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古老故事的某些部分,这在古人看来没什么问题。如果有人说这种做法会让他感到内疚,那么我们就要表扬他有一颗高尚的心。但过去的作者往往都会尽可能地隐藏剽窃的事实,努力将他人的成果占为己有。那些生活在都市里的近代作者,并没有标明题材的出处,但实际上他们都从古籍中得到了启发。比如,欺负或戏弄盲人的笑话,其原作者是盲人,这类笑话可以说是一种自嘲文学。而正因如此,这种笑话才有意义。但有些作者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就像是那只不守信用的法国黄莺,明明大踏步地走在健康的人生大道上,竟然还模仿残疾人的做法。其中有些人还在模仿时下了一点功夫,如三马的《浮世风吕》①中,就有两位盲人“柚之都”“柿之都”上当的笑话,三马把故事的舞台设定为公共浴场,让醉汉来充当欺骗盲人的角色。之所以做了这样的调整,或许是因为不希望读者知道传统能剧《猿勾当》①中早已存在完全相同的情节吧。而十返舍一九的《膝栗毛》②则讲述了名叫“犬市”“猿市”的两位盲人,在盐井河(位于静冈县挂川市)受骗的笑话,其内容与能剧剧本《井础》③完全一致,这个笑话甚至已经超出了翻版的范畴。连文学史上留下芳名的作者都要模仿别人的作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模仿已经变成了可耻的剽窃。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虽然三马和一九模仿了能剧剧本中的笑话,但能剧剧本的作者也不能说是这些笑话的原创者。与之类似的笑话题材反反复复地出现在盲人乐师的表演中,不仅如此,那些滑稽戏小说横扫出版界的时候,盲人乐师会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讲述盲人的笑话,能剧剧作家只是把这种笑话收进了剧本中。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视力没有任何问题的日本作家偏偏要模仿如此可怜的残疾人的谋生手段,怎么能如此对待盲人呢?我认为当时的滑稽小说是不讲人情且令人郁闷的,但作者们却盲目跟从盲人乐师,缺乏作为创作者的前瞻性和魄力,反而比他们的小说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进一步地说,盲人乐师的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似乎也发生了误传。比如,丰后流传着“吉右卫门”的系列故事,这原本是以幽默人物“吉右卫门”为名,汇集古今笑话而编成的民间故事集,里面还有吉右卫门戏弄盲人的故事。据说除丰厚之外的几个地区也流传着这些不同版本。故事的内容非常简单:吉右卫门看到一群盲人排成一队迎面走来,就偷偷把一根木棒挂在路边的松树枝上。盲人走到松树枝下面的时候,一个个被木棒打中脑袋,他们都以为是其他盲人所致,于是开始相互争吵起来。但追溯其源头,这个故事绝没有这么简单,而是充满着盲人特有的滑稽性,只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不懂其中的妙趣。人们开始单独讲述原作品中最突出的那部分,于是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比如,万治元年(1658)刊行的《百物语》①下卷就收录了这个故事的早期形式:
某个领主喜欢盲人乐师,每天都雇来五到十个盲人一直玩到深夜。属下对此颇有微词,某日把木槌挂在门口,企图打中盲人头部,将打发他们走。之后盲人乐师排成一队走了过来,最前面的盲人果真被木槌狠狠打中了脑袋,这位盲人心眼儿小,没有提醒后面的盲人,而后面的盲人也是如此。结果,八个盲人乐师都被木槌打了脑袋。他们心里窝火憋气,却又不肯自己一个人倒霉。领主和八个盲人玩到深夜,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属下问道:
“已经很晚了,乐师大人现在几时了?”八个盲人乐师则故弄玄虚地答道:
“我们来的时候打了八个(钟)头,所以现在应该快天亮了吧!”
世人都说盲人乐师内心狭隘。
从作者的语气来看,当时这个故事是以传说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但其最初的讲述人是盲人乐师。“盲人乐师都很怪僻”这句话,大概也出自盲人乐师本人的口中,他们可能是想用这句话,讽刺世人对盲人的轻蔑。同时他们也事先对听众说明,盲人乐师心胸狭窄,后面的有趣情节都源自这性格,其中似乎也透露出盲人乐师的职业意识。他们一方面为人提供快乐的“笑”,而另一方面绝对不让听众代入感情,这样一来,他们的滑稽笑话最终沦为一种刻薄毒辣的讽刺也在所难免。在《百物语》收录的故事中,最后盲人乐师明知道领主属下的阴谋,却忍下心中的怒火,装傻地回答“打了八个钟头”,暗地里予以反击。这样的结尾有趣是有趣,但整个故事的核心在于盲人乐师对自己的残忍,这种“自虐幽默”已经超出了纯粹可笑的范围。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打了八个头”①的说法已经过时的今天,还讲述这个故事,但当时盲人乐师是用这句话把那些贪玩的领主逗笑的。
话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是,过去付钱听盲人乐师讲故事的听众,未必都是社会精英,有时盲人乐师也会给乡下农民讲故事。因为农民听什么故事都容易信以为真,所以盲人乐师会尽量避免使用逼真的描述。他们还小心翼翼地感受着农民听众的反应,一定要把故事讲得恰到好处。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盲人乐师想尽可能地让在场的所有听众都捧腹大笑,为此他们必须要把“笑”的水平降低到听众中最愚钝者的理解水平上。其实,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现代文坛,妨碍着滑稽文学的健康发展。有些作者写了一堆低水平的废话,不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有趣,而是纯粹为了卖书。但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自己都不觉得好笑的情况下逗笑他人,就必须忽略语言的正常功能,给自己戴上假面具,有时甚至还要置身于下流品类说说黄段子。过去盲人乐师把自己这种无奈的处境升华为技艺传授给弟子,而如今还有作者大力学习盲人的文学,这不是无可救药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