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波里比阿[1]

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黑格尔[2]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并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外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分析与评价各个时代最主要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思想流派，阐述各时期外国思想家和教育家认识教育现象、解释教育问题、探讨教育客观规律的得失。作者力图更全面地展现外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思想向前发展与变化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总结外国思想家和教育家研究与解决教育问题，指导教育实践的经验，预示外国教育思想发展趋势，为21世纪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本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通过追索人类发展的远古时代和古代东方文明中教育思想的起源，阐述不同时期外国教育思想家对他们所处时代教育问题的反思，来探索教育的深层本质。通观外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能不惊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从“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三方面对教育精髓的深刻洞察和继往开来的恒久意义。

一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其基本职能是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与知识，促使自然人社会化，从而保证人类的延续，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历史事实说明，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教育既属于永恒范畴，又是历史现象，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都有着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史。作为《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一卷，本书首先对人类与教育的起源和教育思想的产生、原始社会中的教育思想等问题做了一点探讨，这对完整地理解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是有一定意义的。

自古以来，有关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就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由古犹太人综合他们自己和古埃及、两河流域诸国、巴勒斯坦地区诸国的历史传说，并根据这些国家以及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编纂的《希伯来圣经》（后称《圣经·旧约全书》），提出了“上帝造人”之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摒弃了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耐（Carl Von Linné，1707—1778，亦译林奈）就在他的《自然系统》（1735年）一书中，大胆地将人与猿猴、狐猴、蝙蝠一同放在“灵长目”中，他又按照皮肤的颜色与其他特点，把人分为四类。[3]法国博物学家布丰（Buffon，1707—1788）虽然认为林耐的分类法是“屈辱人类的真理”，但他对于说明动物之间关系的证据不能熟视无睹，因此，他也曾说，“如果圣经没有明白宣示的话，我们可能要去为马与驴、人与猿找寻一个共同的祖宗”，但是他后来又取消了自己所说的这句话。[4]到19世纪中叶，由于地质学取得的成就和考古学的发现，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才得以在1863年确定人类在生物的长系列中的地位，而且指出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期比公认的圣经年代学所说的年代要长远得多。[5]同年，英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在研究解剖学的证据以后指出，在身体与大脑方面，人与某些猿猴的差异比猿猴间的差异还要小些，因此，他将人类列为灵长目的第一科。[6]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名为《人类的由来》的专著，指出人类的诞生地可能是在非洲，人类的始祖是一种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关系最为密切的猿类。[7]他的这一推论已被现代考古学家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但是，他未能完全正确地阐明人类进化的机制与历程。在他以及其他人的论述中，人们也不能找到有关教育起源和教育思想产生的正确答案。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批判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的科学见解。他将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三个阶段，并把从“攀树的猿群”到“完全形成的人”这一过渡时期，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阶段称为“人类的童年”。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行走。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这类古猿进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阶段，开始了人的形成过程。[8]恩格斯认为完成这一进化过程的标志是能够制造工具。他指出，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期还不会制造工具，但是已经能够利用天然工具——石块、木棒等，进行简单的劳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简单的劳动如何推动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脑、各种感觉器官、语言、思维和社会性的发展。

恩格斯写道：“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清晰的音节……”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9]

不过，恩格斯强调，“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劳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10]。显然，工具的制造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发生的质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脑、各种感觉器官与意识长期进化的结果。恩格斯特别强调真正劳动活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他指出，“……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上自己“意志的印记”，“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11]。恩格斯还指出，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12]。他还说，“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3]他认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是受劳动发展阶段和家庭发展阶段制约的。

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对我们认识教育的起源和教育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以来，科学界对人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与恩格斯的论断也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仅人类学家对人类远古祖先遗骨、遗物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生物化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的参与更推进了有关人类起源时间的探讨。当代世界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1944— ）在其被列入 《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的著作《人类的起源》（Origin of Humankind）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成果，勾画出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轨迹。后期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问题也多有考察与论述。

