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认为，都市和赛博空间二者都受制于相同的相互竞争的都市模式，我称之为“控制”和“城邦”模式。第一种模式也可以被视为“警察”模式，第二种模式也可以被视为“自由”模式，因此也允许控制/自由或警察/城邦的对立。“控制”这一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吉尔·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概念(第二章已提到，并将在本章后面讨论)。这些模式中的每一个都被其独特的空间逻辑——支配空间组织的原则，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其中所承担的战略、物质形态所界定。

首先，是控制模式，空间逻辑是控制、包容、排斥和监视的逻辑，所有这些都与前一章讨论的网格的深层逻辑有关。控制模式反过来又被两种主要的控制或安保形式即“堡垒”和“扫描景观”所界定。堡垒城市在建筑上体现为强化安保的建筑物和漫延的封闭式社区，而扫描视图则体现在闭路电视摄像头以及其他越来越多地嵌入城市肌理的监视中。在赛博空间里，堡垒和扫描景观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监管、网禁以及各种类型的互联网监控机制和间谍软件。

在第二种空间模型即城邦中，这些逻辑是自由、开放、平等和相互交换的。城邦出现在为促进互动和公民参与而建造的空间中，从意大利城市的广场到纽约和芝加哥的公共公园和赤褐色砂石门廊。赛博城邦则可在邮件列表、新闻组、聊天室、“网络市

政厅”以及像“第二人生”模拟世界这样易于进入的网络开放空间中找到。然而，不管我们是处理控制模式还是城邦模式，正如亚历桑德罗·奥里吉(Alessandro Aurigi)和斯蒂芬·格雷厄姆更普遍地观察到的那样，虚拟城市的建设，“[必然]要涉及社会分工、公民身份、公民文化、城市政策和规划等许多关键问题”(492页)。

城市和赛博空间的不断演变是由许多概念性和实体性力量决定的，这些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空间逻辑之间的相互镜像，同时也揭示出都市空间与赛博空间更加广泛且复杂的关系本质。在这些力量中，首先是我们的都市想象，我们对城市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其中的一些方面已在第二章中进行了讨论。都市想象源于我们对城市的文学和视觉表现，也源于物质城市本身，它延伸到那些——由作家、学者、建筑师、网页设计师和其他人——提出的历史性和理论性概念，这些人往往未来性地展望城市和赛博空间。1都市想象也包含了我们对城市的主观心理意象，这些意象是由我们所遇到的城市的表象和概念以及我们自己对城市的特殊体验所塑造的，而且它们更难以评估。然而，这些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们的物质城市和赛博城市的建设。总之，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我们在实际空间(物理和文化的)和网络空间中构建我们想象中的城市。

城市生态和网络空间及其关系也受到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包括全球资本的巨大流动和迫切性。许多研究都对大量资本流入流出城市的“在地性”效应进行过充分记录和考察，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五章也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微软、网络解决方案(Network Solutions)、思科(Cisco)、谷歌和雅虎等大公司在决定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增长和形式方面，已经并且将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政府也是城市和赛博空间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对企业权力需求的响应往往超出了对公民要求的响应，因而与企业对城市和赛博空间政治经济的影响沆瀣一气。此外，资本不仅塑造城市和赛博空间的本质和物质状态，也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当代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集中和运动，可以通过绘制信息的电子流动图在都市景观中进行追踪。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使我们将赛博空间幻想为赛博城市的伟大贡献者之一，提出了一种“通过兆字节绘制地图”以使信息流清晰可读的方法：“将一个地图编程，以显示数据交换频率，每一千兆字节在一个很大的屏幕上显示一个像素。曼哈顿和亚特兰大是白色的固体……你开始以每秒数百万兆字节的速度，从曼哈顿中城辨认出某些街区。”(43页)2不出所料，数字网络倾向于重新追踪和加强都市权力中心之间已经存在的联系。

作为全球资本的“指挥和控制”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城市是这些活动所需的技术密集型通信、信息处理和金融服务的主要场所。3在这些城市中建立的密集的人才和技术网络反过来又推动了技术创新。因此，计算机技术(和赛博空间)既决定着城市的经济结构，也日益被城市的经济结构所决定。4

这种技术密集型的服务经济，反过来通过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电信基础设施和集中在那里的消费者需求，相互重塑了城市的建成空间。这种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包括在公共空间无线接入互联网，当我们在城市空间和赛博空间之间转换时，它会影响我们对物质都市空间的体验和自我意识，或者当我们坐在公园或咖啡馆里上网时，它会同时占据这些空间。然而，技术密集型的都市服务经济带来的变化远远超出了电信基础设施。随着这种服务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高档住房和便利设施(餐馆、精品店等)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服务行业中雇用的白领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这一需求经常导致社区，尤其是城市中心附近的中产阶级化，以及蓝领工人和穷人流离失所，并被转移到不断扩大的城市外围。

然而，赛博空间在决定后现代城市特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远远超出了它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庞大且不断扩大的监控技术网络的一部分，赛博空间正在帮助创建堡垒城市和扫描景观。然而，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扩展，赛博空间同时也对将城市创建为城邦有所帮助(应该注意的是，这也是资本最有效运作所必需的一种形式)。这两种空间逻辑(堡垒和城邦)都是古老的，但它们在当代城市和赛博空间中所呈现的特殊形态显然是特定于我们时代的。

在这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审视这些形式，更广泛地了解现代和后现代城市概念塑造赛博空间设计的方式，以及网络空间如何反过来塑造后现代城市的物质和想象空间及其我们的经验。我要强调的是，我不仅要处理经验描述(城市和赛博空间的物理和经济空间是如何发展的),而且要处理认识论描述(后现代城市和赛博空间是如何改变我们认识和感知世界以及我们自己作为其中的主体的方式)。

本章内容如下。第1节讨论城市控制逻辑中的堡垒部分。第2节从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转向网络空间，然后到网络行业的物质的、公司的世界。第3节讨论作为城邦式和控制式经济的“互联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4节将这一讨论延伸到有关“信息时代资本”的更广泛分析。第5节专门讨论扫描视图。第6节放下控制式城市和赛博空间经济，转向城邦。

