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和英格兰地区基本上都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尽管两地远离古典文化的发源地，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欧大陆地区，但欧洲中世纪文化教育的第一次复兴却令人惊讶地诞生于此。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似，地理位置相近，所以两地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基督教化是两地教育走向兴盛的主要推动力量，教会是教育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与欧洲大陆狭隘的教会教育相比较，两地的教育更具朴素的开放性，更具生机与活力。当然由于两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两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亲疏不一，所以这种开放性的程度是有差异的。

一、爱尔兰地区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中世纪早期，爱尔兰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源头有二：一是本土的部族文化与教育；二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输入的拉丁—基督教文化与教育。

凯尔特人（Celts）是爱尔兰的主要居民。中世纪早期，他们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在皈依基督教以前，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这种文化和教育体系由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巫师——德洛伊（Druids）传递下来。作为凯尔特社会中的主要文化人，他们收徒讲学，形成爱尔兰早期的文化教育机构，在爱尔兰基督教化后，这种传统保存了下来。

基督教是在4世纪前后传入爱尔兰的，5世纪时爱尔兰已基本基督教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一个世纪里，由于蛮族迁徙及征服所造成的巨大动**，爱尔兰教会一度与欧洲大陆教会断绝了联系。受爱尔兰本土文化及社会状况的影响，爱尔兰教会在组织和教仪上形成了不同于罗马教会的“异国情调”。比如，它实行私下告解和忏悔，而不是罗马教会的公开悔罪；在复活节的日期上，它保留了罗马教会已经放弃的算法；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修道院代替主教辖区制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修道院长比主教更具权威；在修道院的管理上，欧洲大陆地区流行《本尼狄克院规》，而爱尔兰则普遍接受圣科伦班（St. Columban）制定的苦修要求更为严厉的章程。这些差异预示了两派教会日后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决定了爱尔兰教会教育的某些特征。

爱尔兰的修道院与凯尔特人的氏族公社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自独立的修道院不仅发挥了宗教中心的作用，而且也成了各氏族的教育中心，许多氏族首领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修道院学习。土著文化和拉丁—基督教文化因此和谐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教育的发展也随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仅学校类型多样，而且数量多，规模大。7世纪时，仅在图阿姆—德里坎（Tuam-Drecain）一地就至少存在三种学校：拉丁文学和基督教文学学校、爱尔兰法律学校、爱尔兰文学学校。各地修道院一般都附设有学校，大的如克洛纳尔德（Clonard）、克朗弗尔特（Clonfert）和班戈（Bangor）三地的修道院学校，共有学生3000人，小的如圣戈比（St. Gobi）修道院学校，也有学生50名。[23]这都说明爱尔兰修道院对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有着极大的热情。

爱尔兰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不仅是由于它有尊重知识和教育的传统，也是由于它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爱尔兰的学校，无论是世俗的还是修道院的，都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续社会文化传统。这从学校规模的庞大和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等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而且，这种开放性还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使爱尔兰学校成为不列颠乃至欧洲大陆地区学子们理想的求学之所。664年，不列颠和爱尔兰都爆发了瘟疫，许多英吉利平民与贵族离开家乡赴爱尔兰求学，他们来往于各修道院学校之间，欣然就读。爱尔兰人不仅热情接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日常食品和教学用书。[24]

第二，在爱尔兰的教育中，宗教知识和非宗教知识兼容并包。即使是在修道院学校，两种知识也是和谐共存的，这里不仅设有固定的讲解《圣经》的教师，而且还有固定的语法、几何、物理等学科的教学人员。教义和神学等内容在教学中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不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这一时期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不仅对《圣经》有着精深的理解，熟悉奥古斯丁、哲罗姆、大格列高利、伊西多尔等神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而且还十分热衷于研究古典著作，这与欧洲大陆同人们的那种怀疑、畏惧以至于排斥古典文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古典文学作品，他们不仅能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进行客观的评价，而且能经常引用和模仿。正是由于有着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当古典文学在西欧大陆逐渐从学者的视野和学校的教学科目中消失时，在爱尔兰却广为流传。爱尔兰的教育对一切知识，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满怀热情，兼收并蓄。在语文教学中，他们既重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这些经典语言的教学，同时也重视本族语的教学。在7—8世纪，爱尔兰学者以精通希腊语和希腊文学而享誉欧洲大陆，并且为爱尔兰古代文学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受凯尔特人朴素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再加上远离罗马教会那种狭隘、保守的教育思想的侵染，爱尔兰教育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中世纪欧洲最早的文艺复兴的景象出现在爱尔兰。与此同时，一批富有苦修理想或传教精神的爱尔兰修道士推动了一场传教扩张运动，这场运动对7—8世纪西欧基督教的传播和修道院生活的振兴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科伦巴（Columba，约521—597年）和科伦班（Colunban，543—615年）。565年，科伦巴率领一批爱尔兰修道士在爱奥那岛（Iona）上创建了一所修道院，作为皈化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基地。590年左右，科伦班的欧洲大陆之行也推动了那里的修道院改革。这场改革从法国的吕克瑟伊（Luxeuil）扩展到瑞士的康斯坦茨湖（the Lake of Constance），最后又波及意大利皮亚琴察（Piacenza）的波比奥（Bobbio）。经过他及其门徒们的努力，爱尔兰修道院制度第一次成为欧洲大陆文化的一个因素。他们所创建的一系列修道院保持了对学术和教育的热情。吕克瑟伊和波比奥修道院长期是学术活动的中心，圣高尔（St. Gull）修道院是“若干世纪西欧学习的灯塔”[25]。这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爱尔兰文化教育的成果及其在欧洲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

