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弗烈德大帝生平概述

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899年）是9世纪英格兰南部威塞克斯公国国王阿特伍尔夫（?thelwulf）五个儿子中最年幼的一位，也是最具历史功绩、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的一位。由于阿尔弗烈德在位期间对统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对英格兰的完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所以他被后人尊称为“大帝”，这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国王。目前，学术界对阿尔弗烈德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的有关阿尔弗烈德的历史材料极其稀少，以前学术界奉为经典的最早的研究史料是9世纪时阿尔弗烈德的宫廷学者阿塞尔（Asser）所撰的《阿尔弗烈德的一生》（The Life of Alfred）和阿尔弗烈德组织编撰的《编年史》（Chronicle）。但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发现存在许多疑点，因而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受到怀疑。对此，英国学者史密斯在1995年出版的《阿尔弗烈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一书中对相关疑点进行了仔细的清理，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鉴于此，本研究将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史料，对阿尔弗烈德的文化学术活动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阿尔弗烈德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他继承王位的早年阶段（849—871年）；第二阶段是抗击丹麦入侵者的战斗阶段（871—878年）；第三阶段是阿尔弗烈德的文化建设阶段（878—892年）；第四阶段是他的晚年阶段（892—899年）。这四个阶段除早年阶段外，其余三个阶段是根据《编年史》中对阿尔弗烈德的阶段性记述加以划分的。

关于阿尔弗烈德的早年阶段，无论是阿塞尔的《阿尔弗烈德的一生》还是《编年史》都没有明确的记载。阿塞尔认为阿尔弗烈德出生于849年，而史密斯根据阿尔弗烈德在位时编撰的最早的《西撒克逊谱系》（The West Saxon Genealogy）的记载：阿尔弗烈德在23岁时继承了王位，而登基的时间是871年。据此，史密斯认为阿尔弗烈德应出生于847年或848年。[127]关于阿尔弗烈德早年情况的记载在《编年史》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853年他随父亲到罗马朝圣，一年后返回威塞克斯，根据阿塞尔的模糊记述，阿尔弗烈德似乎曾两次到罗马，现已无据可考；另一次则是868年，他随其兄阿特尔雷德一世（?thelred Ⅰ）远征诺丁汉（Nottingham）。此外，阿塞尔曾在传记中记载了当阿尔弗烈德10～11岁时，阿尔弗烈德父去世，后其兄阿特尔雷德成为他的监护人。正因为如此，当阿特尔雷德于871年去世后，阿尔弗烈德方取代了阿特尔雷德那些年幼的子女而成为国王。关于阿尔弗烈德早年受教育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阿塞尔认为阿尔弗烈德早年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训练，出使罗马的经历使他具有了极为初步的拉丁文知识；并且阿尔弗烈德一生为疾病所困扰。这种观点明显和阿尔弗烈德后来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巨大成就相矛盾，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疑问。其中，史密斯推断，阿尔弗烈德虽然早年所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其早年教育已为其以后对学术文化的关注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些观点也仅仅限于推论而已，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所以关于阿尔弗烈德的早期教育情况已成为一段历史悬案。

阿尔弗烈德于871年即位后，直到878年一直都在和丹麦入侵者进行军事上的斗争。据史载，8年间，大大小小的战斗共进行了50多次。仅在871年，阿尔弗烈德就进行了规模不等的9次战斗，《编年史》对其中的6次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128]因而这一阶段也可看成是阿尔弗烈德军事上的抗争阶段。该阶段有两次战斗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两次战斗都发生在878年。878年1月，在威尔特姆郡的奇特纳姆，阿尔弗烈德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大败。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说道：“878年1月，阿尔弗烈德的运气出现了惊人的逆转……许多人被杀死，大部分人溜回家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逃往海外……只有极少数军官和随员跟从阿尔弗烈德……这是阿尔弗烈德最困难的时期。”[129]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同年5月底，在伊桑敦，阿尔弗烈德集合旧部大败丹麦军队，并活捉其首领格洛斯姆，从而一举扭转了不利局面。活捉格洛斯姆后，阿尔弗烈德亲自充当教父为格洛斯姆及其部众洗礼，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以永息干戈。这虽然收效甚微，但充分体现了阿尔弗烈德的宽大胸怀。丘吉尔对此给予了至高的评价，他说：“阿尔弗烈德具有一种崇高的力量，能够使感情不受环境的支配，在大战或惨败中仍然保持公正的看法，不为艰苦的逆境而气馁，也不因命运的好转而得意忘形，并且对于屡次失信的人仍然信赖。由于这一切，他的形象远远高于同野蛮人进行斗争的动**不定的战争舞台，在荣誉的顶峰放射着永恒的光华。”[130]伊桑敦战役结束后，威塞克斯王国得以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尽管据史载这种和平是阿尔弗烈德用重金买下的和平，但这段和平时光成就了日后完整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同体和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878—892年是阿尔弗烈德实行初步政治军事改革和文化学术复兴的时期。在军队组成上，阿尔弗烈德采取轮换制，即让一半人在家从事农业耕作，一半人参军以抵御丹麦人的进攻；并且这两部分根据一定的时间相互交换，这样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又保证了农业生产。同时，从威塞克斯军队组成的实际出发，阿尔弗烈德在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组建了海军。尽管海军实力并不强大，但“英格兰海军的诞生仍将永远和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名字连在一起”。在政治上，据丘吉尔所载，“在南到英吉利海峡，北到泰晤士河谷的全国广大地区，阿尔弗烈德国王都建立了自治市，并且划给每个市一部分附属地区，使它有足够的人守卫城墙，维修工事”[131]，从而加强了整个王国的防御力量。这一时期使阿尔弗烈德名垂青史的是他对文化学术活动的扶持和参与，这为他赢得了“英格兰的查理曼”的称号。

