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战马嘶鸣，社会动**，古典文化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罗马时期的公立学校制度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和城市的衰败而消亡。有一批神学家，他们也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出于培养神职人员或保存和延续古典文化传统的目的，在修道院或大教堂内创办了中世纪西欧大陆地区最早的一批学校。这些学校此后自然成了教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的发展因此完全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

由于处于历史过渡时期，再加上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所以这批神学家的教育思想存在着差异和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待世俗学问的态度上。他们有的全盘接受，将它与教义、神学并重；有的以是否有益于基督教信仰为尺度进行取舍；有的则完全予以排斥，视之为“异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西欧教育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了中庸之道。其他方面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分歧—整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罗马教会的教育思想决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本面貌。

一、波伊提乌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阿尼奇·曼留·塞凡里纳·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或525年），出身于显赫的罗马贵族世家，早年在雅典接受了长期的良好教育，再加上本身聪慧超群，成熟较早，弱冠之年便已投入了社会政治生活。在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统治时期（493—526年），波伊提乌官运亨通，成为国王的近臣。520年，他出任罗马执政官。522年，他与著名的元老西马库斯的女儿结婚，同一年，他的两个儿子与他一同被推选为执政官。此时，波伊提乌的权势和声望达到鼎盛。然而，好景不长，523年他被控叛国罪下狱，后被处死。

波伊提乌在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位罕见的知识渊博的学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作为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他竭力想保存和延续这种文化传统。在政治上，他试图在异族统治下维护元老院旧有的权威，推行罗马以往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他努力在新的社会和历史形势下发展和丰富基督教思想，使之合理化、现实化，并借助翻译、整理、编纂和注释古希腊文化的成果来培养人们的理性，以此来恢复被战争和异族统治所麻痹了的国民性。担负着这种历史使命的波伊提乌做了大量的著述，内容涉及教育、神学、哲学、科学等方面。

在教育和科学方面，他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翻译了古希腊艺术和科学中最基本的知识，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库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并整理编纂了《几何原理》《算术原理》《音乐原理》等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中世纪成了教授“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课本。五卷本的《音乐原理》是当时一部音乐思想的完整著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音乐教科书，即使是在今天，这部著作在帮助我们确证古典音乐原理和方法方面，仍有很大价值。

在哲学方面，波伊提乌曾经立志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柏拉图的《对话集》译成拉丁文，并设法使这两位古希腊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观点协调一致。但实际上他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正位篇》《解释篇》《范畴篇》以及波菲利对之所做的注释，此外还为《范畴篇》《解释篇》撰写了评注。这些译著和评注在中世纪被广泛地用作逻辑学教材，同时构成了早期经院主义者汲取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主要资料库。作为一名翻译家，波伊提乌在技巧上，亦即在那种转译术语的准确性和艺术性上是非常卓越的，他为许多希腊哲学概念在拉丁文中找到了合适的对应词，并第一次下了标准的定义。所有这一切，对于中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波伊提乌的神学著作有一些还需辨别真伪，目前有把握肯定的是他所著的关于“三位一体”神学命题的五篇论文以及他在临终前撰写的《哲学的安慰》（Philosophic Consolation）。研究他在这些著作中所表达的神学观点，并弄清他所用的一些对基督教哲学有着重大意义的术语，如位格、实体、存在、上帝的永恒性等的确切含义，对研究基督教思想史和经院哲学是有益的。[12]特别是《哲学的安慰》这部著作，为信仰的理性化和过渡到经院主义哲学开了先河。

波伊提乌涉足了众多的知识领域，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识分类法。他视哲学为知识的总汇，由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组成。思辨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存在有神智、理智与自然三个领域，相对应的是三门学科，即神学、生理学（现在所说的心理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分别研究个人、国家和家庭的行为。由语法、修辞和逻辑组成的“三科”是哲学的工具，其中的逻辑又是思辨哲学的一部分。逻辑与思辨哲学的关系犹如手与身体，手既是身体的工具，又是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伊提乌将七门自由学科中的另四科组成“四艺”，拉丁文原意为“四条道理”，波伊提乌将它定义为“通向智慧的四条途径”，归属于思辨哲学。波伊提乌对人类知识所做的分类，符合古代知识状况，为中世纪的教育规定了基本框架，古代知识则在这种框架中以百科知识的形式被保存下来。

