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本民族神话与宗教文化的滋养，又有吸收埃及、西亚等东方文化成果之便，从公元前6世纪起，古希腊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开始获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发展。与整个文化，特别是哲学密不可分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更快地发展起来了。

哲学在古希腊获得了最突出的成就。公元前6世纪，在古希腊出现了第一个哲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der，约前610—约前546），以及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4）师徒三人。他们都生活在当时希腊世界中比较先进且与埃及等东方国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米利都城邦国家，因而被称为米利都学派。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对米利都学派进行评价时曾这样写道：“米利都学派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所尝试的东西。它的产生是由于希腊的心灵与巴比伦和埃及相接触的结果……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努力也鼓舞了后来的研究者。”[49]

稍后于米利都学派，在古希腊兴起的是由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2—前493年）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其活动中心是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克罗顿。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20年代，毕达哥拉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伦理—政治学园”，收徒讲学，成了“意大利学派”的开山祖师。[50]

奥菲斯教在意大利南部有比较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又曾在埃及游学达10年之久，并在巴比伦生活了5年。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科学（数学、天文学）及宗教思想对他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在几何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重要的发现和贡献。在哲学方面，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主张数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用“爱智者”这个名词来代替“智慧者”的人，同时他又宣传灵魂不死、灵魂轮回、天人感应等神秘的宗教思想。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古希腊哲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创和引导了一个新的哲学研究方向。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对古希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曾这样指出：毕达哥拉斯主要是“作为一个以教师为业的公众教师”在克罗顿进行活动的，“他可以被认作第一个民众教师”，“是希腊第一个教师，或第一个在希腊传授科学学说的人”[51]。确实，毕达哥拉斯创建的学园在古希腊提供了一种更高级的学校教育的范例。在欧洲流传千年的“七艺”中的后四门课程——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当时就已经成为他学园中的核心学员必须掌握的学问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后来的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与毕达哥拉斯哲学、毕达哥拉斯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思想有着继承关系。据说，柏拉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阿契泰[52]的挚友，柏拉图曾“引用他的数学著作”；“阿尔库塔斯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学园有密切往来”[53]。众所周知，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先是通过认识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传人，了解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苏格拉底死后12年，柏拉图到意大利对该学派的思想和活动又做了进一步考察。回到雅典后，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办了以“阿加德米”为名称的著名学园，所教课程与毕达哥拉斯学园的课程极为相似。凡此种种说明，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期的三大哲学家，其中两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受到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直接影响。这同时又说明，培养出一批哲学家、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流派可以说是毕达哥拉斯学园最主要的成就，其主要影响也表现在这里。自此以后，古希腊的教育思想就作为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得更系统和理论化了。

古希腊古风时代后期和古典时代的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的确是丰富多彩、流派纷呈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与教育思想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渊源，他们自己也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亚里士多德这位古代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更是在综合古希腊整个文化教育创造的基础上才做出令世人惊叹的贡献的。在毕达哥拉斯之后和苏格拉底以前，古希腊出现的主要哲学家还有属于唯物主义路线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0—约前480）、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0—前430）、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或496—约前428）、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约前361），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前560—约前478）、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25—约前445）、芝诺（Zeno of Elea，约前495—约前430）、麦里梭（Melissus，活动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81—约前411）、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90年或稍后—？），等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等唯物主义路线的哲学家是各自成派，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家则基本上可划分成以巴门尼德为创始人的爱利亚哲学学派和以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派。在各派相互争论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这里应该特别谈到的是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一生酷爱科学，献身自然研究，是第一个将哲学带到雅典的人。他在雅典从事学术活动达30年之久，曾著有《论自然》一书，虽已失传，但留有其著作的残篇。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种子”理论；关于万物起源问题，他提出了“心灵”学说；在认识论方面，他既重视感性认识，更强调理性认识。在他的思想中，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阿那克萨哥拉曾这样表述他的“心灵”学说：“心灵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对每一事物具有全部的洞见和最大的力量。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心灵都有支配力。因此，心灵也能支配整个涡旋运动，它推动了这个运动。这个涡旋运动首先从某一个小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进。”[54]阿那克萨哥拉在雅典开展的学术活动，促进了雅典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此后，雅典成了整个希腊哲学的中心。他的“种子”理论直接影响了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探讨，他的“心灵”学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探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德谟克利特既经历了古希腊战胜波斯的黄金时代，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衰败。他曾到埃及等地游学。东方之行是他的广博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回到家乡后，他继续从事科学实践活动，并吸取希腊本土的哲学与科学成果。德谟克利特写了70部（篇）著作，内容涉及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地理、逻辑、心理、动物、植物、医药、养生、社会伦理、历史、诗歌、音乐、绘画、语言、农业、军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世界的本源问题，他提出了原子论，并在原子论的基础上把人的身体与“灵魂”“灵魂”与“心灵”统一起来，肯定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是由原子组成的，灵魂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就是心灵。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影像说。他甚至认识到，环境对人的身体状况和认识活动是有影响的。他还明确指出了感觉与理智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自人类进入文明以来，他首次把人比作“一个小世界”[55]，并对人和人的社会与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是古希腊世界最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或“神兆”其实都是人的灵魂所感觉到的一些“偶像”（idols），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影像”。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是同时代人。他曾访问过雅典并了解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不认识他。后来，他的学说广为传播。柏拉图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他的学说，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原子论探讨物理现象最细致，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德谟克利特的话。但是，罗素对德谟克利特曾这样评论道：“德谟克利特——至少我的意见如此——是避免了后来曾经损害过古代和中世纪思想的那些错误的最后一个哲学家。”[56]“原子论者的理论要比古代所曾提出过的任何其他理论，都更近于近代科学的理论。”[57]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关于他的哲学对古希腊罗马乃至西欧哲学与教育思想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他本身的教育思想又是怎样的，我们过去真是了解得太少，更谈不上有些什么研究了。