阿尔弗烈德的晚年时期是他最后一次抗击丹麦军队的入侵、巩固社会文化改革的时期。从892年秋天开始，丹麦军队分三路入侵西塞克斯，其中以黑斯廷为首的一支较为有名。这时期西塞克斯军队在阿尔弗烈德指挥下，由他儿子爱德华和女婿埃特尔烈德辅助，取得了抗击丹麦入侵者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持续到896年，以丹麦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编年史》在总结这次战争时感叹地写道：“感谢上帝！这支军队（丹麦军）并没有给英格兰人造成太大的创伤。”3年后，即899年，阿尔弗烈德带着一生的荣耀去世。关于阿尔弗烈德的身后影响，丘吉尔曾做出高度的评价，“他的血缘为英格兰人造就了许多伟大的统治者，他的鼓舞作用为基督教军队频传捷报提供了动力”[132]。由此不难看出阿尔弗烈德作为英格兰历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及他作为教会保护者的伟大历史地位。

二、阿尔弗烈德的学术文化政策和活动

阿尔弗烈德深受查理曼文化复兴的影响，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同时，他对精神生活的培养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统治者。对此，道森指出：“在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中间，只有他意识到了精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他在恢复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上花费的精力，并不比他在保护民族生存上花费的精力少。”[133]由于北欧异族入侵对发达的爱尔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破坏，所以阿尔弗烈德的文化重建工作所面临的基本上是一片文化荒漠。关于当时的文化学术状况，他在《司牧训话·绪言》（Pastoral Care）中说道：“在英国，学术的低落如此之普遍，甚至在亨伯河的这边，能懂英文礼拜或把一个拉丁字译成英文的人已经极为稀少；我相信在亨伯河的那边也不多。事实上，当我即位时，他们是如此之少，以致现在连一个在泰晤士河以南的也记不起了。”这种文化荒野的现状与以往文化昌盛时代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阿尔弗烈德对已逝的文化时代产生了向往。他说：“我常想起从前全英国教会内外有过多么博学的人……那时统治国家的国王如何服从上帝和上帝的宣教师；他们如何在国内维护和平、道德和秩序……他们在军事与学术方面是如何成功；还有奉圣职的人是如何热心于教导与学习以及对上帝的一切礼拜……”[134]昔日的文化繁荣与阿尔弗烈德所处的文化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构成了阿尔弗烈德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的巨大内驱力。他的所有的文教学术活动提纲在《司牧训话》前言中均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主要包括对拉丁文作品的翻译，组织编撰《编年史》，招贤纳士开办宫廷教育和注重对教会教育的改革等。因此，《司牧训话》前言一文也被史密斯称作阿尔弗烈德学术文化活动的计划与蓝图[135]，充分展示了阿尔弗烈德的学术文化政策与实践。