二、英格兰地区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6—8世纪，英格兰的教育是伴随着这一地区基督教化的进程而发展变化的，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两支分别来自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传教力量。

6世纪中期，爱尔兰修道士就已经在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人中传教，之后又向南部的英格兰发展。597年，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派出的第一支传教团到达英格兰南部的肯特王国。在传教过程中，两派教会都创建了各自的修道院，作为活动基地。此外，罗马教会还在已经基督教化的地区设立主教辖区，进行管理。为了培养传教士和传播基督教文化，双方都在修道院或大教堂内附设学校。尽管弘扬基督教信仰、皈化异教徒的宗旨一致，但诚如前面所述，两派教会代表着两种不完全一致的基督教文化，为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进行着不断的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634年，受不列颠中部的诺森伯里亚国王之邀，爱奥那岛的爱尔兰修道士又在林第斯凡（Lindisfarne）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完成了把诺森伯里亚王国基督教化的使命。但是在664年，国王奥斯维（Oswy）决定放弃爱尔兰教规，接受罗马教规。至此，罗马教会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才算在整个英格兰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在罗马教会进入英格兰不久，学校教育就在这一地区诞生了。大约在600年，坎特伯雷有了一所文法学校；632年左右，约克大教堂开办了一所歌咏学校，这两种类型的学校后来都得到了稳步发展。坎特伯雷文法学校是一种新型的教会学校，因为在当时的西欧大陆地区，教会似乎还未开设过这种专门讲授文法的学校。文法学校的创办是为了适应这一地区传教的需要，因为英格兰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对教会的基本用语——拉丁语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无论是培养传教士还是向民众传教本身都得从教授拉丁语的基础知识——语法开始。歌咏学校实际上也是一种初级学校，而不是纯粹培养唱诗班歌手的专业学校。除了这两种教堂学校外，修道院学校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到750年，英格兰已有几百所修道院附属礼拜堂，它们大多成为地方宗教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英格兰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重视知识、热心教育的教会首领的推动。饱学之士西奥多（Theodore，约602—690年）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一方面全面整顿了英格兰教会，建立了有序的主教辖区；另一方面在哈德里安（Hardrian）的帮助下，将坎特伯雷建成一个可与爱尔兰的大修道院学校相匹敌的学术文化中心。圣彼得修道院院长本尼狄克·比肖普（Benedict Biscop，约628—690年）出身贵族，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督教和文化事业。他创建了威尔茅斯（Wearmouth）和贾罗（Jarrow）这两所著名修道院，并多次访问罗马和高卢，带回大批工匠和歌唱家，用以建造教堂和举行礼拜活动，他还收集了大量手稿以充实修道院图书馆。奥尔德海姆（Aldhelm，约639—709年）最初师从爱尔兰学者，后到坎特伯雷进修，接受了两种文化的熏陶，成为当时最博学的教师，他也是英格兰创作拉丁诗歌的先驱人物。贾罗修道院学校的主持者比德（Bede，约672—735年）一生孜孜以求，诲人不倦，“以攻读、教授和写作为乐趣”，是同时代人中造诣最深的学者。约克大教堂学校校长阿尔伯特（Albert）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推动者阿尔琴就是出于他的门下。

以上这些杰出人物虽没有给后人留下系统的教育思想，但从他们的教育实践以及这一时期英格兰教育发展状况中可以看出当时英格兰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拉丁—基督教文化中的基础知识，因此，这一时期英格兰主要的学校教育属于初级教育。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未来的神职人员，另一类是普通的英格兰人。即使是前者，实际上也来自英格兰本土，这从比德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当和平来临时，许多英格兰贵族和穷人都急着让自己的子女削发并起誓为修士。[26]而且，有些学校是专收学童的，如631年邓尼奇主教菲利克斯（Felix）帮助东英吉利国王创办的文法学校。[27]在教学内容上，深奥的神学和抽象的逻辑往往不在学校讲授之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英格兰教育的初级性。

