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复杂的归档和迫害形式可能被视为一种转变的指标，在前面讨论过，这是从“规训社会”的福柯模式及其网格到“控制社会”的一种转变，在这种模式中，权力不再单独位于(监狱、学校、办公室、工厂等)零散地点，而是分散到相互联系的整个(通常是电子的)网络中。正如德勒兹所言，对“群体/个体”的重新认识，包含在由“控制社会”(以及人口统计/心理档案等机制)制造出来的抽象身份中。个人变成“单个人”和群众[其中集合单个人]、样本、数据、市场或“银行”(“后记”第311页，原文着重号)。虽然堡垒依然存在于“控制社会”中，城邦的主要治安形式却变成扫描监视式，然而这也有助于创建新的堡垒。
5.扫描视图
都市空间(或郊区购物中心里伪造的都市空间)与赛博空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对空间想象的共享或二者相似的内部控制策略。计算机技术是扩展中的网络监测技术的一部分，它们正在创造城市扫描图和堡垒城市。确实，视频监控和数据获取技术的整合是现代监视和后现代监视的主要差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1974年拍摄的电影《对话》(the Conversa-tion)与托尼·斯科特1998年拍摄的《全民公敌》(Enemy of theState)之间的对比，为我们追溯这种差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科波拉的电影在这里也特别有趣，因为它的制作正好处于引入后现代监视技术之际，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后现代监控技术的发展(以及一般的信息技术)是爆炸性的。到了《全民公敌》时期，这类新技术已经发展出超乎寻常的、往往带有威胁性的力量，尽管在仅仅十余年后的如今看来，这些不过相当于儿童游戏。过去20年间，科技依旧以爆炸式速度发展，甚至超出科幻小说家和未来学家们极具预见性的未来幻想。
这两部电影都以邪恶阴谋为特色，剧情部分上围绕广泛的非法监视和录音来组织；从这个角度看，它们都由相似的概念原型界定。然而，从根本上区分两部影片的是其中描绘的不同权力形态以及监视设备。这些形态和装置也塑造着两部电影的概念原型甚至情节发展模式，因此导致二者仅仅是有些类似而非完全一致。《全民公敌》描绘的国家安全局(NSA)的能力远远超过《对话》中的匿名公司，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计算机能力——电影中多重并置的计算机和视频监视器强调着这一点。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故事叙述从第一部电影的私人公司转为第二部的国家安全局信息收集部门，以及在两部电影中扮演监视专家的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在第一部中为公司服务，在第二部中则受雇于国家安全局的原因。
如今世界各地城市警察组织中部署的许多先进监视技术，最初是由政府国防承包商为军事用途开发的，《全民公敌》片头的蒙太奇图像就隐约暗示出这一点。38蒙太奇以移动的空中拍摄镜头开始，镜头扫过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堂，从购物中心顶端直到国会大厦——镜头重复了两次表明它是将录制好的图像播放了一次又一次。随后是一系列快速的空中拍摄，跟踪框格很快叠加在上面，捕捉到一辆汽车沿街开下来，然后从更高的角度看着它顺环路移动。空中拍摄五角大楼(除前面国会大厦和纪念碑的镜头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五角大楼推断出，进行监视的正是政府)之后，紧跟着是监视摄像头的特写以及与不停歇的跟踪框格重叠的更快速的空中镜头。从空中我们看到警察的追逐和那些试图逃避的人，然后切到一个巨大圆形监视器之前的男人，在画面中我们近距离看到犯罪行为正在发生，犯罪分子被记录在案。但接下来似乎是为强调在低分辨率的模糊且过度曝光的颗粒状视频图像中，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罪犯，我们看到一些人不过是独自站在房间里或在便利店买东西的镜头。然后，蒙太奇又回到罪犯犯罪、逃跑和被逮捕的画面，逃离的汽车和盘旋的直升机，监控摄像头和卫星天线。然而我们对这些追逐场面的感觉稍后就会转变，因为在电影剧情里，只有好人才会逃跑。