除此之外，属于唯物主义路线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医生。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是智者派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尔吉亚的老师。可见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篇把恩培多克勒奉为修辞学的创立者是不无道理的。而在属于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学派中，爱利亚学派在论证其哲学观点的过程中，对“七艺”中前三艺的文法和作为雄辩术和逻辑学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形成和创立是做出了贡献的。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辩证法的创立者，因为他继承了他的老师的逻辑推理法，而尤以悖论见长。由此可见，我们过去的一些外国教育史著作中，将“七艺”中的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说成是智者派的创造，这是不够确切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还是要特别谈论一下智者派，因为以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为创始人，并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智者派，在古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中是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智者”成了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一批巡回教师的专有名称。在伯里克利时代，[58]雅典成了智者活动的中心。普罗塔哥拉是自称为智者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要人缴纳学费的职业教师。公元前445年，他第一次到雅典从事教育活动。柏拉图曾在他的《泰阿泰德》篇中，以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对话的形式评说了普罗塔哥拉的哲学、社会政治和教育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普罗塔哥拉提出的哲学命题。这一哲学命题虽然以个人的感觉作为真理标准，导致了“感觉即知识”的错误结论，夸大了事物与认识的相对性，忽视或者否定了认识的客观源泉和客观标准，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但是它大胆地肯定个人的认识能力和作为主体的人“是能动的，是规定者”（黑格尔语），肯定教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以人为中心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当时还是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的。通过普罗塔哥拉及其他智者派的教学活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长达千年之久的“七艺”中的前三艺，也被作为教学的正式课程确定下来了。此外，由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为约定思想还引起了一场影响整个时代的辩论，对古希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无影响。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贬损智者的影响，人们一直把智者看作只起破坏作用的诡辩学派，普罗塔哥拉则成了诡辩派的罪魁祸首。一直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表《哲学史讲演录》，智者在古希腊文化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才重新得到肯定。[59]

对古希腊罗马教育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还有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又译爱苏格拉底）创办修辞学校的教育实践和他的教育思想。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创办了修辞学校，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在伊索克拉底从教的40年中，到他的修辞学校来学习的有从希腊各邦来的青年。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方式上，他继承着智者的传统。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曹孚先生曾这样指出：“通过爱苏格拉底，再通过修辞学校，智者们的教育思想与实际活动影响了后代的欧洲。我们将要看到，爱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罗马的雄辩家的教育思想，并且在罗马的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的内容与组织上打上了他的烙印。”[60]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师徒三人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是古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领导下取得希波战争的最后胜利，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伯里克利个人对一切“深奥、高尚、优美事物”的真诚爱好，[61]他与域外文化人的友好交往，使雅典迅速地变成了全希腊的文化中心。毕达哥拉斯学派传人的来访，巴门尼德与芝诺师徒的访问，特别是阿那克萨哥拉长时间在雅典进行的哲学探究和讲学，普罗塔哥拉等智者的教育活动，为雅典第一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出现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也为苏格拉底哲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应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进行哲学探究和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大体相同，都在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期希腊城邦制发生危机和走向衰落之时。亚里士多德创作的盛年已处在希腊化时代。由于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和个人经历不同，占有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范围有比较大的区别，他们的哲学与教育思想虽有互相承袭之处，但又自成体系。他们在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但对西方哲学和教育思想发展发挥的作用不大一样，发生作用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在哲学界，以苏格拉底划分前后古希腊哲学史的做法是被公认的。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他在欧洲哲学史上起过一种划时代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他实现了哲学研究任务的转变，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研究人本身，特别是人的思想和道德情操。第二，他关于灵魂的学说进一步使精神和物质的分化明朗起来。第三，他注重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第四，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伦理学命题。第五，他的辩证法强调以问答、谈话的方法探求知识。