1.堡垒城市与街道

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的都市化潮流中，后现代“堡垒城市”是最重要且讨论最多的一种城市。用迈克尔·迪尔(MichaelDear)和史蒂文·弗拉斯蒂(Steven Flusty)的话来形容其特点，就是“将无所不在的高科技警务手段应用于封闭式住宅租金昂贵的安保措施[以及]全景监狱式的商场”,并且将公共空间转化为以“炫耀式地遍布监控设备、令人紧张不安”为特色的“互斥的空间”(57页)。“国家暴力成因和预防委员会”196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未来城市”就是堡垒城市：“在这种城市中，有钱人会逃到封闭社区和更远的郊区。郊区通过‘净化走廊’与中央商务区高耸入云并被高科技武装的写字楼相连。而在夜里这些写字楼则变得荒芜。这些走廊会绕过或跨过贫民窟——就是那些‘恐怖并遍布罪恶的地方’。”(米尔顿·S.艾森豪威尔基金会)

米尔顿·S.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在1999进行的一项后续研究发现，1969年“委员会的预测中有很多是非常准确的”,包括“堡垒式”的高层建筑和有私人保安人员的围墙社区，“美国人从共享空间中撤出”,内城区贫民日益孤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都市中的犯罪急剧上升(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末持续到21世纪初的情况有所改善),以及“一个以安全为基础的城市只会加深社会分裂”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该基金会的报告还注意到委员会未能预见到的后续发展，包括“衰变螺旋将从中心城市扩散到郊区”。因此，这项研究证实了爱德华·索亚对形势的评估：“有关种族、阶级、性别、年龄、收入和民族的新地形在洛杉矶制造出煽动性的都市地理。地方景观就是一片处处是暴力的边缘、冲突的躁动、不稳定的边界、莫名并置的生活空间以及暴富和绝望的飞地。”(《后现代都市化》,134页)5

回顾过去三四十年，不难追踪堡垒城市和郊区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它们的并发症。后工业化对经济的重构已经从根本上改变或侵蚀了很多美国城市中心的经济基础，并促进远离城市的地区多样化发展，这些地区指“外大都市”"边缘城市""都市综合体"“科技区”或“技术之都”。经济基础受到侵蚀的“锈带”城市在这种转换中越来越郊区化：市中心每况愈下，因为有经济能力的市民(中产及上等阶层)搬得越来越远直至“边缘”(同样，如今许多城市的恶化已经向外扩散到郊区外沿),而留下来的大部分居民发现他们除低收入服务岗位外几乎没有什么就业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这种重构会被指责为彻底完成了几十年来的郊区化趋势。6老城市幸免于这种命运(纽约就是最好的例子),主要由于这些城市承担了全球公司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服务中心的功能，第五章会对这一形态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伴随着从里根时代的“供给侧经济”开始的联邦税收政策的戏剧性转变，美国的经济重组在过去30年中带来了财富、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的惊人增长。2004年，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全国财富(总净值)的34.3%,10%的上层人员掌握72%的财富，90%的下层人群则仅占28.7%,差距程度之大在大萧条前从未有过。?由于过去30年来上层阶级收入增加，中低阶层收入则停滞或下降，收入不平等也达到1920年来无法比拟的程度：2005年，美国1%的顶级人群得到国家总工资收入的21.8%,前10%人群的收入是48.5%,留给底层90%人群的收入则只有剩下的51.5%。8这种巨大的经济鸿沟催生“私有化”文化，有时也被称为“公民分裂”——(普通民众)从公共领域撤离，对公共领域的关心和责任由富人以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承担。由此，文化和经济两方力量都促使美国城市和郊区越发堡垒化。

堡垒化的最重要表现形式是公共空间私有化，这在购物中心(包括市中心的大商场)里的私有市集中十分明显。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夏洛特、达拉斯、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费城和纽约等城市中由隧道和天桥搭建起来以使步行者通过人行道和街道、绕开建筑的路线系统。这些“代理街道”是堡垒城市的部件或延伸，而且正如特雷弗·博迪指出的：“它们加速种族和阶级分层，且矛盾性地使它们本应弥补的那些方面越发恶化——公共领域的舒适性、安全性以及环境条件等。”(124页)9我们彼此看得越少，就越有可能互相害怕；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很久以前所说的，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街道会增加而不是减弱他们的危险性。

一种充满敌意的私有化形式即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石英之城》中描写的主要针对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公共空间的“硬化”,一种“将城市设计、建筑以及警察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一、综合型安全措施的倾向”(324页)。10这种合并表现为无数形式，从引发颠覆感或形象等地下掩体、中世纪城堡、军事堡垒的建筑设计，到令人生畏的标志牌、监视摄像头和保安，再到设计极不友好的尖刺篱笆、桶状长凳，以及巨大、空旷、风吹不停的广场等。11《石英之城》一书的副标题是“挖掘洛杉矶的未来”,而且在它出版后近20年来，戴维斯所调研的洛杉矶市区的军事化实际上已经遍布美国。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彼得·马库斯(Peter Mar-cuse)和史蒂文·夫拉斯蒂开发出精心分类的墙壁和“交叉空间”——这种设计元素旨在通过使用物理障碍和敌对的“认知信号”来进行排除或阻止。12类似的空间形态和元素，是经济和社会分裂在政治方面的物质表现(有时是故意的混淆)——既反映出分裂也有助于延缓分裂。

公民分裂以上层和中产阶级退避到封闭“飞地”为表现形式，在更大程度上，则表现为富裕的“脱离”群体与多元化收入的城市和国家分裂。132005年，《私托邦》的作者伊凡·麦肯齐估计，封闭式社区大约占美国总房屋数量的18%,但却占新建房屋的60%。14封闭式社区通常包括住户付费(通过私人安保服务)维护管理的私有街道和公园、儿童游乐场、网球场和游泳池等休闲空间。这类社区也由有偿工作人员管理，并遵循被称为“条件、契约和限制”的“准宪法”,其首要目标是保护财产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人搬进封闭社区，他们对于被“二次收税”的愤怒也越来越强烈。他们越来越多地动用其以充足资金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去游说州立法者减免房主税款，并迫使政府退还封闭社区居民付的财产税。对政治组织不再有归属感同样成为其他政治运动和行为的基础，如加利福尼亚臭名昭著的“13号提案”(官方名称是“人民限制财产税倡议”)。它破坏市政税收的基础，导致公共教育、健康和其他服务猛烈下滑；引发反对“平权法案”和双语教育的运动；也促使规划和分区委员会提议的反对建造低收入住宅的禁令得到通过。15与此同时，混合和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地转而采取(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被迫)封闭、分裂和自我隔离的策略。在当地警方敦促下，根据《可防御空间：通过城市设计防止犯罪》一书作者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提出的城市规划理念，俄亥俄州代顿地区的“五棵橡树”等中产社区划分为多个“微型社区”,并安装“减速带和障碍物、设置封闭街道和小巷，并在社区内铺设地砖、安装金属大门，上面装饰着颇具意味的社区图标”(库斯，57页)。为寻找低成本减少犯罪的方式，遍布国内的不少社区效仿“五棵橡树”案例。16其他社区则被迫引进这种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住房与都市发展部在所有其新建的低收入房屋项目中(几乎是通过法令)采取纽曼策略。1996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甚至按照纽曼的《创造可防御空间》印刷DIY指南，以指导人们自我隔离。