在《全民公敌》上映不到十年之后，监控摄像头的数量在纽约和伦敦之类城市中令人震惊地激增，而这不过是类似技术一个“可见”的表现。例如，2006年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对曼哈顿四个街区的调查发现，仅在曼哈顿市中心(14街以下)就有近4200个街道监控摄像机——自1998年以来增加了五倍。39监控摄像头一路跟随我们，走过超市和药店过道，穿过机场候机楼和火车站，经过办公室、学校、医院和公寓楼的走廊。它们在自动取款机和地铁售票亭里盯着我们，栖息在建筑外墙和房顶上，从路灯杆顶和交通灯上俯瞰。在高空，直升机和卫星一直监视着。40照相手机无处不在并随时准备拍摄，小兄弟模仿老大哥。过去被监视但没有被记录的图像，或者只被录在擦除和重复利用的录像带上的图像，如今通常在互联网上以数码形式记录和存储。
然而，摄像头并不是大范围监视的唯一手段。在对监控技术的调查中，努恩将“固定的”监控者(如闭路电视摄像机)和“流动的”监控者区分开，后者更加难以避免。例如，带有磁条的公交卡，会记住你什么时间到过哪里。我们的车载定位系统，无线电台发射器和速通卡感应器也记录并广播我们的行动。41每一次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都产生一个包含日期、时间、地点的记录——现在甚至可以不把它们从你的钱包中拿出来就进行扫描。在如今的美国，大部分你所做的事和你所去的地方几乎都不可能不留痕迹。身份证(包括最近为美国公民设计国民身份证)和世界各地的护照都配有类似磁条，它们所包含的信息远远超过姓名、地址、性别和公民身份，而且没理由以为只有政府才会扫描并利用这些数据。
但是，我们不一定需要以卡片或遍布的条码来装载数据：根本意义上，我们就是数据。生物识别技术可以测量并分析独特的物理特征——面部特征、视网膜和虹膜图案以及指纹——这一技术正变得越来越精确有效。还有一些扫描仪可以分辨某种物理移动的特点——一个人如何走路、点击、移动鼠标、签名。语音识别软件能结合程序测量一个人语音中的压力水平，这种功能可以用于测谎仪。生物识别数据曾经仅仅用在需要高度安全性的政府和企业网站里，现在则被纳入身份证、护照和一系列消费品中，包括汽车(代替钥匙)和计算机(代替密码)。42生物识别阅读器正被迅速部署到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里，包括机场、火车站、图书馆，甚至迪士尼乐园也用它来确保使用多次票的是同一个人。
只有极少数数据的收集是短暂的，而那些有关我们运动、购买、法律和医疗记录的数据越来越多地以数码形式记录，并在互联网上永久存储、索引和关联——可访问的政府、商业和私人数据库之间本身的相互关联正在增长。的确，正如努恩所说，“如果没有与广泛而深入的数据库基础设施关联，包含个体受试者及其生物特征参数索引的生物识别系统基本就毫无用处”(274页)。因此一旦系统作业，这些监测工具的作用范围和有效性会极大增强。每一个连接都延伸并增强悬在我们上方和周围的监视网络。
人们可能认为如此大量的信息积累本身就会造成巨大困难：如何在数据的汪洋大海中找到一根针呢?但正如前面讨论过的互联网过滤和审查机制所显示的那样，处理、筛选和数据关联的技术正变得越来越精确和高效。例如，那些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很快就不再需要人类观察者去辨识个体或者观察他们的举动：这些工121作很大程度上被复杂的动作分析技术接手，它能够侦察到可疑的移动模式(例如在一个地方徘徊过久并对监视摄像头的位置抱有过多关注，或者从一个包裹或行李箱边离开)。目前类似技术正在开发中，有些已经由政府和私营的公司安排部署。安全并非唯一动机：营销人员和零售商对你在陈列的特定产品或特定部门前逗留的时间非常感兴趣。
这些技术显然为想象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吉布森《神经漫游者》主角凯斯所做的那样，将城市看作一个数据领域。然而，计算机比起个人更有可能阅读和理解它。与信息技术相比，人类有意识综合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可能相对有限(我们有时称之为直觉的那部分无意识能力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我们已经在研制这种有预见功能的技术。即使是现在，根据公开的互联网资源(政府显然有更多渠道),可获取的个人档案完整程度也令人震惊。这种虚拟世界在真实世界中的“功效”只会进一步扩展，因为“可联网”的计算设备被嵌入从照相手机、平板电脑到“智能”家用电器、建筑物、汽车和服装的所有东西中。将来，互联网不会再是一个我们去访问的地方，而是一个“永远开启”的连接网络。它遍布周围的世界，将我们困在其中。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无论这些技术的实际好处是什么,它们都无可避免地构成一个巨大的、很大程度上不可见的纪律机制集群。如果它们一旦变得可见——那些飞行数据、波动的指数、视线、武装领域以及它们背后的国家物理力量——这些图像可能就像皮拉内西那黑暗的卡瑟利监狱(Piranesi's dark Carceri)①,严密纠缠的机器把我们困在以某种透视法故意混淆的石拱门和墙壁之间，梦魇一样无法逃脱。