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基于“美德即知识”的哲学观点，他认为美德是可教的，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的美德，教人“怎样做人”。他肯定了人的天赋有所不同，但他同时断定，无论人的天赋如何，都必须经过适当的教育，才能成为品德高尚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基于“智德统一”“知行同一”说，他注重发展智慧和主动求知精神的培养，致力于通过发展人的智慧来培养人的美德，以便改进城邦的事务和恢复雅典的繁荣。可以说，这是苏格拉底致力于哲学探究和献身于雅典公民教育的目的，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而他提出的教学法，则是西方启发式教学的渊源。

如果说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哲学与教育思想都是根据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的追述与回忆来研究的话，那么，柏拉图则留下了大量著作，而且他的所有著作都流传下来了。但是，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学说，而苏格拉底学说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成就的初步综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柏拉图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希腊各派思想的大成。他的哲学源于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的学说，旁采物质、人事两时代诸家思想，融会贯通，而构成他自己的体系。”[62]

柏拉图哲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理念”说。但“理念”说实际上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由柏拉图加以发展。此外，柏拉图不仅对苏格拉底的“回忆”说有所发展，而且对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有发展，并把它视为最高的学问，列为培养哲学家的最高课程。应该看到，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师从苏格拉底后，柏拉图开始深入哲学研究。针对雅典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从政者的道德堕落，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试图通过哲学的研究和教育来改变城邦领导者的思想和道德品质，以实现正义、和谐、完善的社会思想。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他阐述自己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思想的综合性著作。由于柏拉图认为改变城邦领导人的品质是实现建立理想国的关键，而合乎要求的领导者——哲学王，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因此，柏拉图对怎样的人才是哲学王以及对他们应该怎样培养和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结果使《理想国》成了西方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著作，奠定了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和教育研究的根基。晚年，柏拉图在其所著的《法律》篇中更强调法治，并要求设一名专管教育的长官管理学校教育，还提出了对所有公民的孩子进行强迫教育的思想。无疑，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中的教育思想也是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由于自己的特殊经历而成为兼顾自然科学和文史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柏拉图学园学习和工作20年之久，对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十分了解，但他不盲从，而是对柏拉图的“理念”说做了重要的修正。后来，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吕克昂，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13年。其研究的学科遍及哲学、美学、诗学、伦理学、文法、修辞、逻辑学、天文、物理、生物、解剖学、心理学等领域，几乎包括了当时的一切知识部门。据说，亚里士多德有教育著作，可惜已失传。现在只能从他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著作中窥见其教育思想的梗概。

基于广泛的科学知识和对古希腊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系统的教育理论。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是古希腊教育理论的最高成就。他讨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论述了自然“潜能”、环境因素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天性、习惯和理性）；提出灵魂由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三部分组成的理论；主张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遵循儿童的年龄特点，把新生一代的教育分为三个时期（初生～7岁，7～14岁，14～2l岁），与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相对应，阐述了对儿童实施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的具体见解；要求建立普遍的公立教育体制和制定教育法规。

综上所述，古希腊哲学家可以说无人不进行教育活动，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他们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古希腊教育思想中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崇尚理性、提倡爱智、知行关系、设置四门课程等。以后，德谟克利特、智者派、伊索克拉底都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到古希腊三哲，教育思想日益体系化。从教育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水平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出现可以说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但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才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恩格斯在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指出：“如果说，形而上学同希腊人相比在细节上是正确的，那么，希腊人同形而上学相比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的无所不包的才能和活动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63]无疑，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古希腊人在教育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毕竟是西方哲学与教育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希腊人富于自由探究精神，他们的思想崇尚理性，世俗性比较强，但由于当时科学的发展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完全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条件，使他们不得不将造成自然与社会发展和保持和谐、秩序的原因与动力归结于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中就存在神秘主义思想。色诺芬尼作为爱利亚哲学学派的先驱，就反对古希腊神话的拟人性，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恶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针对古希腊崇拜似人的众神的宗教思想，他就提出了“一切是一”的思想，并称这个“一”就是神。他在《论自然》中写道，“有一个唯一的神，是神灵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他无论在形体上或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听的”，“神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灵的思想力左右一切”，“神永远保持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动来动去对他是不相宜的”[64]。他的“不动的一”的思想为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继承。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最高的理念至善也就是神；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第一推动者也是神。罗素指出，柏拉图后期的作品《蒂迈欧》篇被西塞罗译成拉丁文，后来成为西方中世纪唯一的一篇为人熟知的对话。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更早一些的新柏拉图主义里，它都是一篇比他的其他作品具有更大影响的著作。[65]柏拉图在这部对话作品中就赞美了至善的神。柏拉图的《法律》篇也包含了他的神学观点和他对无神论者的攻击，并要求制定有关惩罚不敬神者的法律。[66]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思想在罗马时代又被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而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便成了基督教教父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第12卷就包含有第一推动者的理论。他还用善一目的去解释万物存在、生存和变化。这是古代人在无法科学地说明世界时不得不采取的办法。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唯心论者利用。