波伊提乌与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一样，没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教育思想，但从他的哲学思想中所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仍给当时和后世的教育以启示，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安慰》这部著作里。

《哲学的安慰》是波伊提乌在囹圄之中所作。面对命运的突变和死亡的临近，他没有求助于上帝，而是在“哲学女神”的引导下，极其冷静地对人生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天命、善恶、幸福、自由意志等进行最后的思索。经过思考，他认识到，人生的命运与自然的秩序是同一的，它们支配着万事万物的流逝往复，不依人的愿望而驻足一处。一切靠命运降临的东西，尽管它能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都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善，“即是那一旦达到而不会再求什么的。那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最高点，包括一切美好事物；如果遗漏了任何一种善，就不能称为最高福善，因为还有可追求的东西”[13]。显然，财富、权势、名誉、享乐都不是至善，因为它们会引起更大的欲望。唯一能满足欲望的幸福是美德，美德不假外物，超越一切外在幸福。只有美德才是人通过自己追求、不依赖命运即可获得的幸福，才是一切人应当追求的目的。相对于善的完全，恶就是缺陷，对于人来说，这种缺陷主要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能力，因为每个人都不乏行善的意志和愿望，但往往缺乏行善的能力，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或至善，误把外在幸福作为善来追求。人在善恶的选择上存在着自由意志，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认识受到时间的束缚，不具有上帝的那种预知能力。因此，是上帝决定着合乎至善的必然秩序，他本身即代表着至善。作为人来说，他可以通过为善而获得神性。

以上波伊提乌所探讨的也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众多基督教神学家所长期讨论的问题。波伊提乌是名基督教徒，但他没有盲目地信仰，而是本着理性的态度，运用逻辑推导的方法进行逐步深入的思考。尽管他的最终结论没有离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更为理智和现实，因此，对教育更富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他向教育指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美德，引导人们追求至善；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是有理性的，有自由意志的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是可教的，而且人人都可教；教育的具体实践应该是提高被教育者行善的能力，首先是提高辨别善与恶、真幸福与伪幸福的认识能力。可见，波伊提乌虽然是中世纪前期的思想家，但其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与中世纪那种消极、弃世、蒙昧主义的精神状态完全不同。

二、卡西奥多鲁斯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485—约580年）是波伊提乌的同时代人，出身于意大利南部一个属于上层社会的家庭。他曾担任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秘书，并辅佐过其他两位国王，其主要政务是撰写文告和参与外交活动，这从他的文集《杂录》（Variae）中可以反映出来。但政治生活并不是他长达90余年的人生旅程的主要内容，作为受过古典文化教育，而又处于古典文化衰败时期的人，文化教育才是他一生关注并为之献身的事业。