据称，在距今1200万年前后的几百万年间，由于地壳运动，引起非洲地形与气候发生变化，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由类似猿的动物演变而成的[14]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这便是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始祖。大约在250万年前，由某种最先进的比各种南方古猿身体结构轻巧、颊齿较小、脑量几乎大出50%的人属动物演化为能够制造出 “粗笨石刀”的能人，[15]他们留下了以最早石器组合（石刀、砍砸器、刮削器和各种多边器）为代表的奥杜韦文化，这种文化至少已传遍非洲大陆。[16]能人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直立人是分布范围超出非洲的第一批人类，并于大约180万年前至25万年前创造了以泪滴形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他们以原始的狩猎—采集的方式生活着。属于直立人的北京猿人已知道用火。[17]直立人的语言能力和教育活动已获得某些解剖学上的证明。大约从25万年前起，人类进入早期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时代。早期智人留下了包括60种可辨认的石器类型的遗物。[18]至35000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晚期智人的语言和心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欧亚大陆出土的大量石雕、泥塑、壁画和各种精致的工具，便是这种发展的明证。大约在15000年前，晚期智人在生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进步，将人类带入了农耕时代。大致与此同时，人类才开始越过白令海峡（当时还是一片陆地）到达美洲，并且在相近的时间里经过太平洋中的一个陆桥进入澳洲。至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19]以上研究成果说明，除了具体年代[20]以外，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有关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界是根据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论述来说明教育的起源的。学者们认为，既然“正在形成中的人”必须为满足其生存与繁衍的自然需要而进行群体劳动，这种劳动活动将他们改造为“完全形成的人”，形成了人类社会，那么，新一代人的培养就必然要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适应当时劳动生活的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毫无疑问，人类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手、脑等生理结构是通过遗传的途径传给后代的，但运用手、脑及语言信号认识自然和从事劳动的本领却并非天赋。所以，新生一代即使是要学会制造和利用最简单的劳动工具，也必定要通过前辈的某种教导和个体的具体练习。年长的人们也必须根据集体劳动和生活的需要来指导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教育活动。本书肯定了学界多年来坚持的这些观点，同时又根据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自己思想支配和思想先于行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是实现教育的必要条件和手段等观点，以及语言起源的时间大约在200万年前的判断，提出了语言的历史就是教育的历史和教育思想的历史，教育和教育思想应是同时产生的主张。这是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做出的新的探讨。

人类社会形成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对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状况，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做过深入研究。他在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一书受到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历史观的经典著作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1]他还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22]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于1884年。他在书中采用了摩尔根的分期法，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每个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考察了各个阶段生产劳动和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机制，揭示了原始社会发生、发展和解体的历史过程，指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后，苏联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原始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苏联教育史学家麦丁斯基（E. H. Meдынский，1885—1957，旧译米定斯基）、戈兰特（E. Я. Голант，1888—1971，旧译哥兰塔）和沙巴耶娃（M. ф. шабаева，1905—1983）等人对原始社会的教育做过比较多的探讨。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外国教育通史著作中，对原始社会的教育也做了一些论述。但无论中外，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曾对原始社会的教育思想做过专门的考察与研究。本书第一卷以专章论述原始社会初民的教育行为与思想，在谈到教育思想时，内容涉及人性论（用超自然的力量和神话说明人的智愚和人性善恶的起源），人生观（通过神话进行选择人生道路的教育），儿童观（在印第安人中，父母很少打孩子，因纽特人很少体罚儿童，与文明社会实行对儿童的体罚形成鲜明对比），人才观（原始人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在思想观念中已有把年轻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模板”，他们创造了各种教育方法和“成年礼”的制度，向儿童传授有关自然现象、部落的历史传统和先人的伟绩，氏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知识，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传授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开展体育和音乐、舞蹈等美育活动，体现出对新一代人已有相当全面的要求）等教育思想的永恒课题，可以说是对原始社会教育思想进行研讨的第一次尝试。这些尝试性的研讨是以19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尚处于原始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部落所做的考察与研究为基础的。各民族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和史诗也为我们的研讨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研讨的意义在于，我们已能够把上述教育思想重要课题的萌生追溯到久远的史前时期，从而有力地说明，文明社会中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并不是突然和偶然出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长期孕育的教育思想胚胎演化、成长的结果。

二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上古时期，在一些地理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例如，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可灌溉区域（简称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指“两河之间的地方”），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及其支流（旁遮普河）所泛滥过的平原地区和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地，在金石并用时期，特别是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已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率大为提高了，财富日益增多，无论在农业还是畜牧业中，男子的劳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婚姻制度方面，对偶婚制迅速转向一夫一妻制（对有权势的人物来说则是一夫多妻），母系氏族制已为父系氏族制取代。在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原始社会开始解体，私有制、奴隶制出现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取代氏族议事机构，人类便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文字作为人类记事和超越时空的交际工具，也被发明出来并日趋完善，成了文明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同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原始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教育不复存在，文化知识、正式教育（学校教育）被少数统治者独占。

（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两河流域古国的教育思想

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2006年，在两河流域就曾由苏美尔人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国家、早期王朝、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其中，阿卡德王国是接受苏美尔人影响的塞姆人、阿卡德城邦王萨尔贡所建），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奠定了基础。苏美尔人不仅率先发展了农业灌溉和犁耕技术、冶金术，学会了利用风力推动帆船，并发明了车轮，而且创造了楔形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和文学艺术方面也有许多发现与创造，并且开创了西亚古代国家重视立法的传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颁布的《乌尔纳木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苏美尔人的宗教具有多神性和拟人性。在城邦发展阶段，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城市中最主要的建筑便是塔庙，塔庙的最高祭司同时也是城邦的首领。苏美尔人还崇拜太阳神夏马西，风雨神恩利勒，女神伊西塔、南沙，等等。他们认为文字和知识是由被称为那布（Nabu）的神所创造的，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对之十分敬畏。苏美尔人不主张什么极乐的、永恒的后世。他们在世界观上只信今生，不信来世。他们认为内尔各勒神为瘟神，同时又认为所有的神既能赐福，也能降祸。在苏美尔人的宗教中，“有一种主导思想，认为人类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侍奉神明的，不仅崇拜他们，而且供养他们。这种观念在著名的创世与洪水史诗中得到反映，这些史诗成为后来《圣经·旧约全书》中希伯来故事的轮廓”[23]。