（三）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与教育思想

希腊化时代包括亚历山大东征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亚历山大逝世后由其部将建立的马其顿、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三个希腊化王国的兴亡，为时300余年（公元前336—前31年）。

除亚历山大里亚城在希腊化时代是文明世界最大的城市和文化教育中心外，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建立的一些城市都成了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应该看到，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创了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因而出现了一个新文明，也就是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希腊化时期文化就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一体化和地方多元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相并存，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特征。”[67]美国历史学家斯诺夫里阿诺斯也指出：“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将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68]

虽然在希腊化时代，文化教育中心已由雅典逐步移转到亚历山大里亚城，但雅典仍是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城市，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仍继续进行着教学活动。哲学在那里仍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由芝诺（Zenon Citinum，约前335—约前263）开办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学校（公元前308年）和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开办的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学校（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00年前后，上述几所学校合并为雅典大学。在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亚历山大里亚城设有博物馆和图书馆，许多学者在这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有许多新的发明与创造。此外，文学艺术和史学在希腊化时代也仍有发展。但是，在教育思想方面并没有看到新的发展。

然而，应该看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69]。

（四）古罗马文明与古罗马教育思想

古罗马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王政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末）、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前30年）、帝国时期（公元前30—后476年）。古罗马在其共和早期（公元前509年—前3世纪）于公元前451—前450年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此后，又颁布了多部法案，划清了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界限，开创了罗马奴隶主不再奴役本国公民，而是奴役外籍奴隶的道路。这时候，古罗马的奴隶制还处于低级阶段。在经济上，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还不发达。这时的罗马教育基本上是农民—军人教育，而且主要是家庭教育。罗马的拉丁文虽在王政时期已经使用，文化学习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古罗马大力向外扩张，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的势力，扑灭了希腊人的反罗马运动，把地中海周围的几乎全部国家和地区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古罗马由此开始吸取比自己先进的希腊文化，并在保存和发展其本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即拉丁文化。在罗马共和后期（公元前3世纪—前30年），其文化教育的重要特点就是罗马的好传统和希腊的影响同时并存：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双重性；文字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并用；文化人物也来自罗马和希腊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也是罗马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古罗马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三级教育制度。初等学校多为私立的小学，教学内容是读、写、算，其中包括学习道德格言和《十二铜表法》。一部分贵族不送子女入小学，而是雇用家庭教师在家中教育其子女。中等教育的主要形式为文法学校。起初多为由希腊人主持、教授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的希腊文法学校，随着拉丁文学的发展，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古罗马才出现了拉丁文法学校。此后，拉丁文法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高等学校是仿照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办起来的雄辩术学校。开始也只有希腊雄辩术学校，教学用希腊语，主要课程是学习希腊作家的作品，教师也大多是从希腊化地区和希腊本土来的修辞学家。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才建立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使用拉丁语进行教学，学习拉丁作家的作品。在雄辩术学校除学习文法和修辞学外，还设辩证法、历史、法律、数学、天文学、几何学、伦理学和音乐等课程。可见这一时期的罗马教育对古罗马人掌握希腊文化教育成果、发展罗马文明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当然，古罗马的这种中、高等教育，特别是它的高等教育也只是以罗马统治阶级（元老与骑士）的子弟为对象。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的平民是无缘的，更不必提奴隶了。

由此可见，古罗马文明还是在既保持古罗马文化的特点，又学习、吸收和融合古希腊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的哲学是希腊哲学的继续。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T.Lucretius，约前99—前55）以其毕生的精力撰写成著名的《物性论》，系统地论证和发挥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试图用这一学说去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他哲学家则以各种形式发挥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斯多葛派、怀疑派的思想，缺乏独创性。但是，古罗马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相当繁荣，出现了许多后来对欧洲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由于古罗马的文化教育发展历程的上述特点与影响，西方的著作通常把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