公平地说，安全和利润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开发并实施所有这类监视技术的两大主要动机。而且这两种技术显然相互交织——如果政府和私营部门不产生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其中就不会有什么利润。尽管如此，最重要的仍显然是安全性，这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技术真的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如何做到?以什么为代价?这些话题已经并毫无疑问将持续被长期争论。鉴于本研究的局限性，在此我无法详述。然而一些观察足以传达出最关键的要点。2006年，国际公民自由组织“隐私国际”将英国与俄罗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评为世界上最“具本土性的监视社会”。美国、泰国和菲律宾作为世界上最“广泛的监视社会”紧随其后。如今不列颠是世界上受视觉监控最严密的国家。43然而，2005年英国内政部对英国闭路电视监控使用和有效性进行的全面研究得出结论：“被评估的大多数计划并没有减少犯罪，就算是在犯罪有所减少的地方，也不主要是因为闭路电视；人们没有因为采用闭路电视而感到更安全，更不用说改变他们的行为。”(社区凝聚力)尽管如此，摄像头在没有遭到太多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激增。
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将自己列入其中),许多人都相信，那些无所隐瞒的人对于日益加剧的侵犯隐私的行为就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许多人认为这种监视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反派人物托马斯·雷诺兹在《全民公敌》中阐明类似的观点，“隐私已经消失了30年，因为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可能仅剩的唯一隐私就在你的大脑里，也许这就足够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态度在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普遍，因为他们的公民，总的来说信任他们的政府，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变成极权主义国家。44许多人不仅关心恐怖分子所造成的危险，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更关心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而不是那些拥有前所未有的监视能力的政府所造成的危险，这些监视能力主要针对他们自己的公民。想一想众所周知的、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会滥用的监视能力或其他政府权力；更不用提20世纪那些体现警察式国家强权意志的各种恐怖意识形态的危险性了，比如曾杀害数千万人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以及其他规模较小但同样令人恐惧的政权。长远来看，我们当然也有可能遭遇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在保护的幌子之下，压迫在过去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而且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能认定未来不会发生压迫。民主和城邦(至少在后现代世界，二者无法分离)有时会让我们忘记它们也需要保护和警惕(如果不是监视的话),包括对民主和城邦所设置的监视机构和技术的反监视。《全民公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恰当的评论。在电影结束时，卡拉·迪恩和罗伯特·克莱顿·迪恩观看了国会议员萨姆·阿尔伯特的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监视敌人。我们也开始意识到需要监视那些正在监视敌人的人。”卡拉·迪恩立刻认识到国会议员的“政府保护我们免受政府管理”的说法很难解决问题，他问道：“好吧，那谁来监视监视器的监视(who'sgonna monitor the monitors of the monitors)?”