苏美尔人用自己的文字把商业文书、法律条文、政令、宗教著作和文学作品都写在用黏土做成的泥片上，被称为泥板书。他们对儿童进行读、写教育和知识传授，也以泥板书为教科书。苏美尔人把知文识字的人称为文士，他们的教育亦被称为文士教育。由于神庙（塔庙）在城邦国家中的崇高地位，僧侣既是传达神意和主持宗教事务的人物，又是世俗事务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高级僧侣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一些神庙中又有比较充实的图书资料（泥板书），并有观象台等设备，学者们估计苏美尔人最早的学校多半是设在神庙之中的。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对知书善写的文士需要的增加，才有单设的文士学校。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拉（Andre Parrot）在两河流域的马里城发掘出一所被估计为公元前2100年的学校。后来考古学家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学校的遗址和遗物。据此，大体上可以判断苏美尔曾有三类学校：一类学校邻近皇宫，似乎是宫廷或政府机关设立的；一类学校设在寺庙中，为寺庙学校；一类学校校舍紧邻文士住地，似乎是文士私立的。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体现在泥板书所载的神话、史诗、寓言故事、法律条文之中。在一些与教育、教学有关的泥板书中也反映出他们的教育、教学思想，涉及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与方法、教师等。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

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先后兴起由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年为第一王朝，以后又曾建立第二、第三和第四王朝，公元前689年，第四王朝为亚述帝国所灭），由亚述人建立的亚述王国和亚述帝国（公元前1400年左右—前1077年为亚述王国繁荣时期，公元前744年—前612年为帝国时期），由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5—前539年，又称迦勒底王国）。这些国家不仅传承了由苏美尔人开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扩大了它的影响，而且在法律、天文学和文学方面有所发明创造。例如，古巴比伦在其第六代王汉谟拉比（Hammurapi，？—前1750，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统治时期，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新巴比伦制定了空前精细的计时体系，设7天为一星期，分一天为12时辰（每时辰为120分钟）；亚述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图书馆（其收藏现存大英博物馆），还建造了被希腊人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等等。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和新巴比伦王国的教育与教育思想和苏美尔人的教育与教育思想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

（二）古埃及文明与古埃及教育思想

古埃及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逐渐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古埃及在其存在的近3000年间不仅创造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与影响。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发明了象形文字体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古埃及的宗教已由多神教演化为富于哲理性的一神教，太阳神被认为是古埃及国家和民族的保护神，“是公道、正义、诚实和维持普天下道德规范的神”[24]。为神化自己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历代法老都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的后裔。古埃及的许多神庙都是为太阳神建造的。古埃及人相信灵魂不死，因此，要把死者遗体制成木乃伊，很好地保存起来，葬进坟墓。著名的金字塔便是法老们的陵墓。古埃及的政治哲学包含在大约于公元前2050年写成的《一个能言农民的恳求》中。该文要求君主为臣民的利益施行仁政，主持正义，要亲孤儿、惜寡妇，并应秉公裁断，惩处有当，促进人民安居乐业。[25]埃及人在天文学方面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苏美尔人发明的是太阴历），绘制了天体图，认出了主要的恒星。在数学方面，他们主要是发展了算术和几何学。他们还计算出圆周率为3.16。埃及的医学也很发达。

古埃及人十分重视教育。他们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宫廷学校，还设有职官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僧侣和文士既是知识的掌握者和教育、教学过程的中心人物，也是教育的培养目标。埃及的海立欧普立斯大寺是一所藏书丰富、教育水平很高的学府。该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因此，古希腊的一些学者，包括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Plato）都曾到这里游学。古埃及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宗教作品、神话故事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教谕性的作品之中。一些记载僧侣和文士言行的纸草卷当然也是后人研究埃及教育思想的依据。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法律篇》中都曾议及古埃及的教育观和教育经验，从中反映埃及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我国教育史学家滕大春先生在评论埃及古代教育时指出：“古代埃及曾居于世界教育史的先锋地位。”[26]这一评价应该不仅指古代埃及人的教育实践，对古埃及的教育思想来说，也是很恰当的。