随着古罗马进入帝国发展阶段，由于政体的变化，古罗马的教育也进行了相应的变化。除国家实行对教育的严格控制外，拉丁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高等教育虽然有所发展并保留了文法和修辞教育的传统，但学习内容越来越脱离实际，趋向形式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俗文化对立面的基督教开始得到传播，并逐渐由弱小变为强大，最后在4世纪末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致出现了基督教文化教育。

以上情况说明，公元前3世纪至前l世纪是罗马学习借鉴希腊教育的重要时期。古罗马人不仅在本地由希腊人主办的文法与修辞学校中学习希腊文化，有的人还去雅典学习高深的学问。正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所说的：“希腊文化‘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70]罗马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曾受到一些罗马人的抵制。他们认为，罗马的传统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引入，严重地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与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在公元前161年，元老院甚至通过了不允许希腊哲学家在罗马居留的法令，宣称禁止希腊化教育。但由于当时向希腊文化教育学习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保守派的反对和元老院的禁令并未能扭转希腊文化教育对罗马的影响。为了巩固罗马传统，罗马的统治者遂规定在其统辖的范围内，仍以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先后推动建立拉丁文法学校和雄辩术学校，以便在引进和吸收希腊文化教育中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又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71]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罗马教育问题的思考，导致罗马教育思想的产生。随着罗马教育实践的发展，罗马教育思想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罗马教育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除西塞罗外，还有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ntilianus，约35—96）、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和普鲁塔克（Plutachos，约46—119），其中，西塞罗与昆体良的影响更为显著。

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共和晚期。这时候，罗马教育的培养目标已从培养农夫—军人转向培养雄辩家—政治活动家。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著有《论雄辩家》一书，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这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西塞罗在书中论述了一个雄辩家必需的学问和品格。他强调指出，雄辩家的本质特点是善于雄辩。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就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修辞学修养、优雅的举止风度。西塞罗对待希腊的文化教育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他基本上接受希腊化，但要求保存罗马的道德传统。”[72]因此，他认为在雄辩家—政治活动家的培养中，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前期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公元70年，他遵命主持一所国立拉丁文修辞学校，历时20年之久。他所写的《雄辩术原理》一书，既是自己长期教育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古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概括与综合。在教育与天赋的关系上，他高度评价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雄辩家的教育上，他更强调德行的培养；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比较上，他主张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在教学理论上，他阐述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在教师问题上，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古罗马其他教育家相比，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无疑更加全面、更加丰富。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拉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优美散文及其教育思想和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塞涅卡是古罗马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悲剧作家。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德育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Erasums）曾将塞涅卡伦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道德箴言编辑成册，于1614年出了第一个英文版。

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他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并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担任多门学科的讲授，但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此外，他曾担任过许多要职。普鲁塔克是古罗马多产作家之一，但流传下来的只有由后人编成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另一部是《道德论丛》。《道德论丛》一书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科学、文艺等广泛内容，并含有论儿童教育的专论。《希腊罗马名人传》也是一部融历史、文学、教育和人生哲理为一体的巨著。

本书第二卷集中地研究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是国内外研究较多、研究成果也比较多的课题。本书的特点是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放到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中进行研究，探讨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机制。在研究古希腊教育思想时，既看到它与古代东方文明与教育思想的联系，又说明了古希腊文明与教育思想的特点，对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在人类教育思想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及其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论述与评价。在研究古罗马教育思想时，既说明了古罗马对希腊文化教育（包括教育思想）的继承，也说明了古罗马教育家的独特创造。古罗马教育家西塞罗，特别是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早期的教育思想

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后者以罗马为首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西欧古代社会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经过6个世纪的演变，西欧社会终于建成了成熟的封建制度。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势力，成为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教育和教育思想也受基督教教会控制，渗透着基督教神学精神。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73]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下层派别兴起的。相传基督教的创始人是拿撒勒人耶稣（Jesus Christ）。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是学者们长期争论不息的问题。不管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四福音书中所记述的耶稣，以其行事、人品和他所宣讲的教义，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达两千余年。

据传，耶稣大约生于公元前7年至前4年之间，30岁时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真切感到自己是“上帝的爱子”，到世界来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他宣传上帝是众人之父，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国不局限于犹太民族，而及于全人类，主张信徒之间彼此相爱，一切人都是兄弟。在耶稣看来，“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要爱“主你的神”，二要“爱人如己”。[74]他的说教给苦难中的下层民众以精神的慰藉和虚幻的希望，因此，基督教在穷苦大众中迅速流传。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一些富人、社会中上层人员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基督教，使基督教徒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