卡西奥多鲁斯不仅注释过《圣经》，将多部希腊教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而且还独自编纂了一些具有影响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历史、神学、教育等。历史方面最著名的是12卷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oths），它记述了哥特人自神话传说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哥特民族的重要史料，可惜留传至今的只有后人改写的简本，历史价值已大为逊色。神学论著《论灵魂》则记述了基督教思想家对“灵魂是否具有物质性”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所编纂的《宗教和世俗文献》（Institutes Concerning Divine and Human Readings），这本书在西方教育史以及图书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著述之外，卡西奥多鲁斯还是当时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实践者，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对中世纪欧洲教育某些方面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卡西奥多鲁斯重视学校教育，是中世纪欧洲最早将学校教育和修道院制度结合起来的实践者，这一结合对于修道院作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6世纪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罗马时期的教育体系随着城市衰败而瓦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发生极大的倒退。即使是那些算是有识之士的教士，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拉丁语法书进行传道的现象。对此，卡西奥多鲁斯和波伊提乌一样，满怀忧虑，他希望通过重建古罗马时期那种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途径，来恢复和发扬古典文化传统。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也有助于提高教士的素质，促进对《圣经》的理解和对神学的研究。为此，他先后向国王和教皇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但每一次都没得到积极的响应。大约在538年或540年，卡西奥多鲁斯退出政坛，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去。他先是着手在罗马创办一所基督教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由政府委派的教师负责教学，教学内容是宗教教育与自由学科的训练的结合。但这一计划因战争的爆发而受挫。于是他离开了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用自己的家产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样，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便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此后修道院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卡西奥多鲁斯本人则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在此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为了给学校教学和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卡西奥多鲁斯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他四处收集各种文稿，以充实馆藏。收藏的对象不限于宗教，而涉及文法、历史、地理、音乐、农业等方面。不仅像卢克莱修、瓦罗、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这样的古典拉丁作家的作品赫然立于书架上，而且荷马、希波克拉底、加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古希腊作者的文稿也从东方被收集而来，并被译为拉丁文。[14]此外，他在《神学和世俗文献》一书中还介绍了图书的管理、校对、抄写和修补，并附上了当时神学和世俗学科中优秀著作的书目题解。这本书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修道院图书馆的必备书。另一方面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图书的抄录工作。他在维瓦留姆修道院内设置了抄写室，不仅以身作则，亲自执笔，而且对修士的抄写工作做出正式规定。他十分强调准确性，并要求书籍装订优质和美观。

卡西奥多鲁斯以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中世纪西欧修道院发展成为重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维瓦留姆修道院图书馆成为其后西欧各修道院图书馆的样板。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几乎每一座大修道院都开办了学校和图书馆，这些修道院在城市大学兴起之前，在保存古典文化、普及教育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在知识问题上，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包括七艺在内的所有的世俗知识，对于古典文化的挽救和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世纪，西欧的古典文化在战乱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许多古代著作散失和消亡了。当时的一些基督教教父和教会首领却极力排斥古典文化中的世俗知识，视之为妨碍基督教信仰的洪水猛兽，所以千方百计地限制世俗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卡西奥多鲁斯虽是一名基督教徒，但对世俗知识的态度却相当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对古典文化自然而然地有着某种眷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在他的有关教育的著作中，他反复证明了学习研究世俗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而且有助于提高对基督教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因此传授和学习世俗知识应是一名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卡西奥多鲁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古人的学习任务成为我们的学习任务吧！”[15]这一呼唤足见他对世俗知识的重视。

从这一思想出发，卡西奥多鲁斯对世俗知识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整理、编纂、注释、抄录和翻译古典文化成果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在总结前人所得的基础上，卡西奥多鲁斯编纂了《神学与世俗文献》一书。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经文的研究，涉及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者；第二部分是对七种自由学科的说明。对于每一部分和每一学科，卡西奥多鲁斯都介绍了它的发展历史和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并列出了值得收藏的书目。这本书不仅对当时的世俗知识起了普及作用，而且对于后人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中所列的许多著作现都已失传。在这本书中，卡西奥多鲁斯还正式使用了“七艺”这一名称来概括七门自由学科，并引用《圣经》中“智慧建造房屋，用七根柱子支撑”这句话，把“七艺”看成是智慧的七根支柱，从而赋予其神学依据。从此，“七艺”就被一般教徒视为与教义相一致的世俗学科，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学校教育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卡西奥多鲁斯自己创建的学校和修道院里，世俗知识被列为必修内容，而且他还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为了提高修士们的语法知识水平，以便他们在抄录图书的过程中发现原本中的语法错误，避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93岁高龄的卡西奥多鲁斯还从8位语法学家的著作中摘录要点编成一本有关拼写法的书，其价值在于保存了现已散失的著作中的精华。

卡西奥多鲁斯是一个处于历史过渡时期的人物，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史中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教育的组织形式上，他开创了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在教学的内容上，他让世俗知识容身于宗教教育之中。这两点都是中世纪西欧教育的重要特点。

