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进一步了解《寝太郎》的发展变化，御伽草子《物草太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遗老传说》所收录的版本，毕竟是当地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而这个著名的御伽草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与民间故事《寝太郎》之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物草太郎》的作者用心做了各种改动，包括拉长剧情、添加幽默因素、梳理故事结构、把故事的舞台从乡下搬到京都，让故事变得更加文雅等，就仿佛是如今地方精英们费心把民间故事改编为滑稽戏一样。但《物草太郎》并不像几位文学史家所主张的那样，是成立于某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民间故事《寝太郎》更不是这个御伽草子的翻版。如果说御伽草子《物草太郎》有些新颖之处，那就是作者模仿传统“物语绘”①,将口耳相传的故事在看得见的书卷上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作者还把几种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润色。但《物草太郎》的情节本身绝不是个人创作，作者所做的润色和夸张，只有那些从小就熟悉《寝太郎》的读者，才能感受到其中的趣味。《物草太郎》的主要情节基本与《寝太郎》相同，就是一个没人看得起的大懒汉在得到良缘之后，突然展现出自己才华的故事。的确，由于作者添加了幽默的细节，《物草太郎》显得比《寝太郎》更加复杂。但它与《一寸法师》或者青蛙、蛇、田螺等动物儿子发迹的故事一样，依然可以反映出古老信仰的逻辑思维，即不平凡的女婿在出现时，往往会假扮成一种众人看不起的人。

御伽草子《物草太郎》究竟成立于何时何地，仅靠对传本的系统研究，难以得出答案。《诹访大明神绘词》②的批注表明，过去有些人把乡下的民间叙事送到京都的艺术家那里，请艺术家笔录、附图之后，再欣赏他们美丽的字迹和画作。此时，这些艺术家们有没有对民间叙事做过改动?他们是否改动始终取决于民间叙事本身的性质。如果是神社寺庙的起源、神佛灵验的奇迹等基于信仰的传说，那么委托人会只把他们心目中的事实告诉艺术家，由于其情节结构、时间顺序、体裁样式都没有固定，艺术家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文学才能，自由地将其文字化；如果是民谣或者谜语，那么艺术家只需要对委托人的口述内容做文字抄录。而民间故事正处于二者之间，一方面委托人在讲述的时候，可能会发挥个人的创作能力，也可能因误解或记错而对原来的故事做改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整个情节结构和时间顺序上，往往都会沿袭传统说法。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听自己熟知的民间故事。而即便如此，讲述人也不能在民间故事中加入太多自己的创意，否则这就不再是民间故事，而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至于讲究叙事技巧的专业说唱艺人，能自如地运用传统的程式化词句式，就是他们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多数平庸的艺人都会自始至终、原封不动地遵守师傅的老一套，听众则只是品评艺人嗓子和腔调的好坏。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后世的民间故事似乎获得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但那些继承了民间故事的人们，还是会像对待净琉璃等古老的文艺作品一样对待民间故事。讲述人通过反复的练习和表演来提炼叙事技巧，他们讲述的民间故事也因此有了机械呆板的倾向。至于那些靠记忆力谋生并重视传授关系的盲人乐师更是如此，由他们传播的民间故事，没有机会发生太多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很难确定现存的御伽草子《物草太郎》到底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还是作者对当时已经流传于世的民间故事所作的抄录。而这最终取决于那些靠民间故事谋生的艺术家、说唱艺人和盲人乐师等职业人士是否参与过它的流传过程。对此，我个人目前持肯定意见。

不过，我还是要表明一点，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实，中世信州的盲人确实依靠讲故事来维持生计。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时代，诸如筑紫琴、三味线等民间乐器没有得到普及，《平家物语》也没有被东北农村人民所接受，当时盲人的艺术活动还局限在个别地区。不难想象，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平家物语》那样风靡一时的宏大历史叙事。在这些地方，盲人乐师只好依赖附近的神社寺庙生存，他们凭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努力宣传宗教思想，或者利用宗教来谋生。当然，除了盲人乐师，还有一批巫师巫女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很难在盲人乐师和巫师巫女之间划清职责界限，说不定他们会彼此协调，灵活应付也未为可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除非他们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否则有些民间叙事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得如此广泛，更不可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变化。御伽草子《物草太郎》中写道，物草太郎出生于信浓，在筑摩郡新乡(现长野县松本市)用四根竹子搭了个小棚生活。这样的描述完全有可能是京都的文人所添加。但《物草太郎》接着又写道，物草太郎发迹之后，被封为信浓国中将，一生享受荣华富贵，得以高寿善终，死后还被奉为穗高明神，他妻子也被奉为朝日权现神深受人们爱戴。这样的结尾显然不适合虚构的娱乐文艺，人们难免会想象，《物草太郎》在经过文字化之前，就已经在信浓地区广泛流传。当有人把信浓人口耳相传的《物草太郎》送到京都文人那里的时候，其原始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改动。御伽草子《物草太郎》最后以程式化的结语而告终：许下誓愿，每日读一遍，给人讲一遍，即可堆金叠玉，有福同享，真是可喜可贺。①

这大概也继承了古老的叙事形式。②亦即，当人们还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物草太郎的奇迹时，其结尾处就已经附加了类似的套句，既然御伽草子《物草太郎》也有这样的套句，就说明它显然不是文人创作的文艺作品。

面对这篇偶然用文字抄录的御伽草子，我们应该寻找民间故事逐渐沦为娱乐作品的历史过程。《物草太郎》过于幽默，每个故事人物都喜欢讲道理，这些都让我觉得它在民间流传时，是由盲人乐师管理的。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民间故事可以分为严肃和滑稽两种，这两种故事分别由不同性别的男女讲述人来讲述。男性的盲人乐师和女性的歌比丘尼①之间往往都很熟悉，他们未必都遵守总寺院的正统传说，还会积极搜集各地的民间叙事卖艺谋生，但在二者之间却早已形成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战争故事、打退妖怪的传说都是由男性讲述的，除此之外，运用夸张手法来贬低传统信仰的滑稽故事，也是男性讲述人的专利。这是因为女性的气质与教养都不适合讲述此类故事，还是因为歌比丘尼比盲人乐师拥有更深厚的信仰基础?对此，我们还不敢轻易下结论。无论如何，民间故事的自由发展，最初表现为专业讲述人按照性别分别掌握不同的故事类型。一方面，满嘴狂言狂语的盲人乐师在民间的势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歌比丘尼长期停留在信仰层面。信州人口耳相传的《物草太郎》与其他《桃太郎》类型的民间故事一样，以大团圆结尾，在这一点上与《瓜子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故事中物草太郎求婚时，采用了“山田白泷”型故事的赛歌形式①,而且“物草太郎让庄头下马捡起掉在地上的团子”这段情节，还经常出现在后世的笑话之中。这些特点都表明，御伽草子《物草太郎》赖以生成的民间底本《物草太郎》,就像山口县的寝太郎荒神的故事一样，曾经是由一群尊奉恶七卫门景清为师祖的盲人乐师传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