6.城邦
在最充分且最有效的意义上，都市生活的本质是联系的感觉——在众多异质但又相互交织重叠的共同体中，那属于我们的城市和我们所归属的城市之间的联系。45然而正如我在本研究中所提出的，归属于一座城市并不等同于归属于它的全部共同体甚至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共同体；甚至，为确保这种最充分、最有成效的都市生活，一个人必须既属于又不属于他的共同体，这就是我在都市愿景中强调异质化的原因。我们的都市生活体验以日常经历以及不可同化的差异性为标志，正是这些经历中，存在着都市生活的许多乐趣和挑战。我在本研究中使用的这个都市愿景的简略术语是城邦，它是由城市社区内部和之间同时存在的连通性和差异所定义的。尽管雅典社会(以当代眼光看有其不公之处)与我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下面我将回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邦，以其为模型讨论我们如何想象21世纪的后现代城邦，以便解释本书为什么用“城邦”这个术语。46我对作为都市空间、社会(政体)和生活方式的城邦这个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与古希腊人类似。正如历史学家H.D.F.吉托(H.D.F.Kitto)所言，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曾经是一个地方，是一个既是国家也是人民的政治体系，还是“人民的整个公共生活，政治、文化、道德(以及)甚至经济”;它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形成性的东西，训练公民的思想和性格”(75页)。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人定义为"政治个体”——具有政治性的动物，一个城邦的产物，或者用刘易斯·芒福德的翻译来说“属于城邦的动物”(《历史上的城市》,16—17页)。对于其公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类别，它排除了包括妇女、奴隶和外国人等大多数城邦居民),城邦提供理想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公民的所有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有能力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所有潜力都获得实现。47由于需要他们不停地参与公共事务，在某种深层意义上希腊公民的生活就是其公共生活。
这种公共生活优先于私人生活的优势反映在城邦的空间设计中，反映在(通常以熟悉的网格图案)规划的各种空间的大小和排列上。私人住宅往往都很小、装修简朴，背对狭窄的街道，由一个提供光线、空气和一定程度家庭隐私的内部庭院包围起来。然而，公共空间——市集(既是集市又是公共论坛)、普尼克斯(Pnyx,集会的地方)、剧院、寺庙、体育馆和体育场——都宽敞且设备齐全，表明它们在城邦生活中的重要性。当时和现在一样，社会秩序以城市的形式得到记录。
对其公民来说，城邦生活有几项关键特征：参与性、可见性、一致性和公正性。公民被要求在城邦的每一个重要机构中发挥作用：发生战争时保卫城市，为法庭和大型集会服务，参加大型体育竞赛，参与神圣宗教游行，并在公共节日期间参与悲喜剧的表演和评判。当然，公民能够广泛参与城邦生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妇女和奴隶的无偿劳动。但是，芒福德也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古希腊文化并不基于现代标准上的物质丰富：“在希腊最鼎盛的时候也没有大量剩余物资：他们所拥有的是剩余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且不受约束。这种闲暇并不来自如今美国这样的过度物质消费，它被用于交谈、享受性的**、知识性的沉思以及审美的愉悦。”(《历史上的城市》,127页)公民地位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他做了什么,参与和服务于城邦曾经是公民的最大责任和最高荣誉。这种高度参与性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可见性：公民的一生都主要与其同胞相互关联并生活在他们的目光之下。根据芒福德的说法，“希腊城邦发展阶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活没有任何一部分是隐形的，也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想象不到的……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市场、工作室、法院、议会、体育馆中都是如此”(《历史上的城市》,165—166页)。古希腊人基本没有我们这样的隐私感(尤其是对身体的神经质),这种隐私感致使我们四处寻求庇护所。因此，城邦生活是一种持续的引人入胜的景象，既激发创造性，也激发批判性思维。芒福德总结道：“那开放的、永远变化多端、充满活力的世界，相应造就出无拘无束的心灵。”(《历史上的城市》,168页)