三、格列高利的教育政策及思想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约540—604年）在教会史上又被惯称为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人们视之为站在古代和中世纪新旧世界分界线上的“伟人”，是古代罗马的最后一位主教，中世纪的第一位教皇。他与安布罗西、奥古斯丁及哲罗姆并称为拉丁教会的四大教父。

格列高利出身于罗马一户富有的贵族之家，祖父曾任罗马主教。家庭的熏陶使之言行举止具有一种罗马贵族特有的自负和对基督教事业的神圣使命感。作为最后一批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的罗马人之一，他却似乎未学过希腊语知识。573年，他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但受隐修生活的吸引，第二年他就抛弃了仕途的锦绣前程，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修建修道院和救济穷人，自己也归隐于圣安得烈修道院，成为一名本尼狄克派修道士。579年，他出任罗马教皇驻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使者。此后6年，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竭力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罗马基督教，反对东派教会的“异端”思想，维护正统教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6年的时间里，他仍未学会希腊语。鉴于他的才华，唯一的解释是，他从内心里抵触学习希腊语。586年，格列高利回到罗马，担任圣安得烈修道院院长。590年，他被推为教皇，任期一直到他去世。

在任期间，格列高利面临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罗马教廷处于蛮族的包围之中，在蛮族的冲击和袭扰之下，教廷如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教会内部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信仰失落。但正可谓“时势造英雄”，格列高利以全部的精力和智力，沉着应对，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整顿教产的管理，增加教廷的收入，保证了罗马政教各方之需；他严肃纪律，力除教会之时弊，树立教皇之权威，并且重建教皇代牧区，此为后来教皇国之滥觞；他与各方蛮族首领交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外来的威胁，而且促使他们放弃阿里乌主义，皈依罗马正教；他著书立说，阐述基督教的教义、教会生活、组织结构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格列高利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从西方的教育发展史来看，他的教育政策和思想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在中世纪基督教中的地位相联系的。

格列高利影响后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世俗学术和世俗教育及其与宗教教育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上。在这些问题上，罗马教会内部态度不一。卡西奥多鲁斯持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观点，伊西多尔把世俗教育置于宗教教育之下，让世俗知识服务于宗教信仰，而格列高利则是敌视世俗学术、否定世俗教育的典型。在他看来，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含在《圣经》里了，人世间一切疑惑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解答，因此世俗学术的学习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妨碍纯正信仰的形成。在许多书信中，格列高利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文雅高深的古典世俗文化的敌视。在《意大利教父生平和神迹对话录》（又简译为《对话录》，Dialogues o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the Italian Fathers）中，他宣扬“不学无术是虔诚之母”。在《道德论》（Magna Moralia）中，他说：“我不愿为避免语句的生硬而找麻烦，对前置词和词尾变化的次序或确切意义，我不屈尊求解。一想到神谕的言词要服从多纳图斯的规则，我就怒火中烧。”[16]在给法兰西维恩（Vienne）主教德西德留斯（Desiderius）的信中，他严厉地告诫道：“我们听到一个一提到就不免感到羞耻的消息。人们说你的‘弟兄们’（其实就是你）习惯于对某些人讲解语法，对此我们不但非常不满，而且十分愤怒……因为赞美朱比特的话语断然不能出于颂扬基督的口中。一个大主教讲些连对虔诚的俗人来说都不适宜的话，是多么不成体统！”[17]

从后来西方教育的发展来看，以格列高利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中世纪西方教育发展面貌的主要因素。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古典文化在中世纪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动**，已遭受极大的破坏。此时再加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并垄断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督教会对世俗学术的敌视和排斥，衰败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使得罗马基督教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愚昧所蒙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一直到11世纪，教会对世俗学术的态度才有所转变。[18]