（三）腓尼基文明和腓尼基字母的创造

腓尼基人是古代西亚十分活跃的商业群体。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在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建立了一些城邦国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西顿（今赛达）和推罗（今苏尔）。公元前814年，他们还在北非建立了著名移民城邦迦太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出于商业活动的需要，腓尼基逐渐发展出两套拼音字母表：一套是北方受楔形文字影响创造的乌加里特字母表，共29个字母；另一套是南方受古埃及文字启示创造的毕布罗斯（一译比布诺斯）字母表，共22个辅音字母。公元前13世纪，南方的字母表渐渐地取代北方字母表，成为腓尼基的统一字母表。这套字母表传到希腊后，古希腊人根据自己的语音加上了元音字母，构成希腊字母表，后来又由希腊字母表派生出拉丁字母表和斯拉夫字母表，成为现代欧洲各国字母文字的来源。此外，腓尼基的毕布罗斯字母表在东方还派生出阿拉美亚语字母，由此再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来、波斯等字母以及维吾尔、蒙古、满文字母等。由此可见，古代东方文字的发明、传播、交融与演化对现代文字与文明发展源远流长的影响。

（四）古波斯文明与古波斯的教育思想

古波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的国王居鲁士二世（CyrusⅡ，约前600—前529，公元前558—前529年在位）至大流士一世（DariusⅠ，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统治时建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奴隶制帝国。其行政管理形式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创建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波斯帝国在征服各地时，一般都允许各地人民保持自己的习俗、宗教和法律。这种宽容政策促进了波斯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诸古国以及埃及文化的融合。古波斯人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和由该教演生的密特拉教和摩尼教对希伯来人的犹太教教义的最后形成和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影响。该教于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在长安建寺，被称为祆教、拜火教或波斯教。它也曾传入印度，印度至今仍有少数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可见波斯宗教思想对西方和东方都有影响。波斯在萨珊王朝（226—651年）统治时期的文教政策也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琼迪—沙普尔学园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中心。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可以研习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学理论、古印度和希腊的文化、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叙利亚的思想，接受医学训练。琼迪—沙普尔学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延续至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徒首先是在这里熟悉了古典文化。学园及其校友还将一批印度、波斯、叙利亚及希腊文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流传各地。

波斯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和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又称《王书》）中，涉及人性论、儿童教育观、军事教育与体育、对教师的要求、培养接班人等问题。波斯人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受到古希腊的关注，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著有《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表示自己的观感。

（五）古希伯来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古希伯来人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在宗教方面。作为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母体宗教”的犹太教，便是希伯来人在与埃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诸国的复杂交往中，广泛吸纳多种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希伯来人在所罗门王（Solomon，公元前973—前930年在位）之后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帝国（公元前721年），成为“失踪的以色列十部落”。犹太人更是历经沧桑。犹大王国先受制于埃及，再亡于新巴比伦，沦为“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波斯灭新巴比伦王国，犹太人获准重返耶路撒冷，建立依附于波斯的以大祭司为首脑的神权王国，其后，半独立的犹太神权国家又先后归属于新征服者亚历山大帝国和帝国分裂后建立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国（又称叙利亚王国）。公元前142年，由马加比家族（Maccabaeus）建立了犹太人的马加王国，这个王国又于公元前64年为罗马帝国军队所灭。但是，犹太人仍坚持反抗。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扑灭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下令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逐或逃离，从此，犹太人成为流浪者。

犹太人近千年中因各种政治力量拉锯式的较量而被**和抗争的历史，为他们吸收和融会各种文明成就、形成自己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希伯来人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初期阶段，他们和其他的人类群体一样，也是多神教或万物有灵论的信奉者。巫术在他们那里也很流行。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犹太部落的主神耶和华的地位得到提升，但“直至犹大王希西家年间之前（公元前700年左右），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殿里一直供奉着一尊黄铜巨蛇偶像”[27]。公元前8—前7世纪，犹太先知提倡尊奉耶和华为万物之主，强调宗教的目的主要是伦理的目的，声称“耶和华丝毫不关心礼仪和献祭，而是要人们‘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要求人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之心，与你的神同行”[28]。在“巴比伦之囚”期间，先知们又大力传播信奉唯一真神的思想，称犹太人是耶和华即上帝的“特选子民”，宣扬“救世主”将帮助犹太人复国，使犹太人获得了精神支柱。同时，从埃及到两河流域，当时出现的一种怀古思今、重视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学习的思潮也给流亡和囚居的犹太人重要的影响和启迪。按照赫·乔·韦尔斯的说法，犹太人正是从囚居巴比伦的时候才开始“从随身带来的一些隐藏着的和被人遗忘了的记载，如家谱，同时代的大卫、所罗门和其他列王的历史，以及传奇和传说中，编出并扩充了他们本族的历史，向巴比伦和本族民众宣讲。创世的故事、洪水的故事、摩西（Moses）和参孙故事的大部分，大概都掺和了从巴比伦得来的史料”[29]。于是，当犹太人于公元前537年回到耶路撒冷和建成半独立的神权王国之时，犹太教也最终确立并成了犹太人的唯一信仰。而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这部包含犹太教基本教义、律法、历史和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某些卫生要求和医学知识的经典的编纂工作则是由许多犹太教徒历经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在1世纪完成的，其中，《摩西五经》于公元前250年便译成希腊文本流传于世。可见犹太教的形成史犹如古代西亚、北非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各族人民宗教思想发展的复演史。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奋斗史，而且包含了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带各族人民的智慧。《圣经·旧约全书》日后被作为基督教《圣经》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偶然的。