这种可见性以及城邦相对较小、很少超过5000公民的人口量，使古代城邦对于其居民来说有一种概念上的一致性，而我们庞大拥挤的城市群则往往缺乏这种一致性。对于城邦居民来说，芒福德写道，“整个城市活动的网络都有可见的形式和关系”(《历史上的城市》,166页)。相比之下，当代都市居民往往对其阶层或专业之外人的生活知之甚少。由于在堡垒城市中的人彼此之间相互隔离，我们对城市的体验变得越来越有限和碎片化。我们缺乏城邦公民曾有的那种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感受。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记住城邦也有“盲点”。独自在街上的无人陪伴的妇女不是妓女就是奴隶；“品格良好的女性”被隔离在家中，基本上是看不见的(甚至在家里，她们通常也不会出现在男性客人面前)。
都市生活的这种一致性也反过来体现在其公民生活中。“工 125作和休闲、理论和实践、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有节奏地相互影响，”芒福德说，“艺术、体操、音乐、对话、投机、政治、爱情、冒险甚至战争，打开了生存的方方面面，并把它带到城市自身的疆域内。生命的一部分涌向另一部分：没有哪个阶段被隔离、独占、分开。不管他们的奴隶或妇女对这一说法持何种怀疑态度，至少在成熟的公民看来必然是这样。”(《历史上的城市》,169页)就像芒福德的限定条件所表明的，这种描述再次反映出对希腊城邦的理想化重建，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对自己城邦的渴望和需求所决定的。虽然很可能像吉托所暗示的“城邦起源于对正义的渴望”,但必须牢记，这些有关城邦起源的冠冕堂皇的根源和他们所暗示的崇高愿景与希腊城市里许多人的真实生活并不一致(72页)。在那里，正义的概念被定义为将许多人排除在外，许多人被夺取正义。尽管如此，古希腊城邦和我们现代支离破碎的都市生活之间的对比依然鲜明且意味深长。“边缘城市”的居民和郊区的通勤者们，在从他们封闭的家庭空间转移到偏僻的公司“园区”办公室和工厂的路途中，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学校，也许还会在沿途的购物中心停一停。沿着街道行驶，你会看到封闭式住宅区特色的白墙，封闭的“退休社区”坐落在道路某一侧或高速公路边，这些住宅被墙或荒地与周围空间隔开。通勤者从一个断开的地方到另一个断开的地方，经历着异化又单调的演练。由于种族、年龄、阶级、职业(即便是郊区的家庭主妇)和性别等隔离，我们每天很少遇到截然不同的人，我们的生活反映出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都市景观。48由于很少看到他们，我们对于美国社会多样化成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感受越来越朦胧、含糊甚至完全消失；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意识到许多被排斥或贬低到社会边缘的人的痛苦。我们的郊区飞地、堡垒城市以及扫描视图是对社会缺乏经济和正义进行的掩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免于遭受这种缺失的后果。
因此，我们许多当代城市和郊区都缺乏古希腊城邦所具备的参与性、多样化公共生活的全面可见性(或可识别性)以及一致性。还有很多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既不能也不应该成为21世纪城市的典范。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例如直接而非代表性的民主)是无法扩大化的；另外我们也不愿复制其妇女、奴隶和外国人的地位。49但通过适当调整，古希腊理想及其在希腊社会中的体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模仿，至少我们能够对其进行重构。然而，这些调整也许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的城邦只可能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城邦。这种多样性似乎远远超出希腊人所容纳甚至想象的范围，尽管当时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地缘政治世界。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古希腊世界的地缘政治特征导致希腊哲学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城邦的概念(《什么是哲学?》,85—11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提供了一个部分模板，但是，由于前面解释的原因，也只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部分模板。