第二，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英格兰的教育者与爱尔兰的教育者一样是热情的、开放的。阿尔伯特曾经说过，让古代智者所发现的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毁灭，是可耻的。在约克大教堂学校里，他向学生讲授文法、修辞、法律、天文、地理、几何、音乐等各科知识，“用不竭的知识溪流和晶莹的学问甘露滋润着干涸的心田”[28]。比德在教学过程中，撰写了天文、历法、音乐、哲学、语法、修辞、算术、医药等方面的教科书。比德本人以及奥尔德海姆、阿尔琴等就是在这种百科全书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杰出学者。尽管英格兰教会源出罗马，但在宗教知识与世俗知识的关系问题上，它并没有独尊神学、抑制世俗知识传播的明显倾向，教师在讲授世俗知识时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束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欧大陆教会学校中遭到极大限制，被格列高利一世和伊西多尔视为恶魔的古典诗歌、散文在英格兰却受到普遍的欢迎。奥尔德海姆就是个维吉尔崇拜者，比德对维吉尔、奥维德（Ovid）、贺拉斯等作家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熟悉。不仅如此，二人都创作了一些精致的、令西欧大陆学者感到惊讶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正是由于西欧大陆教育和英格兰教育在知识观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所以推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不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副主祭比德或执事保罗，而是来自英格兰的阿尔琴。

第三，尽管在此时的英格兰教育中，神学还未成为一门专门的教学科目，宗教教育不占主导地位，但教育的宗教性还是清晰的。在初级学校中，拉丁—基督教文化基础知识的教学是围绕着《圣经》的讲解展开的。西奥多和哈德里安的教学方法就是如此，他们以经卷为课本，向学生讲授韵律、天文以及基督教会的算术等方面的知识。阿尔伯特讲授文法的艺术性，教唱缪斯颂歌，演奏长笛、七弦琴，描述天堂的和谐，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其最终目的在于展现《圣经》的奥秘，宣扬上帝的伟大。两种知识的地位，虽然没有明显的轻重之别，但仍有主次之分。奥尔德海姆认为，学习世俗文学和自由学科尽管是必要的，但只能附属于神学的学习，因为它们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比德所受的教育中，宗教方面是主要的，他的神学思想是严格追随四大教父的。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英格兰教育越往高级发展，宗教性就越明显。

综上所述，中世纪早期英格兰教育是一种普及拉丁—基督教文化基础知识的初级教育。尽管如此，这种教育还是极大地推动了拉丁—基督教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诺森伯里亚，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两股力量及其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相互抗衡和撞击，掀起了一股文化巨浪，人们通常称之为“诺森伯里亚文艺复兴”。8世纪后半期，随着诺森伯里亚政治盟主地位的逐渐丧失，文化也开始衰落。但英格兰文化传统此时已由以圣卜尼法斯和阿尔琴为代表的一批批英格兰传教士和学者带到了欧洲大陆。从718年开始，在罗马教皇和法兰克国王的支持下，圣卜尼法斯率领传教士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中进行传教，成绩卓著，先后建立了五个主教区，极大地拓展了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他及其追随者创建的富尔达（Fulda）、赫斯费尔德（Hersfeld）、泰杰西（Tegernsee）等一批修道院“不仅构成德国而且构成北方和东方的毗邻地区的传教活动的源泉以及理智文化和物质文明的中心”[29]。正是通过圣卜尼法斯和阿尔琴等英格兰传教士和学者的文化输入，8世纪末，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中心从英格兰转移到了查理曼开创的法兰克帝国。

[1]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23页。

[2]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22页。

[3]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28页。

[4] 参见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尹今黎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18页。

[6]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11页。

[7] 《本尼狄克教规》，转引自E.P.克伯雷：《外国教育史料》，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合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8] 《本尼狄克教规》，转引自E.P.克伯雷：《外国教育史料》，第65页。

[9]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82页。

[10]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82页。

[11]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第182页。

[12] 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361～362页。

[13] 波伊提乌：《哲学的安慰》，转引自章文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14] J. W. Thompson，The Medieval Libra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p.40.

[15] Colish，Medieval Foundation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400—1400，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p.49.

[16]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03页。

[17] 张斌贤、禇宏启：《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5页。

[18]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3页。

[19]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0] 格列高利一世：《论教牧的职务》，转引自皮特立：《教父及中世纪证道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21] Colish，Medieval Foundations of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400—1400，p.51.

[22] 有关伊西多尔教育思想的评述可参见张斌贤等著《西方教育思想史》。

[2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07页。

[24]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217页。

[2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09页。

[26]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377页。

[27]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186页。

[28]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15页。

[29]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