（一）对古典拉丁文作品的翻译

翻译活动是阿尔弗烈德确立自身学者型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翻译实践的出现也是当时文化现状与社会的文化需求二者脱节的必然产物。对此，阿尔弗烈德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详细阐明了翻译拉丁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动机，他说：“我忆起曾经怎样地看到我国在全被焚掠以前的情景；遍布于英国的教会是怎样地充满珍宝与图书。尽管也有一大批上帝的仆人，但他们不懂这些书，因为这些书并不是用本国文字写的，这就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极为奇怪，为什么从前遍于英国的博学多能的人既然读懂一切书籍，而不想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这是与当时其他文化的做法背道而驰的。当时，“其他一切基督教国家也把它的一部分译成自己的语言”。基于英格兰这种只会英语而不懂拉丁文的文化现状，阿尔弗烈德提出：“最好我们也把那些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译成我们都能懂的语言。”[136]这里提出的“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实际上是指阿尔弗烈德的具体的选材范围，即选取一些适应需要的经典的拉丁作品作为对象。从现已确定的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来看，其选材范围涉及历史、法律和哲学等。史密斯曾就阿尔弗烈德所译的《司牧训话》一文做出详细的探究，他认为阿尔弗烈德之所以关注格里高利的作品，主要是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世俗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包含的神学思想吸引了阿尔弗烈德。[137]这基本上反映出阿尔弗烈德的一个重要的选材标准，即“有用”或“需要”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下，阿尔弗烈德亲自翻译了格列高利的《司牧训话》、波伊提乌的《哲学的安慰》以及奥古斯丁的《对白》。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独立完成的；一种则是阿尔弗烈德组织，由学者完成的。由于史料缺乏和年代久远，这两种情况常被混为一谈，所以关于哪些作品是阿尔弗烈德本人亲自翻译的，至今尚存有较大的争议。例如12世纪时，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isbury）就曾认为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为阿尔弗烈德所译；后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奥纳修斯（Orosius）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为阿尔弗烈德所译等。对此，史密斯通过对这些涉及的作品内容、时间及翻译风格等方面的考证，认为真正由阿尔弗烈德独立翻译的作品只有三部，即《司牧训话》《哲学的安慰》和《对白》。本文作者采用史密斯的观点。

翻译，必须要有娴熟的语言知识作为文化支撑。从阿尔弗烈德所译作品的情况来看，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拉丁文水平，并且熟悉英语中的一些习惯表达方式。然而，根据阿尔弗烈德的传记作家阿塞尔的记载，阿尔弗烈德在39岁（由于阿尔弗烈德出生时间的错误，所以阿塞尔误认的39岁应为40岁）时才开始接触拉丁语。在《阿尔弗烈德的一生》中，阿塞尔说道：“887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在阿塞尔的帮助下，阿尔弗烈德开始阅读拉丁文作品，并进行相关翻译。”这时阿尔弗烈德刚好40岁。同在该书中，阿塞尔又提出阿尔弗烈德及其学者们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890—899年。也就是说，阿尔弗烈德学习拉丁语3年后，他便能独立完成一些古典作品包括深奥的哲学著作的翻译。这种情况为后来的学界留下了诸多困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否完全掌握一门较为深奥的语言，并能熟练应用，对此许多学者对阿塞尔的记述提出了质疑。质疑的结果是认为阿尔弗烈德开始拉丁语学习的时间会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他7岁时到罗马的朝圣经历。这种解释较阿塞尔的记载似乎更为符合历史的事实。由于阿尔弗烈德语言能力的限制，更因为其所处时代文化的落后，很难说阿尔弗烈德在翻译中很好地理解了奥古斯丁和波伊提乌等人的哲学思想。但为了使其翻译的作品能为英语社会所接受，他采取了较为丰富的翻译技巧，较为简明地传达原作的思想观念。从阿尔弗烈德所翻译的作品来看，它们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技巧：一是较为朴实的翻译，即采取逐字逐句的翻译方式，这能保证忠实于原作，这种技巧主要体现在他对《司牧训话》一文的翻译之中；一种技巧则是采取意译的方法，通过有所选择的综合以及对原作里的材料进行重新安排，按照英语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对《哲学的安慰》和《世界史》等艰深著作的翻译；在翻译中，阿尔弗烈德在修辞手法上较多地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这种隐喻大多以船或航海为喻，这种隐喻手法的运用无疑是受格里高利《司牧训话》影响的结果。综观阿尔弗烈德所译的作品，不能不惊叹他对拉丁语和英语二者融合的熟练驾驭。对此，史密斯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的翻译技巧至少部分反映出他对方言表达方式的熟练与热爱，更反映出他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于英语文化体系的愿望和努力。”[138]这也正是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为英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翻译，一方面引进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燃起了文化复兴的希望，为英语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推动了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了英语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为后来英格兰民族统一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统一的工具性语言。这种语言的本土化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本土化，这就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日后兴起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此意义上，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对于英语文化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组织编撰《编年史》