当代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和质量源于它的异质性，没有它，城市就会消亡。有些人认为最好的人生是与“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同样错误的是认为人们需要始终被和自己一样的人包围才能感到安全。在适当条件下，异质性增加人们对差异的忍耐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并确实制造出更开放的社会。正如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所说：
都市环境中各种人格类型之间的社会互动往往会打破僵化的社会地位边界，并使阶级结构复杂化……个体的高度流动性，使其处于大量不同个体的刺激范围内，并使其在构成城市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处于波动状态，从而倾向于将不稳定和不安全接受为世界的常态。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释城市人的世故和世界主义。任何一个群体都没有个人的忠诚。他所属的群体并不容易接受简单的等级安排。(193页)
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都市人口的多样性能够消弭个体之间的边界，并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以创造更复杂的利益关系群体，而不是划分为相互斗争的同质化利益群体。实际上，真实的都市经验所给出对各种紧张的缓解方案本身更加多样，而不是更少。为了解它是如何作用的，一个人可以对如今洛杉矶和纽约的情况进行对比。
在洛杉矶，相当比例的人口居住在按阶级、种族和族裔分隔的社区(其中许多是封闭的),近几十年来，公众对市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大幅下降。相比之下，纽约的隔离程度较低(尽管仍相当可观),公众对市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支持也没有像洛杉矶等城市那样急剧下降。纽约市的多样性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没有一个多数种族或血统的人控制公共财政。”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指出，"在占多数的盎格鲁人与一些贫穷的少数人种之间没有鸿沟”,因为“在纽约，每个人都是少数”(引自波特)。正如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所言，"纽约经验事实上强调多样性并不会自动导致种族群体之间的敌意或对整个政府支出的不满。从公共教育到异族通婚，再到公民社会中促进相互理解的许多机构，都存在着克服种族、宗教或语言分裂的反向力量”。虽然纽约绝不是纯粹的理想模式，但它的确表明这种将权力分配到多样化群体之间的方式是当代城邦的一个重要特征。
后现代城邦不需要某种总体意义上的“统一”,或者用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不需要“共同体”。正如罗莎琳·多伊奇(RosalynDeutsche)在《驱逐：艺术与空间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在保守的城市话语中构建统一的都市空间形象本身就是通过区分、通过对外形的创造形成的。对一致性空间的感知不能与对那个空间构成威胁的感觉以及它想要排除在外的东西分开”(403页)。因此，例如“当公共空间被表示为有机统一体时……无家可归的人就被视为从外部加以分裂，[所以]无家可归的人成为使社会免于封闭的因素的积极体现”(多伊奇，403页)。由此可见，21世纪城邦的目标不应该是统一，而应该是包容性。
这种包容并不会产生全面的公民共识。也许也不应该这样，因为正如利奥塔对哈贝马斯(也许是近年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共识倡导者)的反驳，这种共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而且，试图获得共识都可能引起对异议的镇压，从而导致不公正(《后现代状况》,57页)。异质性政治空间可能永远不会毫无冲突或彻底安全，然而正如简·雅各布斯说的那样，这种空间可能比警察监视所能保障的更加安全，从而带给我们像先前讨论的那种更偏向“城邦”的而不是“控制”的类型。50但是，如果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公民性的——是一个能够对话且相互宽容的空间。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最充分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城市权利扩展到所有居民(这与古代城邦的做法相反)。换句话说，包括获取、承认和代表在内的城市权利，必须是普遍的。在这种普遍的城市公民身份和权利之外，所有居民在城市运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重要程度，会在更大意义上带来城市生活的一致性。