格列高利在否定世俗教育的同时，对传播基督教，皈化蛮族，争取信徒却是一往情深，义无反顾。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人、罗马的主要敌人伦巴德人先后皈依罗马正教，承认教皇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只不过它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教育，即教化。因为这些蛮族在接受罗马正教的同时，也更多地接触了比自己的文化更为先进的拉丁文化，经过吸收、借鉴，从而加快了自身的文明进程。这在格列高利派遣传教士远赴不列颠岛传教的活动中清楚地体现出来。596年，以奥古斯丁为首的传教团奉格列高利之命到达英格兰的肯特王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基督教最终在英格兰确立了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也把拉丁文明中的社会习俗（如反对近亲结婚）、组织制度、罗马法等内容带到了不列颠岛。[19]统一的教会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英格兰的统一，学校的创办（约600年开办了文法学校，约602年开办了歌咏学校）以及与罗马之间交往和联系的日益密切，使英格兰的学术与文化得以不断增进。

在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中，格列高利不仅富有热情，而且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他要求神职人员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及时提醒人们远离罪恶，并且帮助人们树立面对罪恶的信心。他认为，尽管传道词都是劝勉之言，但仍要考虑时机、对象、方法，“应当预先想到他该讲什么，向什么人讲，什么时候讲，用什么方法讲，应当讲多少”[20]，这些方面，无不应周详考虑，否则就会影响传道教化的效果。在皈化蛮族的过程中，格列高利注意合理地利用异教的某些形式，稳健地进行改造，以减少阻力。他曾指示在英格兰的传教士，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设圣坛、陈设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指出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这种务实稳健的方法在英格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异教徒在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仪式下接受了新的信仰。

格列高利的这种宗教热情和务实作风与他的神学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他的神学思想属于奥古斯丁系统，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上帝早已择定选民，但他又不过分强调预定论。他认为，人的得救不仅靠上帝，而且也通过个人的善功来补赎。他说：“我们做善功既靠上帝，也靠我们自己；靠上帝是由于他预先赐给的恩宠，靠自己是由于我们随后产生的善良的愿望。”这样，在承认上帝先知先觉的同时，也十分“宽容”地为信徒开启了自我救赎之门。在教义的论述、神学思想的阐释上，格列高利比其他神学家更贴近平民大众，更多地结合了普通信徒的思想。在《对话录》中，他讲述了许多好人来世享乐、罪人受苦之类的故事；在《道德论》中，他大量运用寓言来解释《圣经》，这本书日后成了教会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圣本尼狄克传》则采用了人物传记这种人们易于接受的文学体裁。这些著作都是以通俗的方法来论述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思想的，故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格列高利对西方中世纪教育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创办（或可能只是改进）了歌咏学校。格列高利非常重视音乐在净化灵魂、营造肃穆的宗教氛围以及在增强读经和赞美诗的感染力等方面的作用，为此他曾收集和整理礼拜仪式音乐，用作弥撒经文和宗教祈祷或礼拜仪式时的伴唱，这些音乐被后人称为“格列高利圣咏”（Gregory Chant）。为了训练歌咏手，他创办（或改进）了歌咏学校，学校除了教授音乐知识和训练歌咏技巧外，还教拉丁语和阅读方面的基础知识。这种学校后来作为—种常设的教育机构，逐步发展成为进行初级教育的学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格列高利一世的教育思想通过转化为在中世纪西方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造成严重的阻碍，但他对基督教事业的热情推动和稳健领导，则促进了拉丁—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四、伊西多尔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dore of Seville，约560—636年），生于西班牙卡第根纳（Cartagena）的贵族家庭。600年前后，他接替其兄林德（Leander），出任塞维利亚地区的大主教，任职时间长达36年。在职期间，他努力扩大罗马正教的势力和影响，劝化当时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放弃阿里乌主义，接受正教教义。作为西班牙教会的首领，他在宗教教规和教会管理机构的建设上也做出了贡献。633年，他以主席身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托莱多（Toledo）第四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包括统一各地区的教仪，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一所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等。伊西多尔著述甚丰，内容涉及语言学、自然科学、宇宙论、历史等方面，但绝大部分是关于基督教理论、礼拜、基督教徒和牧师的职责以及对《圣经》的评注等方面的作品。由于以上各方面的突出成绩，伊西多尔在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以至于9世纪有人假托他的名字编写了教令集。1722年，教皇英诺森十三世追赠他为“圣徒”。