随着入教者社会成分的改变，有些教会逐渐拥有较多的财富。120—220年，教会活动家中出现了一些护教士，他们已不是对迫害提出抗议和谴责，而是向罗马皇帝和知识界申诉，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制度习俗的合理和无害，力图消除反教者的误解，博取宽容和同情。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the Great）终于认识到基督教是一种可以用来巩固帝国统治的力量。313年颁发的《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基督教终于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392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培养信徒的初级教义学校和为年轻的基督教学者提供研讨宗教理论基地的高级教义学校产生了。作为欧洲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的修道院（也称隐修院），也于4世纪早期在埃及，由安东尼（Antony）和帕科米乌（Pachomius）等人首先创办。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Saint）、奥里根（Origen，又译奥利金）、德尔图良（Tertullian）、哲罗姆（Jerome，Saint）和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等著名教父的宗教哲学与教育思想，正是东方的宗教思想与神话传说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主要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等）交融的结果。克雷芒和奥里根是2—3世纪重要的基督教护教士。180年前后，克雷芒任亚里山大里亚教理学校（高级教义学校）的校长，培养了一批教会领袖和神学家。[75]奥里根是克雷芒的学生，后继任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的校长。他们都致力于运用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属于亚历山大学派，为希腊教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和哲罗姆为拉丁教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受过良好的希腊和拉丁文化教育，但是他在约193年皈依基督教以后，对希腊哲学持批判的态度。德尔图良是第一个以拉丁文写作的教会作家，是第一位拉丁教父，在使拉丁语成为教会语言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工具方面做出了贡献，著有《护教篇》《论基督的肉体复活》《论灵魂》《论洗礼》等。[76]哲罗姆是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他将《圣经》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译成拉丁文，此译本后称通俗拉丁文本，对中世纪初期学界影响至大。[77]哲罗姆曾任教皇达马苏斯（Damasus）的秘书，考证《圣经》，宣传禁欲。386年，他定居伯利恒，任男修道院的院长。他还著有《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奥勒留·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后期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对后代欧洲的教育影响最大的基督教教父……曾经受过很高深的希腊—罗马教育；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担任过修辞学教授”[78]。387年加入基督教后，他曾任希波教区的主教（396—430年在任），其间著书立说。他的主要著作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运用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为基督教构建了一套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会教育思想。可见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精神文明，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孕育成长起来的。

西欧诸国的形成过程是与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封建化过程相伴随的。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制度已基本确立。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Emperor，约742—814）统治时期，封建的采邑制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西欧诸国的统治者在巩固自己势力和扩张领土时也依靠罗马教会的支持。这时候，教会已模仿世俗封建主的等级制度，建立了教阶制度。在罗马教皇之下，设大主教、主教和神父，分别管理大小不等的地区的宗教事务。特别是在8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被削弱后，罗马教皇的职位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最终导致教皇利奥三世（LeoⅢ，Saint）为查理曼加冕，做出了“君权神授”的示范。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世俗教育机构已不复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财富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一切都被用来为宗教神学服务。教士是主要的教育者。中世纪早期最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是修道院。在主教所在地设有主教学校（或称座堂学校）。在教堂设有堂区学校。这一时期著名的教会教育活动家有圣·本尼狄克（Benedict of Nursia，Saint）、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拉班纳斯·莫鲁斯（Rabanus Maurus，又译赫拉班，为Hrabanus Magnentius音译）、阿尔琴（Alcuin）等。其中，圣·本尼狄克被认为是西方修道制的鼻祖，他创办了西欧最早的修道院，并制定出修道院“管理条例”，成为后来的修道院的示范。阿尔琴是英格兰的著名教士。782年，他受查理曼大帝邀请来到法兰克宫廷，主持宫廷学校达14年之久，使它成了当时西欧最著名的宫廷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不但邀请著名学者来宫廷学校讲学，而且要求收集、研究和讲授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他还专门发布“教育敕令”，要求在全国各地建立修道院和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一个多世纪后，英格兰西南部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王朝的国王阿尔弗烈德（Alfred，the Great of Wessex，849—899，871—899年在位）也开展了有效的文化教育活动。“阿尔弗烈德一直被人们怀念，到12世纪还有人手抄他的一些著作。”[79]

（二）拜占庭帝国的文明与教育思想

拜占庭最早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移民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发展重心东移时，便改建此城为君士坦丁堡。以后它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因此，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存在比较强大而统一的中央世俗政权，具有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比较繁荣的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十分活跃。由于这些原因，拜占庭的教会始终处在从属于世俗政权的地位。这些特点对它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始终保存着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教会的文化教育体系与世俗的文化教育体系长期并存，互相渗透和对立斗争。此外，希腊语是教学的通用语言。