然而这些变化并非完全局限于政治领域：还必须通过将物质性公共空间“重新开放”给不同人口和不同用途来加以促进。重新开放将涉及重新夺回因私有化而失去的公共空间，并再次承担市政府对城市公立学校、公园、交通和其他公共空间、公共服务的管理和责任。一个重要的城市需要列斐伏尔所说的“同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交换并非以等价交换、商业和利益方式开展”(“权力”,148页)。成为消费者与成为公民不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恢复市集的双重功能，既是公共论坛又是市场——一个进行自由交换的场所，而不仅仅是商业性的交换。
“城市生活就是与陌生人‘在一起’。”艾瑞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写道(437页)。既然我们共同生活，首先就要对交换和他者开放，而不是同化或瓦解他们。开放中会产生对他者的接受，既包括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个体即外在他者，也包括我们自己复杂和多面身份的内在他者。因而，21世纪的城邦理想，就是一种对我们的城市和我们自身都起作用的新型大都市理想。
从本章整体论述中可以看出，空间和21世纪城邦的本质与赛博空间密不可分，而且赛博空间也必须得到重新想象和重新创造，成为赛博城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将对公民身份及其权利义务的概念拓展到赛博空间，并在此之上考虑赛博空间如何反过来促进城邦的发展和新的都市公民形式。创建一个新赛博城邦的计划与之前阐述的许多原则相同。赛博公民的权利必须具有普遍性，这将需要消除审查制度，并将互联网接入扩展到每一个人，无论其收入多少。我认为，这种免费访问应该被视为一种公用事业，而不是商业产品。虚拟广场就像它在物质世界的对应物一样，需要不仅仅成为另一个商业场所：它也应该是一个公众论坛，在其中，信息和观点的自由交流，即言论自由受到鼓励和保护。
除本章详细描述的政府和企业的监视和审查威胁之外，这种自由交流的最大威胁来自私营企业想要创建一个分级系统的企图，这个系统会基于付费多少，优先将某些搜索结果和内容排列在其他结果之前。向互联网提供商支付必要(可能相当可观)费用的公司和个人，他们的网站将获得优先权以及比其他网站更快的传输。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会被排名更低，传输更慢，或者根本不出现。保持“网络中立性”(将继续在平等的基础上为所有用户提供网站访问权限)的斗争，使互联网用户和消费者群体与主要的电信和有线电视公司形成对抗，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尚不清楚谁将会占据上风。
一个新城市/赛博空间城邦的一部分并有助于这种城邦的形成，这种意图必须被“建筑进”其基础：虚拟建筑和物质组件(路由器等),都必须以确保并维护自由接入和交换的方式来设计。作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和一种其中可能出现新连接形式和共同体的场所，赛博空间具备巨大潜力。然而，就像大卫·托马斯在互联网发展之初警告的那样，“依据吉布森的反乌托邦想象，互联网参数设置的功能主要是用于虚拟世界中的竞争性经济活动”或者政府的控制(46页),因此这种潜力将无法得到实现。
通过使用互联网，有许多方式可以使地方和全球范围的民主性和公民生活得到增强。它在实践中可以成为草根政治组织的宝贵工具，扩大公民参与讨论地方和国际层面的政策。诸如“社区在线”和“阿姆斯特丹数字城市”(由当地占领运动领导者及市政官员共同创建的)等网站，可以作为社区组织者资源中心和公共辩论场所。无论在本地还是国际性活动中，都可以被用来宣传并组织抗议。互联网还有潜力制衡跨国资本，并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使人权、消费者权益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跨国运动变得可以实现。因此，互联网使新的、国际化的和多元文化的城邦不再不可想象，其中将涌现新的社区模式和共同体行动。这种新赛博城邦，连同互联网向那些历史上从来就几乎无法接触到信息的人传播信息的潜力，很可能成为赛博空间对未来最大的贡献。
最终，我们社会和城市中的正义之战也不会与赛博空间的命运分开。正如利奥塔指出的，社会的计算机化“可能成为控制和调节市场体系的‘梦想’工具，扩展到包括知识本身，并且完全受行为变形性原则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避免被恐怖主义利用的可能。但同时，它还可以通过提供通常不具备的知识，来帮助那些讨论基本规范的群体，以使之做出明智的决策。原则上，对计算机化来说，踏上两者中的第二条路径非常简单：即让公众自由介入存储器和数据库”(《后现代状况》,67页)。城市和赛博空间的未来终将在于我们坚持公共或公民领域的优先地位及其相对于私人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的特权。从这种意愿中可以出现“一种尊重正义和未知欲望的政治”,利奥塔认为这是一种得体的后现代政治形式(《后现代状况》,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