和波斯人一样，希伯来人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是和他们的宗教活动与宗教思想紧密联系的。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希伯来人基本上没有学校教育设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囚居巴比伦时期，犹太人开始设立犹太会堂。会堂最初只是犹太人群聚集在一起敬神和祈祷的处所，是先知及其追随者宣讲教义的地方。为了教育出生于囚居之地的儿童与少年，使之不忘本族传统的价值观，会堂同时肩负起学校的职责。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和建立神权政治体制以后，犹太会堂的作用日益加强。随着《摩西五经》的编成，讲解和阐述经典成了主要工作。为了使年青一代学习和掌握《摩西五经》，文字教学在会堂学校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公元前444年，大祭司伊兹拉（Ezra）号召群众热心读经，全国普遍建立犹太会堂。到公元前2世纪，不仅城市设立了会堂，而且农村也设立了。城乡会堂总数达到480所。“由于儿童的人数日繁，会堂不能容纳，便另辟房舍进行经典诵习，同时由于经典的内容日趋丰富，解释阐述很费时力，必须专人负责进行，乃规定会堂从事一般宗教事务，把教授法典工作独立出来，这样，就出现了希伯来最初的学校。”[30]此外，希伯来学校教育的发展还受到埃及、塞琉古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促进与影响。在臣属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许多移居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热心于学习希腊文和掌握希腊文化。“新的一代已经不知道希伯来语是自己的母语了，也听不懂犹太教礼拜堂里念的经文了，于是埃及的犹太人决定翻译希伯来文的经文。”[31]可见《摩西五经》被译成希腊文的主要原因是为满足移居希腊各地，逐渐成为不懂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教育之需要。在耶路撒冷，从公元前3世纪便出现了希腊式的学校和体育馆。在臣属于塞琉古时期，安提阿四世国王伊皮法纽斯（Antiochus Ⅳ Epiphanes）更试图强制推行希腊化，导致犹太人的反抗和马加王国的建立。为了使犹太人保持犹太民族精神，希伯来的各级学校教育在马加王国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犹太人对家庭教育仍然十分重视。犹太人的《法典大全》将“教子学习法典、教子娶妻生子、教子养成职业技能”规定为父亲的三项重要职责。[32]父亲还亲自接送儿子入学，并考察、督导儿子完成学校的作业。

除《希伯来圣经》（《旧约》）外，犹太人还留下了《死海古卷》《次经》《伪经》等文化遗产。希伯来的教育思想便体现在这些宗教经典之中。其共同之处，一是强**育在培养人民对上帝（耶和华）的虔敬之重要作用，认为培养对上帝的虔敬就是培养独立的民族精神，保证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强调宗教律法的学习，要求谨守和遵行一切以耶和华名义发布的诫命和道德规范；三是强调职业技能之养成。较之《旧约》，《死海古卷》中库兰社团（公元前100年左右至公元76年为其发展之鼎盛时期）的教育思想更强调锻炼人们的明辨能力和教师（祭司）的作用，对儿童身心发育特点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提出了儿童的启蒙教育问题，并要求建立比较严密的教育、教学制度，其中包括启蒙教育、律法教育、考查与考验四个阶段。《次经》写作于公元前200—100年，其中不仅以小说形式赞颂智慧、知识对于犹太民族的生存及发展的意义，而且通过人物传记、故事、智训、书信等形式向世人启示智慧、学识对人之生长、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整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此外，《次经》还强调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次经》强调了独立思考和钻研探讨之重要与因材施教的必要性。《伪经》意即《圣经·旧约全书》的模拟作品或伪仿作品，也称外传，约于公元前200—200年成书。《伪经》重视通过反面事例进行教育。在教学方面，《伪经》更强调因材施教。

美国学者、教育家蔡斯（Mary Ellen Chase）在谈及公元前537年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几万犹太人时指出：“这支回到耶路撒冷的队伍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有了它，才有现在的《圣经》，才有犹太人的宗教，才有基督教，才有后来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如果没有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犹太人必然遭到与以色列人相同的命运……”[33]以上考察说明，由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几万犹太人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其影响绵延至今，完全是由于他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建立在犹太教经典中的教育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

（六）古印度文明与古印度教育思想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先后发现了许多远古城市和村落的遗址。因为哈拉巴遗址发现在先，所以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被称为哈拉巴文化。当时已经有了衡量标准和文字体系。文字显然是音节字，可以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书写，但迄今尚未释读。有几种工艺反映了高度的技巧，特别是制作小型的个人装饰品，某些雕塑标本也表现出优美和写实的才能。可惜的是，这一光辉的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被目前还不确切知道的原因摧毁了。一批自称是“雅利安人”的游牧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通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印度。“雅利安人”按梵文的意思是“高贵”“有信仰者”“高贵者”等，属印欧语系。他们侵入印度河流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逐渐向东部和南部发展，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居民。他们早期的社会情况反映在被称为《吠陀》的古老文献中。《吠陀本集》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解释《吠陀》的文献有《梵书》《奥义书》《森林书》，它们大约都形成于公元前900—前600年，其中反映了印度从原始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的状况。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逐渐发展起世袭的四大种姓等级制度。第一等级为婆罗门（僧侣），第二等级为刹帝利（以国王为首的军事贵族），第三等级为吠舍（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自由民和商人），第四等级为首陀罗（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和战败的雅利安部落成员）。婆罗门和刹帝利为奴隶主阶级。前三个等级为“再生族”，第四等级为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权利的“一生族”，属于奴隶、雇工或仆役阶级，此外还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不可接触者”。