拜占庭世俗教育的基础是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的文化科学成就以及罗马时期的教育设施。帝国初期，雅典大学、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校和哲学学校、贝鲁特的法律学校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修辞学校都继续存在，并享有很高的声誉。425年，首都办起了君士坦丁堡大学。但是在529年，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又下令停办了雅典大学。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兴起，相继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使拜占庭的世俗教育遭到削弱。不过，法律教育在拜占庭一直受到重视。这与查士丁尼皇帝发扬古罗马重视立法和法律教育的传统有关。528—565年，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编纂出《罗马民法大全》。他把推广法律知识看作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因而重视法律教育。在君士坦丁堡大学设有法律讲座。此外，君士坦丁堡还由国家举办有法律学校。学者私人讲学在拜占庭的世俗教育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各省城，尤其是在希腊古城中，私人讲学之风特别流行。初级学校多为私立学校，《荷马史诗》《圣诗集》都是重要的读物。学者们还私收门徒，传授比较高深的文化科学知识。

东、西罗马帝国分立后，基督教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加速了这种分化。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大部分东派教会自称为“正教”，意即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他们以希腊语为主，故又被称为希腊正教，但也允许使用地方民族语言。

拜占庭教会比西罗马教会更早地关心学校教育问题，也比西罗马教会更早地提出了由教士承担教师职责的问题。除了为世俗儿童开办的受教士指导的中级性质的学校外，7世纪后，拜占庭的修道院学校有了较快发展，主教学校也有发展。这些学校的主要学科虽是神学，但也给予未来的神学家某些文化基础知识和古代的哲学知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学校是拜占庭最高的主教学校。它不仅是教会学校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当时最高的神学思想中心，有权解释教会的政策与教义。学生们在这里不但学习七艺和科学，而且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以便日后能够更好地按照教会的需要阐述“科学原理”，并批驳异教。

利奥（Leo，约790—约869）是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活动家，曾设立学校，招生纳徒，传播古典知识。由于他学识渊博，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名声远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曾致函拜占庭皇帝，商请允许利奥到巴格达讲学，未果。9世纪中期，利奥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使学校重新成为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他认为拜占庭世俗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传授古典知识，强调学习原著。他还鼓励学生学习一些实用科学知识，他本人就为拜占庭皇室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器具。拜占庭知名的教育活动家还有佛提乌斯（Photius，810—约895）、普塞洛斯（Psellus，或译巴塞罗斯，1018—1078）和希菲林那斯（J.Xiphilinus，约1010或1013—1080）。佛提乌斯曾师从利奥。在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期间（858—867年和878—886年），佛提乌斯强调按照希腊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论证神学，把希腊文化作为基督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基础。他也曾担任宫廷教师，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大学讲学，还曾在家中私设学校。他著有《典籍广览》。该书是一部对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评论性著作，体现他维护古典知识纯正性的思想。普塞洛斯曾长时间做私人教师。1045年，拜占庭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普塞洛斯受聘担任哲学院的院长。他分学习为基础的、语法的和哲学的三个等级，认为哲学是学问中最高级的学问，它可以使学生获得看穿宇宙终极的慧眼，但是他也重视基础学问，凡入哲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先受基础教育。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他最推崇的是柏拉图，认为应将柏拉图的著作视为学习古典知识的最基本的著作。普塞洛斯所著的《逻辑学》传入西欧后很受欢迎。希菲林那斯与普塞洛斯是同时代人，且是他的同窗好友。但是，希菲林那斯尊崇的是亚里士多德。在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时，他被聘任为法学院长。他注重法学实用知识的传授，学生修业期满，还须进行司法实习，但他也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特别要求掌握拉丁语。

在11世纪前，拜占庭的文化教育水平不但远远高于东欧各国，而且高于同时代的西欧。但是拜占庭学者缺乏创新精神，因此，拜占庭在历史上主要起保存和传播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作用。不过，拜占庭帝国及其文明的存在对西欧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曾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意大利与拜占庭一直保持着经济和文化联系。来君士坦丁堡学习的有意大利的青年，他们在这里接触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后来，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从拜占庭学者那里学习了希腊语和希腊作家的某些著作。拜占庭学者与人文主义者的交往早在拜占庭存在的后期就开始了。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学者更是成批地逃到意大利，担任希腊文教员或从事希腊作家著作的注释工作，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接受古典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促进了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拜占庭文明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基辅罗斯的影响更巨大。9世纪时，拜占庭的宗教活动家西里尔（Cyril，约827—869）和美多德（Methodius，约825—884）两兄弟到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以希腊字母为基础，考虑斯拉夫语言的发音，创造了一套斯拉夫字母，并把《圣经》等书籍译成斯拉夫文。这套字母成为现代斯拉夫语系字母的雏形。865年，保加利亚大公接受东派教会的洗礼，皈依基督教，促进了保加利亚的封建化进程。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从9世纪开始加强，其统治阶级中已有许多人接受基督教。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将它确定为国教，更加密切了与拜占庭的文化联系。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里尔和美多德创造的斯拉夫字母也传入基辅罗斯，遂成为俄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基辅及其他城市建立教堂，并开始设立学校。