伊西多尔是宗教教育的积极实施者和推广者。在任主教时，他创办了一所有一定规模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学校；他主持的第四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又做出了每个教区必须设立一所学校的规定。这都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的复兴和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在这些活动中，伊西多尔所持的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基本教育思想。

伊西多尔认为，人生的基本目的在于获得上帝的拯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必须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德行。德行修炼的方法有多种，如忏悔、祈祷、冥想、劳作等，通过努力学习以获得智慧也是其中的一种，尽管知识的对象只是暂时的世界，但它对于获得智慧，并最终获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明日就死又何妨，只要学习，就像永远不死一样。”

然而，对知识和学习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伊西多尔对所有知识的尊崇和对学习所有知识的鼓励。在他看来，所谓智慧，就是瞻仰永恒的真理，即上帝。可见，无论是他的人生目的，还是他的学习目的，都是紧紧围绕着基督教信仰的，因此，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必然以此为核心，《圣经》以及奥古斯丁等教父的著作于是成了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世俗知识，伊西多尔与奥古斯丁相似，总的态度是排斥性的。他禁止自己教区内的僧侣阅读异教著作，认为古希腊、古罗马著作中的许多世俗知识是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应当坚决取缔。他尤其反对诗歌，把诵读诗歌的人视为“恶魔”。

尽管伊西多尔竭力防范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可能造成的一切冲击，但他也意识到基督教世界无法真正摆脱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的影响。为了消除人们头脑中业已存在着的异端邪念，他认为在神职人员的培训中安排一些世俗知识的内容，让他们对世俗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是必要的。从这一目的出发，伊西多尔根据基督教教义和当时培养神职人员的需要，在收集和整理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以及基督教教父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词源》（Etymologies）一书。

《词源》又译作《词源学》《语源》，它是一部20卷的巨著。第1卷、第2卷论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第3卷论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第4卷论医学，第5卷为通史简编，第6卷论宗教法，第7卷论神学，第8卷介绍各地教会及各种异端派别，第9卷论语言、民族和诸王国，第10卷论天文，第11卷论人与人性，第12卷论动物，第13卷论天文，第14卷论地理，第15卷论城市、建筑和原野，第16卷论矿产，第17卷论植物，第18卷论战争，第19卷论船只的结构、建造以及服饰，第20卷论家具、饮食与食具。[21]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词源》是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它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而且作者伊西多尔把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料都收入其中，而不论其深浅和是否可信。

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伊西多尔对各类知识的不同态度。对于权威，他绝对服从。他不敢对《圣经》提出疑问或者进行讨论，也不敢对早期基督教领袖和神学家的著作提出意见，他所做的只是对其中他认为最杰出的论述进行汇编，或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俗知识中，他看重七门自由学科，尤其是前三艺，认为这些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和教父哲学。在他眼里，“文法远比异教好”，“如果能更好地吸收和运用语法学家的学问，那我们的生活将受益无穷”。因此文法在《词源》中整整占了一卷。至于其他方面的世俗知识，则完全服务于神学的需要，因此，《词源》中出现了许多错误、荒谬和肤浅的资料。例如，天文学部分只提到太阳比地球、月亮大，而对连他自己也表示怀疑的怪异事物的论述却十分详尽、生动，这足以说明这部书的科学性是多么含糊！

《词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之在问世以后，对后来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在知识贫乏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欧，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一直是有关古典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标准参考书，成为当时西欧人了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是当时教会学校中最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伊西多尔本人因此被教会奉为“优秀的圣师，公教会的新光荣”。而且，伊西多尔在书中第一次把“七艺”中的前三艺定名为“三学”（Trivium），把后四艺定名为“四学”（Quadrivium），从而使作为中世纪学校主要课程的“七艺”定型化。而《词源》中所辑录的许多错误的知识，以及作者从宗教偏见出发对古代作品所做的任意裁剪而对作品精神的阉割，对后世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