《编年史》也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种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历史记载体裁并非阿尔弗烈德本人的首创。早在六七世纪比德时期便有了编年体裁的出现，只不过那时的编年史是用拉丁语而不是英语记述的；而阿尔弗烈德则开创了用英语进行英国编年史编撰的先例。目前，学术界关于《编年史》究竟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编撰，还是在他主持下由宫廷学者加以编撰的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多数学者认同后一种观点。《编年史》的时间跨度较大，覆盖了从最早的英国外来入侵直到1155年。也就是说，《编年史》最早记载的事件是公元前60年恺撒（Caesar）入侵不列颠。自此以后英国发生的较大历史事件都有着或详或略的记载。从《编年史》的内容构成来看，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写作风格上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阿尔弗烈德871年继位以前的记述，这些记述都较为简略，文风粗疏，与后面的记载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接着便是871—896年的记载，这部分对历史事件特别是与阿尔弗烈德有关的历史事件记载尤为详细，但这部分在878—891年出现了断裂，只有零星之处提到西塞克斯王国和不列颠的历史事实，更多的篇幅是用于介绍丹麦军队在欧洲大陆的行动；896—1155年构成了编年史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除沿袭了阿尔弗烈德时代的风格外，从语言表达历史叙述和评价方面都较前两部分更为成熟，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编年史》内容构成上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编年史》的编撰是从阿尔弗烈德开始的。对此，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也做了相应评价，认为“编纂《撒克逊编年史》[139]的工作就是由他开始的”，因为“开头的条目都很零散，可见没有经过编纂者的运笔。从阿尔弗烈德的时代起，条目都很确切，内容往往很丰富，而且有时文笔流畅，并能写出某些事件的历史意义”[140]。史密斯也指出，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41]的记载内容来看，871年是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这一年开始，有关阿尔弗烈德和丹麦入侵者的内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以前对丹麦军队行动的记载则是较为简略的。这反映出编纂者有意把871年即阿尔弗烈德登基的年份，作为《编年史》的“起点”。据此史密斯认为《编年史》的编撰是在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142]同时，《编年史》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和对语言本土化的追求无疑又符合了阿尔弗烈德的个人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编年史》是在阿尔弗烈德指示下由相应的学者组成的编撰机构编纂而成的。史密斯认为：“有两组学者同时开始编撰《编年史》。一组学者负责收集从恺撒到834年的材料；而另一组学者则负责撰写阿尔弗烈德家族开始统治西塞克斯王国的部分，主要集中于阿尔弗烈德继位以后。”[143]也有学者认为《编年史》的第一部分是阿尔弗烈德组织学者对拉丁文《编年史》所做的初步的翻译。这两种观点在此似乎并不矛盾，因为收集材料的过程必然涉及借鉴；又由于以前的材料均为拉丁文，所以对现成材料的翻译更是顺理成章之事。总之，无论阿尔弗烈德在《编年史》的编撰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一行动本身开创了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与重视。同时，《编年史》重现了古典英国历史的基本构架；作为一种体裁，《编年史》也为历史阐释和陈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编年史》丰富了英国历史的研究，完善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上的一次进步。

（三）宫廷学者和宫廷学校

关于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是否如查理曼时期有着统一的宫廷教育机构，现在还存有极大的争议。从他的《司牧训话》绪言中所体现出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阿尔弗烈德较为注重贵族青年的教育，并且吸引了一批威塞克斯以外的学者到宫廷服务，成立了“知识之家”（House of Knowledge）的机构。但据现有史料还很难判断这些学者所发挥的作用能与阿尔琴等人在查理曼宫廷中发挥的作用相提并论。阿塞尔的传记中所记载的相关情况几乎是查理曼宫廷学校历史的翻版，所以很多学者对此持极大的怀疑态度。

阿塞尔在传记中曾记载阿尔弗烈德从默西亚（Mercia）邀请了四名学者到宫廷，以辅助阿尔弗烈德学习。这四位分别是沃尔思特主教威尔弗特（Waerferth，bishop of Worecester）、普利门德大主教（archbishop St. Plegmund of Canterbury）、教士埃特尔斯坦（Priest ?thelstan）和牧师沃尔伍尔夫（Chaplain Waerwulf）。此外还有从法国高卢来的修道士格林保尔（Grimbald）和弥撒牧师约翰。阿塞尔在传记中则自称是被阿尔弗烈德大帝从西威尔士召集而来的，作为阿尔弗烈德的老师。这七个人共同组成了当时阿尔弗烈德的学者群体，辅助阿尔弗烈德的自学。这也得到了阿尔弗烈德本人的证实，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曾提到这些学者曾帮助他学习拉丁文。他说：“我在国事纷忙中，开始把拉丁文名为Pastoralis的著作译为英文……这是我从我的大主教普利门德、我的主教阿塞尔、我的弥撒牧师格林保尔、我的弥撒牧师约翰学得的。”[144]这些宫廷学者被称为Witan，即“智者”“贤人”（a wise man）。他们除了帮助完成阿尔弗烈德的翻译计划外，还承担着相应的教育职责，但没有证据能显示他们是宫廷的专职学者。史密斯的研究表明，这些学者似乎并不常住宫廷，而是在阿尔弗烈德需要的时候被宣召进宫。因此，他们同时也负有进行教会管理和从事世俗事务的职责。对此，史密斯以普莱格蒙德和沃尔夫特为例加以证明。他认为“他们不仅只限于帮助阿尔弗烈德完成其翻译计划，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沃思特的抵御丹麦军队入侵的保卫战和参与了898年伦敦的重建工作；同时负责各自所辖教区的宗教事务”[145]。可见这些宫廷学者的角色定位是多元化的，这也是与当时战争环境是相吻合的。