《创造可防御空间》的封面(图3.1)上是一幅引人注目的照片，三个大约七八岁的非裔美国男孩正在街上玩接球游戏，这条街被夹在砖柱之间的大铁门隔开。大门在孩子们身后隐约出现，门后是一条绿树掩映的街道，两旁有维护得很好的朴素房屋。不清楚孩子们是在墙内还是墙外：我的第一印象是后者，因为另一侧的人行道看起来在大门处停止，而且孩子们玩耍的步道上满是垃圾且严重失修。然而由于这本书吹嘘“可防御空间”的好处，从照片中的倒影看起来孩子们更有可能是被安全地围在内部，保护他们不受交通或者大门外那绿树成荫的社区里其他隐藏危险的伤害。

这里的要点在于，这幅图看起来与纽曼及其追随者的意愿大相径庭，那就是大门的意义和效果远远超出那些倡导并建造它的人所普遍认为的“墙内安全”,并且复杂得多。它不仅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极度专享的“庇护所”内的居民也许感觉被安全地封闭起来，但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纽曼式开发项目中的居民也可能会感到监禁而不是保护。即便在五棵橡树这个许多居民都选择立起围墙的地方，其他的社区居民也会将它们看作“旨在鼓励隔离的屏障。‘就像在南非那样，把人们关起来’,一名在工厂工作的黑人居民柯蒂斯·普林特(Curtis Print))说”(引自欧文斯)。

然而城市和郊区堡垒化的危害效果并不仅局限在致使美国不太富裕的公民日益疏离上，还导致税收基础、公共服务(包括学校、医院)、基础设施资金的猛烈下滑。因为，就像诸多研究显示(以及人类心理学常识可能表明的)那样，那些将自己与不同于自己的人进行隔离的人，也很容易遗忘或忽视其他人以及他们的观点和利益。

或者，如果他们想到了这些人，也非常容易将别人看作既怪异又具威胁性。同样真实的是，那些非自愿被隔离的人，也可能认为更有特权的他者(或他们的代理人，如私人保安)是更怪异、更具威胁性的。因而这些围墙本身就在被分割开的两侧建立起并固化威胁(或至少是威胁感)。

这些围墙也必须在扫描视图中观察。塞缪尔·努恩(SamuelNunn)将现代监视的起源与“寻找敌人，一个他者”联系起来。他写道：

监视技术强调差异，因为正是凭借某种形式的差异，监视者才能通过监视鉴别并挑选出与众不同的人或群体。考虑到视频注视，如果一切都一样，或所有行动都是常规的，摄像头就不可能聚焦于某个差异的主体——没有什么可供对比，没有任何突出的形象。监视系统就是寻求差异。因此，鉴别和排除差异成为监视空间里的目标，就是发现不匹配的部分，然后采取对抗性措施(指出它、逮捕它、驱逐它、排斥它、拒绝它、击退它)。(273页)

于是，所有这些监视和圈地的形式，都构成了反对差异之战的战略和战术。它们不仅谋求将之前的公共空间私有化，而且试图通过驱逐那些在某些方面“不同”的人以“净化”空间。然而净化只可能提升我们对“他者”的恐惧。当我们失去彼此之间日常的联系时——当我们不再在街上擦肩而过，不再看到彼此在公园中流连，孩子们不再一起在游乐场中玩耍，不再在火车或汽车上彼此紧挨着坐下，不再依次走进投票亭——我们同样也失去面对不熟悉事物时的放松和容忍。想要拥有至关重要的公共文化，我们必须对不熟悉的事物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2.街道：收费公路与赛博空间

尽管“街道”及其兄弟姐妹“道路”早已承载着自由和机遇的内涵，但纵观历史，它们都同样是征服和控制的标志。历史上，各政府通过创建和管理保罗·维利略(Paul Virilio)所说的“运输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在民众中的权力。运输载体带来的，不仅有个人和货物，还有政府服务(包括税务员)和政权安全武装力量的传播。17建于公元前15世纪的波斯皇家之路，西起萨迪斯并延伸到小亚细亚和波斯，东至苏萨，南到超过1500英里的波斯波利斯。这条路使军队、贸易和信息得以运动通行，从而使大流士能够统治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王国之一。同样，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人超过53000英里的庞大道路系统对于帝国的治理也功不可没。在对罗马道路的纪律性和象征性功能的分析中，亨利·列斐101伏尔观察到“在[罗马]行使统治权时，它将城市与乡村联系起来。这条路使这座城市，无论作为人民的还是作为参议院的，在全球疆域(orbis terrarum)的核心确立其政治中心地位。皇权之路通过大门从城市推进到全球，标记出脱离其所属地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轮廓”(《作品》,245页)。道路的空间逻辑即自由、贸易和控制贯穿整个20世纪：从1956年开始，长度超过46000英里的美国州际高速路系统(官方称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州际与国防高速路国家系统)的设计，不仅是为汽车和卡车的交通，也是便于快速部署军队、军事设备和国防武装。与之类似，都市网格中垂直相交的街道同样不仅用于导航和分配财产，还有助于调节人员和货物流通，自然也包括军队和军事物资的流通。冯·豪斯曼男爵(Baron von Haussmann)重建的19世纪中叶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不仅是为了给第二帝国的首都增添一种气派，而且是为了在国内动乱的情况下迅速部署军队，阻止在狭窄的街道上设置路障或通过被清除的狭窄小巷逃跑。