婆罗门是形成与维护种姓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于公元前7世纪在吠陀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婆罗门教。该教以《吠陀》为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毁灭”，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主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灵魂不灭。

公元前6—前5世纪，随着新的生产技术的采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贸易的活跃、城市的扩大，古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加强了军事贵族的地位，商业发展使一部分吠舍的财富增加，阶级的分化和改组加剧，对婆罗门的不满和对婆罗门教教义的怀疑逐渐增长。这一切社会变化的结果便是佛教的产生。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答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约前565—前486）。他出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印度尼泊尔边境）。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他少年时接受婆罗门传统教育，学习过吠陀经典和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因有感于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29岁离家，到处寻师访贤，探索解脱痛苦之道。6年后得道，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传播自己的信仰，历时40余年，80岁去世。传说他有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者10人。一些商人、国王都皈依其门下，成为信徒。乔答摩·悉达多出身于释迦族，因此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明之人”，又被尊称为佛陀（Buddha），意即“觉悟者”。佛陀简称为佛。

早期佛教是作为与婆罗门教对立的思潮出现的。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由每个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作‘涅槃’或‘解脱’。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34]

早期佛教不承认婆罗门教的经典和婆罗门僧侣的特权，否定婆罗门教神造种姓之说，在因果报应和修行解脱方面主张“四姓平等”，使婆罗门教受到极大的冲击。

当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急速推进，使恒河流域成为其发展重心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约于公元前518年进入印度，使旁遮普西部成为他的第二十块辖地。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后，也侵入印度河上游地区，但两年后即撤出。其时，摩揭陀在难陀王朝（公元前364—前324年）统治下完成了对居萨罗国的兼并，统一了恒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24年，出身于养孔雀家庭的旃陀罗笈多（属首陀罗种姓）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自立为王（月护王，公元前324—前300年在位）。他在清除希腊（马其顿）的残余留守部队后挺进恒河流域，推翻难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7年）。到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69—前236年），“孔雀王朝……成为古印度史上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与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希腊化国家建立了联系。阿育王对内实行‘达摩’（法）治国，为各种宗教信仰提供自由传播的机会，晚年则皈依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广建寺塔，慷慨布施僧众。经过阿育王的积极提倡，佛教在印度境内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同时开始走出本土，向世界宗教的发展大道迈进”[35]。

古代印度的教育与婆罗门教和佛教是密切联系的。佛教产生以前，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垄断了文化和教育的特权，只有婆罗门僧侣才有权讲授《吠陀》经典，其他种姓都不得从事教育活动。按婆罗门法典，只有再生种姓能接受教育。首陀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佛教倡导人人佛性平等，将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普及于四个种姓，并为妇女广设尼庵，为她们讲授教义，并供其修行，扩大了教育面。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以专门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进行相当高深的教育，为发展婆罗门教和佛教教义、促进古印度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印度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婆罗门的《吠陀》经典和《奥义书》等经解著作及佛教的众多经典之中。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也以艺术形式表达了人生哲理和培养人的理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佛教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当初并没有创立宗教的打算，“他的思想虽然取决于他的印度宗教经历，但并不是宗派性的”，“他不是清高的隐士，而显然是一个博学卓识的师长”，“他的学说包括一套哲学（即玄学）、一套心理学、一套伦理学，其中伦理学最为重要”，“他坚决反对把思想强加于人，相信讨论和榜样的力量是唯一有效的树立真理的手段……他告诫弟子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为别人的利益而尽力”[36]。我国学者也有人指出，乔答摩·悉达多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两位大教育家之一，另一位是我国的孔子。“早在苏格拉底出生以前，东方的两位圣人早已各据一方，设坛施教，弟子弥众，信徒盈天下。东方的两位圣人都是以济世的宏愿，艰苦卓绝，不畏万难，力图给迷航的人类指出前进的方向……东方的两位圣人都谆谆教导人类：人必须理智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克制自己的贪欲，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以己度人，达己达人，不可为满足自己的求生欲而剥夺他人的求生权利，只有这样，人才能从‘畜生、地狱、饿鬼’上升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人类将侵夺不息，自相残害，永无宁日。佛说三毒，贪欲为首。孔说克己，意在制贪。贪欲去尽，乃可以立地成佛，求仁得仁。明乎人兽之辨，是为真智慧。”[37]这些见解可资参考。