宫廷学者角色定位的非确定性，使得宫廷学校存在的师资因素出现不确性，因而学术界对阿尔弗烈德时期是否存在正规的宫廷学校有着相当的质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弗烈德极为注重教育，并且在宫廷中确实存在过相应的贵族子弟的教育机构。他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曾多次谈到与教育有关的问题。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对教育对象做了界定，他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安静、和平，就可容易做到让现在英国出身于自由人家庭并有足够从事学习的财力的青年，在他们还不适合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专心学习。”[146]这表明阿尔弗烈德所主张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王室子弟和贵族子弟能负担起学习的费用。在此意义上存在相应的宫廷教育机构是与他对教育对象的界定相符的。博伊德和金据此认为该机构的教育目的在于“使全民得到提高”[147]。他在《对白》绪言中对这种思想也有相应的论述。他坚信：“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获得的智慧和教育越多，那么他（她）提高自身水平和在来世获救的机会就会越好。”[148]因而出于全民提高的目的，他要求注重教育。为此目的，他从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阿塞尔在传记中曾记载阿尔弗烈德用收入的1/8来资助宫廷学校的建设。在教学内容方面，阿尔弗烈德也做了相应的论述，他认为教学内容主要应包括英语学习和拉丁语学习两部分，其中英语学习是基础，而拉丁语学习则是提高阶段的学习。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说道：“在他们还不适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专心学习，一直到他们把英文读好。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以后再教以拉丁文，并提拔他们升等。”[149]在此，阿尔弗烈德通过“提拔”“升等”把教育同前途联系起来，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人们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有利于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教育整体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同时他认为拉丁语的学习并不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通过学习达到应用的目的，即达到人们能够阅读和理解拉丁语著作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实现文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阿尔弗烈德对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源于英国文化衰败的现状，另一方面则出于他自身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尽管宫廷学校的存在与否尚待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对教育的关注无疑是英国后世教育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意义上他又被后世学者誉为教育的“庇护者”（Patron）。

此外，阿尔弗烈德还编订了法典（Law Code）。史密斯认为：“阿尔弗烈德法典并不是西撒克逊习惯法的简单汇集，而是在他指导下的对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司法实践进行综合、提炼的产物。”[150]他一方面在法典中将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摩西传统、基督教原则和日耳曼习惯相融合；另一方面又借鉴了《圣经·新约》中的一些原则并做相应修改以为他所用。他曾对法典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发表评论说：“法官如能牢记这一原则，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法官应设身处地替原告着想，考虑怎样判决才能使他满意。”同时，他还经常参与司法实践。阿尔弗烈德法典后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最终为圣爱德华法典所继承，成为英国宪法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阿尔弗烈德开创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先河，为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阿尔弗烈德作为一位处于时代更迭期的杰出君王，一方面以不屈的人格力量抗击着异教徒对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保存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独立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许多学者对阿尔弗烈德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挽救了英格兰，甚至挽救了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151]这种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把阿尔弗烈德看成民族英雄和教会的庇护者则是一致的；同时他在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对异教徒的宽厚胸怀，更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历史赞誉。另一方面，阿尔弗烈德在文化荒漠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复兴与重建使他赢得了学者和文化保护人的声誉。这也是他对后世英格兰民族影响至为深远之处。对此道森曾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王的所有成就，都没有他在其最后几年中致力于追求知识，以便为其臣民恢复已经失去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这一决断，更富有英雄气概的了。”“他普及当地基督教文化的质朴计划，或许比查理曼帝国的神权政治泛世主义更适合于时代的真正需要。”[152]正是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他作为民族英雄以及作为文化传人的特定历史地位，为他赢得了不列颠历史上唯一的“大帝”称号。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考虑到他的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这一称号于他是恰如其分和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