。

[104]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32页。

[105] 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96页。

[106]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13页。

[107]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幼狮翻译中心编译，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87页。

[108]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21～322页。

[109] 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412页。

[110]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页。

[111]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页。

[112]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页。

[113] 转引自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25页。

[114]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15页。

[115]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15页。

[116] 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402页。

[117]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1部，第14卷），基督教辅侨出版社，第161页。

[118] 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147页。

[119] 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412～413页。

[120] 转引自彭彼得：《基督教思想史》，第228页。

[121]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87页。

[122]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312页。

[123]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23.

[124] 《论自然的区分》，见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145页。

[125] 《论自然的区分》，见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146页。

[126] 《论自然的区分》，见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152页。

[127]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

[128]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37.

[129]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130]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117页。

[131]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118页。

[132]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127页。

[133]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94页。

[134]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7页。

[135]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42.

[136]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58～59页。

[137]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21.

[138]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569.

[139] 即指《编年史》。

[140]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121页。

[141] 即指《编年史》。

[142]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482.

[143]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521.

[144]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59页。

[145]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39.

[146]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59页。

[147]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21页。

[148]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575.

[149] 郭守田：《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第59页。

[150] Alfred P. Smyth，King Alfred the Great，p.238.

[151] Albert Tucker，A History of English Civilization，Harper & Row Publisher Inc.，1972，p.43.

[152]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59页。

[153] 关于其出生，目前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吉尔伯特出生于938年，大部分法国学者持这种观点，但这种观点与吉尔伯特自己的叙述有许多矛盾之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他应该是在940—945年出生的，但具体哪一年无法确定，美国学者达林顿（Darlington）持这种观点。

[154]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49页。

[155]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50页。

[156]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47，52（3），p.463.

[157]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p.456～457.

[158]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5.

[159]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5.

[160]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6.

[161]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55页。

[162]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5.

[163]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58页。

[164]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55页。

[165] Gerbert的另一种译法。

[166]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60页。

[167] 详细运算过程可参见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61页。

[168] 可参见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中的相关部分。

[169]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69.

[170]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p.466～467.

[171] Oscar G. Darlington，Gerbert，the Teacher，p.473.

[172] 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第157页。

[173] 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参见《欧洲的觉醒》，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