由上所述，可见古代东方各国拥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中心的影响，西方教育史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教育史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者力破西方中心，古代东方的教育在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列有专章，论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的教育、古代埃及的教育、古代印度的教育和古希伯来的教育（分别为第二、三、四、五章），约占全书的2/7。同一时期在我国出版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中，也多列有专章论述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但是这些著作中仍然缺乏对古代东方国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我们这套《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对古代两河流域诸国（包括苏美尔）、古代埃及、古代波斯、古代希伯来、古代印度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机制，这些国家有关文献中包含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我国学者集中研讨东方文明古国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尝试。这对我们完整地认识外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总结教育思想建设的经验是有益的。

三

在古代世界欧亚大陆的西部，靠近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的爱琴海地区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后来，正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和发展起古希腊文明，产生了西方最早的教育思想。

（一）米诺斯—迈锡尼文明

爱琴海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区和爱琴海诸岛。爱琴海是多岛之海，海上分布着数百个大小岛屿，其中最大的是克里特岛。早在新石器时期，克里特岛已有人类居住。约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邦，创建了米诺斯文明。稍后，克里特岛人在希腊半岛建立了迈锡尼等殖民城市。但是，在“公元前16世纪，一支野蛮的希腊人（史称亚该亚人）从他们的发源地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终于征服了迈锡尼。他们逐渐吸收被征服者的物质文化，成为富裕而强大的海上霸主”[38]。约在公元前1400年，他们征服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朝的都城克诺索斯，不久又征服了克里特全境，并使米诺斯文明演化为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3世纪（一说是公元前12世纪初），迈锡尼等城邦参加了特洛伊战争，打败了特洛伊人。

但此后不到200年，他们自己又被希腊人的另一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多利亚人征服。米诺斯—迈锡尼文明随之衰亡。[39]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又称“爱琴文明”。它，特别是米诺斯发展阶段的宗教和艺术传统、航海知识、喜好各种游艺和运动、崇尚自由探索的精神对古希腊及周边国家日后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二）古希腊文明与古希腊教育思想

古希腊人在摧毁了米诺斯—迈锡尼文明之后，以约300年的时间（公元前1100—前800年）完成了由“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的过渡。这一时期的有关资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荷马时代”。《荷马史诗》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歌颂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希腊英雄的业绩，因此，“荷马时代”又被称为“英雄时代”。

公元前800—前500年被称为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在这一时期，铁器普遍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古希腊人不仅在希腊半岛、小亚细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上建立了许多城邦国家，而且大肆向海外移民，并在埃及和巴比伦建立了贸易中心。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工商业奴隶主的出现和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多样化。

古希腊比较典型的政治体制是斯巴达长期实行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体制，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初由梭伦（Solon）改革后因政局混乱而出现的僭主政治体制，与公元前6世纪末由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奠定基础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体制。正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多种经济和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孕育了古希腊富有特色的文明。这一文明在希腊“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前336年）达到了高峰。

古希腊灿烂的文化教育和古希腊教育思想就是以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地理环境和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逐渐发展起来的。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文化创造的第一项重要成果。史诗包括《伊利亚特》（或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又译《奥德修纪》）两部作品，其题材都与迈锡尼时代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有关。阅读史诗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迈锡尼时代繁荣的城市文化虽然已遭后进的入侵者毁灭，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已衰亡，但迈锡尼的宏伟城池和富丽堂皇的王宫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美工艺，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创作的重要源泉。史诗实际上是诗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将迈锡尼时代发生的事件与事物、军事民主制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与人事和古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编织起来联结而成的。古希腊具有丰富的神话传说，神话中的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之首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都具有端庄、美丽、智慧的人形。这些神都有和人一样的思想情感，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宙斯和某些神灵还可以与凡人结合，生儿育女。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被描写成是永生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往往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对人有决定性的影响”[40]。因此，凡人要向他们献上祭品，谋求神谕和神的帮助。但神也并非完美无缺，凡人也可以与神较量。希腊神话中诸神的这些形象和性格在史诗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史诗中描写了许多英雄人物的形象，如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就是史诗中的中心人物。史诗中还涉及英雄人物的成长与教育情况，赞颂了克戎（Chiron，或译喀戎）和福尼克勒（Phoenix，亦译富尼克斯）两位教师对阿喀琉斯的教育，体现了当时对完人的教育理想。[41]