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中，从斯坦利·克莱默(StanleyKramer)的《荒野》、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通过快乐捣蛋鬼(Merry Pranksters)和沙滩男孩的“我走了”,道路始终带有关于自由、能动性和自主的神话光环(对许多人来说，它依然如此)。“汽车乌托邦”是洛杉矶“生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的说法，他认为“[那个]高速公路系统，当前总体来说是一个意义单纯的地方，一种连贯的精神状态，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213页)。然而，人们也可以从流行文化中察觉到这种“生活方式”暗流的幻灭：从伯特·巴哈拉赫(Burt Bachaach)的《你知道通往圣何塞的路吗?》,到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49批》,其中高速路的“有速度、自由，微风吹拂过头发，无穷无尽的风景”—-很快就被揭示出只是"幻想",那道路是一种修理(fix):“道路到底是什么,她[奥狄芭]想象，是皮下注射的针头，插入前方高速公路某条血管中，一条滋养洛杉矶主要部位的静脉，使它保持快乐、连贯，保护它免受疼痛或与城市相关的可能带来痛苦的任何东西。”(14页)高速公路也是一种意义设置上的“固定”(fix),一种凌驾于统治机器之上的自由幻觉(在《拍卖第49批》中，所有使用废旧邮件系统的人的局外人地位都通过其在高速公路下、合法流通表面下的秘密投递箱的位置得到了强调)。

大约25年之后，在《雪崩》的20世纪90年代从现在开始的瞬间重现了未来中，商业超越了公民身份，并且回到了中世纪“通行费”的做法——所有高速路都被私有化，并由菲尔兰斯公司和巡航之路公司等修建维护。从这方面看，我们正在快速接近斯蒂102芬森的未来，因为我们以前公共的、免费的美国高速公路正日渐私有化并按里程收费。相关趋势是，伦敦、新加坡、香港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城市开始对工作日驶入的车辆征收“拥堵费”。在伦敦，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拍摄并记录进入市中心交通拥堵区所有车辆的牌号，将司机身份与支付记录匹配，并给未付款的人开罚单。虽然与按需付费高速路的公共空间私有化不同，但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接近城市以及在城市内部移动的过程中，创造出双重的等级系统。伴随这一系统而来的还有对个人在城市中行动的监视和跟踪，其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它们扩大城市的扫描视图。

在如今21世纪的开端，我可以看到这些关于自由、商业和控制等相互竞争的逻辑，被复制到无尽扩张的赛博空间领域——美国政治家倾向于叫它“信息高速路”。它们的相似之处既在概念也在物质和地理方面：正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和吴(Wu)所指出的，“他们铺设光缆，按照火车和电话连接城市的方式，用光缆对互联网进行最强有力的互联”(56页)。与《神经漫游者》中赛博空间的反乌托邦描写形成对比的是，早期互联网和万维网以自由的乌托邦式言论著称。互联网先驱是最善于发声的群体之一，从WELL①的建立者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最常被引用的名言“信息需要自由”,到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宣言"互联网不可能被管制”(引自安德鲁·哈金斯[Andrew Higgins]和阿兹·阿扎尔[Azeem Azhar]),再到迈克尔·本尼迪克特声称的“通过它[互联网]无数永远不眨的视频之眼，遥远的地方和面孔、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实际的或早已逝去的，都可以被召唤到眼前。积累文化财富的庞大数据库使得每一个档案都可被获得，每一份录音都可被播放，每一幅图画都可被观赏”(2页)。18互联网曾被认为会引起巨大权力转移，将权力从国家政府和公司霸权那里转移，更加平均地分散在个人。它也将使权力在地理位置上发生转移，远离第一世界城区而转向新的、世界性的虚拟社区中。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等理论家甚至预言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将会在许多方面导致城市过时。

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主流媒介同样也以鲜明的乌托邦式术语来讨论互联网。1994年《国家民族杂志》的一篇文章《互联网上的自由言论》中，乔恩·维纳(Jon Wien)调查了大多数有关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报道：

它是“这个星球上最普遍且不可或缺的网络”,《纽约时报》杂志最近宣布，因为，当“巨大的信息帝国拥有其他一切”的时候，互联网是“无政府主义的，也是民主的”。《哈珀杂志》也加入乌托邦讨论：互联网标志的“不是权威的开端，而是它的结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月份声称，在互联网上“每个人事实上都拥有无限的权力去表达和搜寻任何主题的信息”。(825页)

企业白皮书、使命宣言、广告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的广告，也都是互联网乌托邦愿景和它将创造的未来的主要散布者。IBM公司宣言“计算的未来”十分典型：“IBM有关‘以网络为中心’的未来观点，由人民和企业使用信息与世界上其他人和企业互联的欲望驱动。他们希望利用强大新技术跨越时间和空间，降低市场、文化与个人之间的障碍，并确实提供实现普遍连接承诺的解决方案。”

这些公司文本中反复出现了几个关键的主题和图像：一个无国界的世界，未来就是现在(无论是否准备好),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无尽的机会，不受限制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20“欢迎，”2007年一则思科广告这样开始，“欢迎来到全新的一天。欢迎来到一个书本重新自我书写的地方……地图也被重制。任何人都能够出名。在这里，我们聚在一起，比以往任何孤立的时刻更强大。欢迎来到人的网络。思科。”(www.cisco.com)信息与传播技术，就像广告所提出的那样，会使国家的边界不再重要，并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都市化、后国度的未来：“你知道谁能创作出肯辛顿最好的流行乐。你知道除周三以外每个下午在罗马的什么地方能看到木偶戏演出。你知道橄榄球、板球、足球、地掷球和棒球。而且现在你知道，在任何有电话的地方，如何快速并清晰地连接……到所有你想要呼叫的地方。MCI①世界，为全世界的公民。”一则1998年甲骨文(Oracle)的广告预言，信息革命将会使我们从历史、暴力、意识形态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中解放出来：“一场革命存在于我们的宿命中。然而，这一革命不会有枪支或士兵争斗。它不会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文字战争。因为这一革命将涉及知识和获取。与进步和机遇相关……我们做管理信息软件。使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得以坐上知识的宝座。甲骨文，成就信息时代。”显然，我们也不会受到经济制约。因此，2001年一则纳104斯达克的广告断言：“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够向世界任何公司投资。轻松且迅速的跨国贸易只有在如今才能得到想象。有一个地方，这种技术正在形成并奠定基础，它将向全世界投资者展示互联网的奇迹。纳斯达克，数码世界的股票市场。”(戈德曼，1998—2003)然而在这些技术乌托邦梦之下，是非常现实的政府机构、法律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市场。