拜占庭文明对阿拉伯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7世纪中叶，阿拉伯战胜波斯和拜占庭，一部分古希腊典籍由波斯传入阿拉伯。拜占庭的一些文化教育中心落入阿拉伯帝国之手，为他们吸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教育成果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更提供了现成的教师和翻译力量。

（三）阿拉伯文明与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思想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的摇篮。6世纪末7世纪初，阿拉伯人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但是，社会的分化和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造成了社会动**不安。同时，由于阿拉伯半岛处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双方为控制阿拉伯的商道而进行战争，阿拉伯人深受其害。各种因素加速了阿拉伯人向文明社会的转化。伊斯兰教便适应阿拉伯人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诞生。

伊斯兰教是由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在麦加创立的一神教。穆罕默德因复杂的生活经历而见多识广，并对阿拉伯人的社会需要进行了深入思考。610年，他综合犹太教、基督教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原始宗教思想而创立伊斯兰教。7世纪20年代，他在麦地那建成政教合一的国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口授了“安拉的启示”，由其弟子记录下来。穆罕默德去世后，经其好友及其事业的继承者——阿拉伯国家的首任哈里发（意即“先知的继承者”）艾布·伯克尔（又译艾卜伯克尔，约573—634，632—634年在位），收集、整理而汇编成册。这就是伊斯兰教的首部《古兰经》。奥斯曼（Uthman Ibn Affan）在位时期，曾规定了《古兰经》的标准本，称为“奥斯曼定本”。《古兰经》不仅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发展起着不容取代的指导作用，同时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教育也是和《古兰经》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古兰经》中体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政策思想。

阿拉伯文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初建时，其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它即将征服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在文化教育上几乎是白手起家。400年间，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哲学和文学艺术方面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对人类文化、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实施了开明的文教政策，广泛吸收了被占领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遗产，在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较快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体系。其次，提倡崇尚学问和学者，推行尊师重教的政策。正因为如此，阿拉伯帝国在各地普遍建立清真寺，对伊斯兰教徒进行教育，清真寺还附设昆它布，对儿童进行教育；在各大食国首都又相继开办大学，讲授高深学问，还开办设备完善的图书馆，组织图书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并允许教师在家设学馆讲学。

《古兰经》中申述的基本信仰的纲领，对穆斯林的宗教功修和社会义务的原则规定，指明的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要求和人生目的，对阿拉伯帝国的教育目的、教育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有指导作用。

阿拉伯国家数百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不少的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拉比、伊本·西那、安萨里、伊本·鲁西德。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经历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与重点也有区别，但都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包含有教育思想。法拉比（Al Farabi，870—950）一生写了100余卷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和音乐。他详细地研究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深受柏拉图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位提出利用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家。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所撰写的以《美德城邦居民意见书》为书名的著作中。法拉比还涉及对哲学的认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问题。伊本·西那（Ibn Sina，980—1037，拉丁文名为阿维森那）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又是位哲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的教育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心理观、认识论和社会政治观点三个方面。在教育的目的方面，伊本·西那提出教育应该发展每个人的身体、智力与道德，通过德、智、体三个方面的教育形成完整的人格，同时，他也很重视对职业能力的培养。安萨里（Al Ghazali，又译加扎利，1058—1111）在伊斯兰教中享有“宗教复兴者”“伊斯兰权威”的声誉。他留下了80余部著作，其代表作是《宗教的复兴》（旧译《圣学复苏》）。他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说、道德教育论、论知识与课程、论教师与教学方法等方面。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教育应培养能遵循伊斯兰教的一切教诲、具备内在完善精神的人。在教育功能和任务方面，他认为应当在重视品德培养的同时兼顾知识的传授和身体的锻炼。在知识与课程方面，安萨里已提出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问题。但是，其课程体系的核心是以宗教为核心的。伊本·鲁西德（Ibn Rushd，1126—1198，拉丁名为阿威罗伊）被视为中世纪阿拉伯最后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行为本身经理智的判断而具有善性或恶性，经过理智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行为就具有善性，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就是恶的行为。伊本·鲁西德的哲学思想对教育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阿拉伯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强**育的重要性；他们都主张在德、智、体诸方面给学生培养与教育；他们都主张课程体系既包括宗教知识，又包括世俗知识，只是对何种知识在课程体系中应处于核心地位所持的主张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