众多学者对《荷马史诗》的考察与研究说明，史诗在开始时只是根据古代传说编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下来的零散篇章，大约在公元前9—前8世纪才由荷马（Homer）初步定型。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这两部史诗还没有写下来的定本。根据罗马著名散文家西塞罗所说，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当时雅典执政者庇士特拉妥的领导下，学者们曾编订过《荷马史诗》；古代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他的儿子希伯尔科斯执政时的事。而从公元前5世纪起，每逢雅典四年庆祝一次的重要节日，都有朗诵《荷马史诗》的文艺节目。从这一制度实行之后，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史诗则是在公元前3—前2世纪由亚历山大城的几位学者（最著名的是泽诺多托斯、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校订的最后定本。[42]由此可见，《荷马史诗》实际上是特洛伊战争以后数百年中希腊民间文学的结晶，在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用文字写本流传开来，以后又经过一些诗人学者的加工润色，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之作。可以说正是古希腊人的这一文化创造，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联结在一起，为古希腊文化教育（包括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荷马长时间中还是位十分难以确定，只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基本上肯定下来的古希腊史诗的作者和文化教育活动家，那么，古风时代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约生活于公元前750—前700年）则早已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人物了。赫西俄德（亦译赫西奥德、希西阿德）自称祖籍小亚细亚的库墨，后移居比奥细亚（Boeotia，亦译彼奥提亚）境内赫利孔山麓的小村阿斯克拉，被称为教诲诗之父。[43]他的主要作品是长诗《神谱》《田功农时》（亦译《工作与时日》）。赫西俄德为教诲其弟而做《田功农时》，并以之劝谕世人。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伦理思想，告诫世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劝人为善和恪守正义与中庸之道，还借农人之口具体介绍了各种农事知识，最后以历数每个月的吉日和凶日结束。[44]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是西方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反映教育思想的创新。公元前7—前6世纪起，它一直作为古希腊学校的教学用书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

赫西俄德所写的另一首长诗《神谱》，收集了很多古代传说，试图依据对宇宙的一定认识将诸神的相互关系系统化。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希腊神话的基础；又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5]。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对人类社会演进五个时代的描绘，对人事的叙述，也是和神话故事糅合在一起的。他的《神谱》更是以长诗的形式，系统叙述希腊神话故事。赫西俄德的诗篇和荷马的史诗一样，对古希腊民族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宗教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诗篇对古希腊民族共同人生理想确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说他们的诗作的流传对古希腊民族共同的宗教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因为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的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古希腊人宗教崇拜的对象就是神话中的那些主要的神和英雄，如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是奉祀宙斯最重要的圣地。公元前776年在这里首次举行的全希腊运动会，就是为敬奉宙斯的奥林匹亚节而举行的。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形成了传统。为敬奉宙斯还有尼米亚节，也要举行体育竞赛。为敬奉其他的神，也有节日。例如，敬奉雅典娜，有泛雅典娜节；为敬奉阿波罗，有皮托节；为敬奉波塞冬，有伊斯特摩斯节。每逢这些节日都要举行体育竞技。在泛雅典娜节还要举行音乐竞技。

古希腊的这种与神话密切相连、神与人同形同性的多神宗教及其崇尚智慧、力量与美的祀奉仪式，在古希腊文明发展的起始阶段就丰富了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了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为希腊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古希腊社会，没有形成世袭的神王和握有特权的有组织的僧侣阶层，这对发挥人的自由探索精神也是有利的。

公元前7—前6世纪，一种由对不属于奥林匹斯主神系的酒神和水果，特别是葡萄丰收之保护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亦译狄俄倪索斯，狄奥尼索斯，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部古国吕底亚被称为巴库斯）的原始野蛮崇拜演进而来的奥菲斯教（Orphism，亦译俄尔甫斯教，奥尔弗斯教），出现于希腊。据传其教祖为奥菲斯（Orpheus，亦译俄尔甫斯，奥尔弗斯）。按希腊宗教故事，奥菲斯是“色雷斯王埃阿格鲁斯（Oegrus）同艺术九神之一、史诗的守护女神佳丽娥珀（Calliope）所生。善歌唱和奏七弦琴，能用弹唱施行法术，使听者（包括人、神和动植物）入幻”[46]。但也可能确有其人，传说是来自色雷斯，“但是他（或者说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着的运动）似乎更可能是来自克里特。可以断定，奥尔弗斯教义包括了许多最初似乎是源于埃及的东西。而且埃及主要是通过克里特而影响希腊的”[47]。奥菲斯教徒“相信灵魂的轮回。他们教导说，按照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灵魂可以获得永恒的福祉，或者遭受永恒的或暂时的痛苦。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纯洁’，部分地依靠净化的教礼，部分地依靠避免某些污染。他们中间最正统的教徒忌吃肉食，除非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作为圣餐来吃。他们认为人部分地属于地，也部分地属于天；由于生活的纯洁，属于天的部分就增多，而属于地的部分便减少”；“奥尔弗斯教徒是一个苦行的教派；酒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正像后来基督教的圣餐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沉醉是‘**状态’的那种沉醉，是与神合而为一的那种沉醉，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以普通方法不能得到的神秘知识”[48]。奥菲斯教包含着对酒神狄奥尼修斯崇拜的一些成分，例如，对女性的尊重和尊重激烈的感情等，以及后来宣传的灵魂轮回说和关于灵魂净化。追求通过“**状态”的沉醉获得神秘知识的说教的宗教思想，对毕达哥拉斯哲学学派、爱利亚哲学学派、柏拉图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