3.赛博空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赛博城邦到控制空间

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展是由一系列强大的利益集团带来的，美国政府(以及随之跟进的其他政府)和大公司都在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赛博空间实际上被证明与许多早期幻想家和评论家们所想象的虚拟世界城邦大不相同。互联网和21世纪很多重要的传播媒介一样，可以与交通媒介相类比——从道路、海洋航线到铁路和航空领域——它们对于政府管理和商业发展来说总是至关重要。就像古罗马帝国的道路那样，互联网“信息高速路”最初被用来保障国家安全并为国家利益服务。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商业利益在互联网的发展和运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按需付费高速路和城市中“拥堵区”的增加一样，对许多人来说，进入赛博空间也取决于支付能力，这大大增加网络的复杂性并抑制互联网作为城邦的潜质。更令人不安的是，后现代城市扫描式和堡垒式城市中所体现的监狱式逻辑，或者根本就是当代国家以及世界全球化地缘政治格局的逻辑，已经转移到赛博空间。由于互联网已经被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公司或隐或显地监控，它成为我们最新的扫描视图。在整个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地方(例如苏联地区),专制政权正在搭建几乎不可能穿透的防火墙，用以建造全国性的网络堡垒。尽管依然有许多人拥护赛博城邦的理想，但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却日渐消退。为理解当前互联网的形式、竞争逻辑以及为什么某些观点比其他观点更为流行，有必要简单追溯它在过去40余年间的起源和发展。

美国政府几乎资助了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甚至当互联网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全球传播网络，在文化、教育、经济、商业和政治运作等方面影响到数十亿人以及几十个国家时，美国政府依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它的某些关键职能。21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权力”——互联域名命名和编号(识别计算机IP地址)的控制系统，以及DNS根服务器的管理。22“根权力”,戈德史密斯和吴观察到，“非常接近互联网上真正的全球权力——每个人都依赖的终极媒介物”(168页)。虽然极少实施，但这种控制具备扣留、更改或撤销互联网域名和编号的能力。因此，如果美国政府选择，“个人、机构或甚至整个国家都可能失去域名、IP地址甚至是互联网成员的身份”(戈德史密斯和吴，32页)。

除了“根”控制之外，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还寻求并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方式——不仅控制技术架构，而且控制互联网的使用和内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正如戈德史密斯和吴所记录的，最近十年出现“一种新的互联网——有边界的网络，在这里领土法、政府权力和国际关系与技术发明一样重要”(vii)。世界的地理边界、意识形态断层和经济差异正在赛博空间里重新划定。他们解释道，在某些方面互联网的碎片化或“边界”反映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不同地方的个人，他们需要一个符合地方偏好的‘互联网’。压力也来自网页运营商以及内容提供者，他们塑造互联网经验，以便满足这类需求”(戈德史密斯和吴，viii)。

毫无疑问，这些“地区偏好”中，首要的是语言。2007年，互联网上使用最多的语言是英语(329000000用户)、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159000000)、西班牙语(89000000)、日语(86000000)和德语(59000000)。23随着越来越多其他语言使用者开始上网，英语在互联网上的统治地位迅速下降。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英语位居第二(仅次于汉语),有大约11.4亿使用者，包括以其为第二语言的人。互联网上许多西班牙、日语和德语用户，因而同样有访问英语网站的语言能力，特别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政府对互联网使用管制相对较少的国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语种，例如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俄语的使用者，他们将来也很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互联网上。

然而，正如在物质世界中那样，这种语言上的巴别塔导致了互联网的碎片化和分裂，使之成为多种特定语言的互联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二大互联网语言的汉语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到2007年年初，大约13亿说汉语的人中，只有11.8%的人能够上网，但汉语用户的增长率大约是英语用户增长率的3倍。24因而，中国在互联网上的份额和影响有望在未来持续显著增加。由于当前中国在互联网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已经对赛博空间的未来和赛博城邦的理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互联网监控系统。无论是好是坏，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可能仍将是互联网的主要塑造者，其影响将像互联网本身一样不断扩展，远远超出各自领土的范围。

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网上犯罪为由，开展多个层面的互联网监控。2005年年底，新闻报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总统行政令许可下，自2002年以来就在进行广泛且未经授权的国内互联网数据挖掘和电子邮件监控行动。这项监控行动包括“直接接入美国电信系统的部分主干线”(里歇布劳和莱森)。在“美国爱国者法案”中，美国司法部要求记录图书馆用户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据报道，“作为维护在线色情法努力的一部分，司法部要求一名联邦法官强迫谷歌上缴成百万的用户搜索记录”(哈夫纳)。显然，雅虎、MSN、美国在线已经上缴了客户互联网搜索记录(哈夫纳)。

正如我们看到的，全世界许多政府都试图控制互联网，并将其作为一种对公民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他们在众多美国公司中找到了合作伙伴。类似的控制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地缘边界内部，那些抱着影响并控制海外的个人、组织或公司想法的政府，也经常能找到办法。一般来说，这种行动通过地方中介来完成——包括从把计算机和软件卖给你的销售员，到提供上网接入的电话网络供应商，到美国在线和美联网之类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乃至谷歌和雅虎这样的搜索引擎，再到信用卡公司、银行以及电子支付等辅助亚马逊之类购物网站进行在线交易的网络金融服务商在内的每个人。在这个长长链条上的任何一点，政府都有能力影响这些企业，并通过它们控制互联网上发生的事件。

因此，例如当网络运营商和搜索引擎乐于为政府监控互联网信息流，以避免遭到地方起诉或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时，政府就不必须以某个个人用户为目标(尽管他们经常这样做)。另一方面，当政府确实希望追踪他们疆域内的个人时，只需要轻松地依靠那些渴望获得或维持商业关系的公司帮助就可以。这种情况下的合谋毫无意外地与商业利益捆绑，而商业利益正是互联网和赛博空间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随着新概念、意识形态、修辞和物质等紧张力量的出现，一些旧的紧张力量在新语境换上新形态。这些紧张力量可能来自政治与民主发展中的冲突或系列冲突的一部分；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自身自由市场的城邦式协作以及控制/警察式的武装力量之间；可能来自它们所发挥作用的新网络时代机制；也可能是福柯所谓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权力”;或者，来自更广泛的(后现代)信息时代。

4.信息时代的资本

《雪崩》一开始，阿弘便对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发表了精辟的观点：

(他正在讨论贸易平衡)当它下降到这种程度——一旦我们把绞尽脑汁研发的所有技术都转移到其他国家，一旦世界完全平面化，在玻利维亚制造汽车，在塔吉克斯坦制造微波炉，然后在这里销售——一旦我们的自然资源优势无关紧要，巨大的香港轮船和飞机仅仅为了5分钱就一路从北达科塔州航行到新西兰——一旦看不见的手将所有这些历史不公在全球层面上抹平，一个巴基斯坦泥瓦匠可能会认为这就是繁荣——你知道吗?只有四件事我们比其他人做得都要好：

音乐

电影

微码(软件)

比萨外卖快递。(2页)

撇开夸大其词不谈，阿弘的重点在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依赖其强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通过它们开发和发行的(音乐、电影等)内容。过去30年来，这些技术使世界经济110的重组成为可能，并推动这种重组。它们始终是巨大的经济契机和增长动力，同时也带来不少熊彼特(Schumpeter)①式的“创造性破坏”。然而，随着赛博空间日渐成为21世纪经济发展最显著的公共空间和舞台，对于其中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和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决定这一重组过程，我们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全球资本的利益就像国家利益一样，取决于控制逻辑和城邦逻辑之间的竞争，它们也会反过来在公司行动中发挥作用并影响赛博空间和全球城市。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就此提出一种思考方式，揭示出资本对自由城邦复杂的依附(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故事里是犯罪)。(控制城市和城邦城市都有各自的“黑暗面”和“光明面”。)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夜之城”,一个坐落在东京工业园区千叶市附近的非法区域。在吉布森式的未来中，千叶是电子人技术的中心，它统治着合法和非法的市场，是“植入系统、神经拼接、微仿生的同义词”(6页)。它也是在经济边缘地区努力奋斗的“技术犯罪亚文化”磁铁，在未被官方认可的边境黑市中被称为夜之城，其中“商业”是“持续的潜意识的嗡嗡声”(6-7页)。夜之城是千叶市黑暗的反面，它本质上的夜晚与千叶的白天相对。《神经漫游者》的主人公卡斯思索着，夜之城被权威容忍最可能的解释在于“不断涌现的技术需要非法区域，所以夜之城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居民，而是特意为技术自身设置的一个不受监管的游乐场”(11页)。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赛博空间，资本需要自由交换、无法预期的协同效应、无序的灵感和城邦的革新。这一点也许没有哪个领域比在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中更加真实。在这里，革新经常不是来自获得大量资助的公司内部科研小组，而是从底下和外部产生——从车库里收集下架零件组装下一个新事物的极客、编写新代码的黑客，或者是借现有技术开发新应用或向旧技术提出新需求的嬉皮士中产生。然而最重要的是，资本需要不断扩张的市场，而城邦是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一方面，有关城邦的公司广告和使命宣言中那些自由、开放和机遇等说辞并不都是虚伪的；另一方面，控制空间的各种化身所具备的力量和结构也具有强烈吸引力。因此，资本受到城邦以及控制两方面力量的不断撕扯。公司对控制空间最迫切的需求涉及专有代码、商业秘密保护以及知识产权类型(但这绝不是公司关心的全部)。确实，就像戈德史密斯和吴所称，要在互联网上开展业务，商业依靠政府提供的包括“可靠的银行和信贷环境……刑法、财产权以及合同执行”等一系列“公共产品”,所有这一切最终通过国家的强制权力得到保障(182,140页)。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控制空间的力量和结构也正是资本的利润中心，通常使资本获益却有损于公民和城邦。

在进一步探讨作为企业利润中心的控制空间如何延伸到政府审查和监督制度之外，并获得利润的多种方式之前，应当简要谈谈新技术固有的两面性(或者“好技术是如何变坏的”)。由于互联网发展以及网络信息量的迅速增长，对基于用户语言或其他(与兴趣、文化、地理、货币等等相关)喜好的内容排序和筛选机制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为响应类似需求，公司着手开发易于筛选信息并按特定用户需求确定或匹配信息的技术。这类技术使互联网应用更加方便有效，但也更便于进行互联网内容审查、辨别并监控用户。在《雪崩》里那不远的将来中，所有数据都属于由中央情报局(CIA)和国会图书馆(LOC)合并建立的“中央智能公司”(CIC)——一种类似于从公共资源到监视区域再到商业和私有化(监视原封不动并不断增长)的转变轨迹。

罗纳德·贝汀格(Ronald Bettig)在《赛博空间的封闭》中指出，赛博空间之类新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部署由三个主要“结构性趋势”决定：“正在推动媒体融合进程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兼并、收购和合资”、知识产权法的推行，以及“信息和文化产出的日益商业化”(139—140页)。这三种趋势中的每一种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内容上产生巨大影响。这让人想起电影早期发展中，工作室不仅控制电影制作，还控制从制片到影院发行的过程。互联网和通信行业的资本流由内容提供商和媒体发行渠道整合形成，不仅包括电信公司，也包括软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搜索引擎公司。最近导致美国在线一时代一华纳(CNN)合并的一系列兼并和并购，就是这类整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此类似的是更近些时候默多克(Ruper Murdoc)的新闻集团/福克斯与DirecTV的并购，美国广播公司(ABC)和迪士尼的合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环球)和微软(MS)合作产生的MSNBC,或谷歌收购YouTube和DoubleClick。

贝汀格指出，这些媒体巨头“既想成为高速路的拥有者，又想成为在线的信息”(141页)。这种媒介的集中和聚合化有许多明112显威胁，包括腐蚀新闻媒体的自由以及导致信息圈同质化——已有其他人就此进行过详尽描述。26在这种垄断下，媒介不得不为少数企业精英的利益服务——成为一种政治、经济宣传的结合体，成为面包和马戏之类糊弄人的娱乐以及商业市场营销，或者像迪尔和弗拉斯蒂所指出的，一个“赞成工厂”和“虚假信息高速路(disinformation highway[DSH]),一种将信息—娱乐—商业混为一体的媒体”,乃至“传播固化的意识形态和激励，创造需要和梦想，并吹嘘商品的符号价值”(64页)。这种媒介合并从很多方面使我们远离城邦和它的民主基础，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或者像他们所说的内容)和传播渠道，被越来越少的有权力的个体和公司所控制。

版权法最近的变化增强了公司对信息的控制。这些更改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发展使复制传播音乐、电影、视频、视觉艺术品和写作的文本更加容易而导致的。这类技术——从20世纪60年代的复印机、磁带录音机，到如今的CD、DVD、DVR、MP3播放器以及点对点文件共享软件——常常在媒体内容版权的归属方面引起法律纠纷。然而类似纠纷的解决通常是有利于版权拥有者的，尤其是大的传播和娱乐公司，他们持续不断地扩张对信息和文化产品的拥有权。27在像迪士尼这样有权势的公司支持下，著作权保护期被大大延长。1998年通过的《版权期限延长法案》(又名“米老鼠法案”)中，将版权保护期延长了20年，以至于远远超过个体创作者或他们子女的生命。28在这个视觉、文本和声音拼贴、蒙太奇、模仿、取样、混搭和混合的时代，著作权方面的顾虑(和费用)潜在地扼杀艺术创作并阻碍知识进步流通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可主张专利”的信息(如部分基因代码)、发现和发明的范围不断扩张，版权保护的延伸伴随着专利法的相应发展，这也会对科学、医学以及技术研发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另外，赛博空间提供了对包括以前免费并可以公开获取的信息进行买卖的另一个场所，一旦互联网不再单纯是美国部队、科学家和学术界的领域，人们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新的信息阶层等级将与旧的产权阶层等级非常相似。

因此，赛博空间的商业化和私有化与这种不断增长的商品化以及公司对信息的控制密切相关，并且引发这样的问题：谁有权接入?要付多少钱?这些问题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迈克尔·本尼迪克特在他卓有远见的《赛博空间：一些设想》中的描写值得记下来：赛博空间运动(散步、爬行、跳跃、无鞍骑行或赛博别克巡航、漂浮和飞翔之类)看似“无拘无束”,但他写在脚注里的观察中却褪去了理想的外衣，“用户上网游历付出的美元可能成为使赛博空间变成公司赚钱机器的动力引擎之一”(219页)。互联网的使用仍然高度依赖几个变量，而收入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谓“上网游历付出的美元”所暗示的那样，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自然，接入互联网并非免费，有些人不但要为硬件付费，而且一旦投入资金就要持续不断地为连接付费。因而在我们的“信息超级高速路”上有不同层次的服务。对于富人来说，有类似电子版的无拥堵收费道路：高速DSL或者Wi-Fi链接。对于穷人来说，有相当于洛杉矶免费道路的慢行道：更慢的拨号上网、网吧、公立图书馆、学校或者雇主提供的受限制的免费接入。即使世界上最富裕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用迪尔和弗拉斯蒂诙谐的话来说，城市的社会秩序也是由“网瘾族”(那些迷上电子世界的人)和“非网瘾族”(那些没有入迷的)的居民组成的(65页)。

正如此前提到的，互联网活动和硬件往往集中在第一世界城市中，这些地方既有对信息科技的广泛需求，也有创建和维持信息科技所必需的资本资源。在许多缺乏资本和基础设施的第三世界国家，除大城市外几乎或根本没有互联网接入。因此讽刺的是，地理位置也是判断互联网接入与否的重要因素。而且正如我此前所谈论的互联网监管问题，地理和收入不仅影响一个人能否连入互联网，也决定一个人在网上能访问什么。

本尼迪克特1991年曾预言过“系统拥有者和维护者”的一系列弥达斯①一样的潜在“收入来源”,也因此决定着互联网用户的潜在花费。这些收入来源包括“赛博空间不动产的出让和出租交易、广告时间和空间、系统连接时间和个体在线时间、硬件购买和升级、电缆系统、卫星之类，接入软件及其无休止的升级，等等；除去所有这一切系统内的买卖之外，还有信息的价值”(219n59)。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赛博空间巨大的商业潜力对于本尼迪克特之类理论家来说显而易见，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才开始把互联网作为推广销售商品服务的大型站点(1995年上线的亚马逊是最早之一)。在赛博空间，“就像任何一个现实的地方一样，”正如斯蒂芬森的阿弘冷冷地指出，“大街是需要发展的。”(24页)与《神经漫游者》那略显朴素的(虽然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赛博空间相比，《雪崩》中的元宇宙更近似本尼迪克特设想的超级资本家领域。当阿弘进入元宇宙并探索大街时，他“看到建筑和标牌延展到黑暗之中，在地球边缘的弧形处消失”(25页)。正如斯蒂芬森在小说里提到的，赛博空间里有巨大的营销和销售机会，“在大街上立一个标志或建筑，地球上最富有、最时髦、人脉最广的人每天都会看到它”(26页)。

然而，回到我们当今互联网的现实，从2001年起，网络年均零售额增量大约是每年25%,而2006年初，电子商务在美国整个零售额中仅占微不足道的2.5%。29事实上，互联网的商业潜力才刚刚开始得到开发。在许多方面，网络商务都具有明显优势。成千上万人在网上开始新的生意，其中包括许多现实中无法获得必要资金或资源的人。有上千万的人通过网页购买商品和服务，其中一些商品和服务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数百万人正参与到因规模庞大只可能存在于网上的游戏中，例如“战争世界”(World of Warfare)、“天堂”(Lineage)、“RS江湖”(RuneS-cape)、“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和“EQ无尽的任务”(Everquest)之类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或类似“第二人生”(灵感来自《雪崩》中的元宇宙)和“模拟人生”(The SimsOnline)等虚拟世界。总的来说，这些赛博空间，对于那些开发并管理它们的公司，对于那些在其中制造、销售并购买虚拟产品的订户和参与者，对于现实世界的金钱来说，都越来越是赢利的事业。30同时，它们也构成重要的新社区形式。31

赛博空间的吸引力与城中和郊区的大商场吸引力类似。商业上通常将大商场看作是消费场所，但对个人来说，它们(包括所有复杂的消费行为)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像后现代城市一样，《雪崩》中的元宇宙和许多我们当前的赛博空间，无论是虚构或真实的，都是符号景观，任何对不断弹出的广告或横幅感到恼火的网页冲浪者都清楚这一点。然而，它们也是既商品化又非商品化形态的幻想和娱乐场所。

看似饱含无限可能又壮观华丽的城市街道一直是城市最吸引人的景观之一，是郊区商场努力挑战甚至以各种方法进行复制的。“美国购物中心”(当前全美最大的购物中心)包括一个室内游乐园、一个地下水族馆、一个教堂和结婚礼拜堂、一所高中以及一座大学校园。加拿大“西埃德蒙顿购物中心”(北美最大购物中心),也包含一个室内游乐园、一个室内嬉水公园、一座冰宫、一座赌场和一个旅馆。也许最引人注意的是，“西埃德蒙顿购物中心”还包括三个都市“主题区”:一个翻新复刻的新奥尔良式法国区域“波庞街”,一个“异国风情的”“欧罗巴大道”,以及一个商业性质的“中国城”。用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的话来说，这类购物中心试图创造的“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天气、交通和穷人等负面城市影响的都市化幻境”(22页)。赛博空间虚拟世界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提供简化的、更有趣的幻想式环境，如果它在某些方面比较薄弱，则是由于电脑屏幕边界的限制。这种元宇宙的主要商业组织是“大”街和规模稍小的分支，类似城市街道和郊区购物中心的幻想式空间(同样以熟悉的多重枢纽和分支模式构建),充斥着“建筑、公园、标志以及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如用来显示某些超越三维时空规则街区的盘旋在头顶的灯光”(斯蒂芬森，25页)。

然而这里的居民和访问者谋求的不仅仅是换一个节奏(或地点)。纵观历史，人们已经被乔纳森·拉班所认为的“城市最危险和最基本的自由之一”——重塑人身份的机会所吸引，“对自己有一种柏拉图式的想法，让它从脑子里蹦出来并包装得衣冠楚楚”(65页)。除了购物所带来的幻想之外，购物中心几乎不提供这种自由。对那些无处可去的人来说，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本地的“别处”。然而，赛博空间前所未有地提供这种机会，因为个人至少暂时从诸如性别、血统、阶级和种族等身份的非自愿标记中获得自由，在网络形象上采用在线角色并选择虚拟替身。这种自我形象对许多人来说是纯幻想性的，有时甚至被认为刻意隐瞒；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却被看作透露其真实一面或更加真实的自我，不被身体的物质束缚，不被现实生活中无法选择的意外所阻碍。当然，对于这两类空间来说，逃离也是共同元素——从那些由农村和郊区涌向城市的年轻人、无聊的郊区家庭主妇、青少年、躲进美国购物中心的退休老人，到逃进网络里寻求消遣的大众，都像斯蒂芬森的阿弘那样，更偏爱网络里的元宇宙而不是自己生活的那U盘似的所在。

人们在这类地方寻求的不仅仅是自由：他们也寻求共同体，市集社会。在古希腊，市集是城市商业、政治和社会的心脏。它是商品和思想的市场，一个交换知识和文化的公共集会场所。在西方传统中，市集有理由被看作现代概念上公共空间和市民空间的重要起源之一：是城市或规模更小的城镇或乡村广场的本质。尽管市集包括商业空间，但它并不是主要或专门的商业空间，不像郊区购物中心以及大部分赛博空间那样，它们可以说正在加速替代城市街道以及乡镇广场，而这两者几千年来发挥着市集的功能。购物中心使市集内外翻转，封闭、私人化，并将它“堡垒化”——我们可以从赛博空间持续的商业化中推导出这些行为。

虽然购物中心实现了城市的许多功能——它不仅是市场，也是一个举行娱乐活动的社区中心，像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这样的团体有时在那里碰头，人们聚集展开社交——但这些活动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语境下。城市的街道是公共空间；购物中心则是私人空间，是郊区自身“私人乌托邦”逻辑的延伸。34因此，购物中心业主一再坚持，在他们的领地内并不担负允许自由言论的法律义务。这一主张在无数地方、州和联邦法庭案件中受到各种团体的质疑，这些团体从反越战抗议者到纠察工会成员、为民权辩护的组织，再到征集请愿签名的票选工作人员。大多数类似自由言论的观点都基于对购物中心功能的看法，从意图和目的的所有方面来说，它都被看作公共空间——这一说法与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1972年的观点相呼应，他就“劳埃德有限公司诉坦纳案”提出异议，“既然商场被看作传统城镇中广场的角色，它也必须像其发起人不断吹嘘的那样承担起公共责任”(克劳福德，23,她自己的总结)。这些案件的结果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所以这一问题似乎远远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它表明购物中心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一个有争议的空间。

在自由言论问题方面，互联网虚拟社区中的半公共/半私人空间和游戏世界似乎也是争议地区。从法律上说，它们被看作私人俱乐部，有审核或驱逐那些暴力违背俱乐部规则的成员，例如使用**语言者的权力。几乎所有这类社区以及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都有不容争辩的“服务条款”,实际上是要求注册者签署放弃《第一修正案》权力：它们是生意而不是民主国家。但是由于类似社区参与者数量暴增，产生了越来越多与管理(例如注册用户更新规则)以及言论自由有关的冲突。据报道，一些法律学者相信法院最终会认定赛博空间“与购物中心一样处于灰色地带。几个州法院已经裁定，尽管是私有产业，赛博空间仍需强制维护其中的自由言论权力”(哈蒙)。无论如何，有关赛博空间自由言论的争议看起来仍会在未来持续很久。

企业力量试图控制在购物中心以及赛博空间中开展的活动，117这种企图得到一系列监视和安全机制的支持。购物中心由无处不在的闭路电视监视器监视，穿制服的私人保安四处巡逻，这制造出克劳福德所说的“令人放心和震慑的大场面”(27页)。35在赛博空间里，企业力量同样试图监视和控制用户接入。它们部署许多前面讨论过的政府使用的监视和审查手段——包括内容分析、数据挖掘和内容屏蔽，例如为使它们的赛博空间“安全”而禁止未经授权的数据副本(音乐和视频等),并且特别是追踪互联网用户的行为和踪迹，以提升营销和利润增长。它们大量使用不同形式的间谍软件(例如爬虫和信息记录软件),类似程序收集用户个人数据，并在未经告知或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计算机资源。这类程序(通常秘密地与正版软件捆绑或内置于用户交互程序中)涵盖互联网浏览和购买历史记录，记录用户键盘使用并扫描他们的硬盘，以获得可用于市场调研、定向广告以及“推荐”感兴趣产品的信息(可参考亚马逊的“推荐”和“为你首选”,以及奈飞[Netflix]的“你会喜欢的电影”清单)。就像格里格·埃尔默(Greg Elmer)指出的，类似“特点”通常“由互动、自由和选择之类无处不在的修辞勾勒”,但它们背后则是“一种无所顾忌、包罗万象的对消费者档案的渴望，在广告链接和商业网页里，通常包含战略、计策，以及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学上的‘鼓动’技巧”。一个人被“归档”不仅仅基于年龄、性别和收入水平，也基于价值、生活方式和信仰类型。36一些版本的间谍软件不仅将用户归档，还重写搜索引擎结果并对网络链路重新导向。一些非法企业可以用软件收集个人金融数据以及密码，使用户计算机中毒以发送垃圾邮件和病毒，或入侵硬件设备以破坏个人数据。即使亚马逊和奈飞的“推荐”这类程序的直接影响看起来相对温和，秘密收集和归档数据依然构成对公民自由有重要影响的侵犯隐私的行为。这一点在最近一些案件中变得十分明显，政府在起诉持不同政见者时利用了通过商业渠道收集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