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都出自关里。1952年初，奶奶带着三岁的我爸，出山东，过河北，经山海关，历经月余周折之后，在一个大雪天里终于来到了抚顺，跟当时在汽车运输五队跟车的爷爷团聚了，住进了耐火厂东南侧那幢有着南北大院的瓦房里。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事，但当时不知道“关里”指何处。直到小学毕业前才弄明白，“关里”，其实就是山东、河北一带。

后来慢慢知道了老家的一些事，都是奶奶讲的。比如抗美援朝时，村里有五十四个青年参军入伍，最后只回来了两个；爷爷的小弟，也就是我三爷爷，因奶奶赶在征兵前把他带到了东北而幸存；比如那里多是盐碱地，靠种地活着非常艰难，很多乡亲都离乡北去。爷爷家里还有大爷爷和姑奶奶两家，轮流照看太爷爷太奶奶。

我的老家，是禹城。长大后每次填什么表格，都会在“籍贯”栏里写下“禹城”这两个字。写的时候，感觉很有意思，因为这意味着我并不是真正的本地人，而是关里人的后代。我从没觉得抚顺是自己的家乡，尽管生于此，长于此。但这种感觉，我爷爷奶奶是没有的，我父母也没有。他们都能就地生根，而我不能。

临近三十岁时，我就想明白了，我并非必须在我生长的这座城市里走完自己的一生。成家以后，我问过爸爸：有没有想过回老家看看呢？他想了想，摇了摇头，回去干什么呢？都没有几个认识的人了，亲戚也多数都不在那里了。这回答，让我有种很强的失落感，就好像一直留存于我记忆与想象深处的那个我从没去过的“老家”，忽然变成了大地上的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讲的空白点，一个无法填平的无底深渊，也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一想再想，我到底失落了什么？

古人讲究告老还乡、叶落归根。青春离家，白发还乡，无论荣辱沉浮，都可以留在故乡自己慢慢化解为淡泊云山、悠然草木。起点变成终点，人生没有圆满，有的只不过归宿而已。我一直在想，古人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在于古时社会它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往复的系统，有着稳定完备的价值体系。不管一个人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学问和成就，荣誉并非只是自己的，最后总归要荣归故里、光宗耀祖才算得上善始善终。客死异乡的人，不管是什么缘故，都不免被人视为孤魂寥落。但凡一息尚存，就要在临终前拜托别人把自己的遗体或骨灰送回故乡去，埋入乡土、与先人团聚。功成名就者是荣归故里，仕途失意者是归隐乡土，其实是殊途同归，沧桑历经之后，出生之地，即是最后安顿身心之地。有德有能之人，还要想着反哺乡亲、造福一方。也只有在那样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和稳定的价值体系里，故乡才意味着精神的永恒延续之地，而不只是血脉的留传。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是乡土中国。整个社会的根基，在于乡土社会，而不在于市井。乡土社会的支撑，主要来自于族群，士绅作为族群的精英代表，秉持了道德与价值的尺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的荣誉，即是族群的荣誉，而族群的荣誉又远重于个人的荣誉。什么是纲，什么是目，清清楚楚。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决定了传统族群社会与道德体系的必然解体，土地改革不过一种手段而已。精神与文化的族群意义上的延续也正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进程中迅速走向终结的。虽然族群解体为碎片意义上的家庭单位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但就有着剧烈断裂症候的中国社会而言，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破碎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解放前那么长久的动**坎坷之后，仍然会在短暂的平和发展之后倒向新的近乎人为的激烈动**。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没能实现填补传统价值系统破碎后留下的巨大空位，而当这种系统在这空位填补行动中逐渐耗尽能量之时，不计未来的庸俗而又贪婪的功利主义成为潮流也就不可避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怪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当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即农民以及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量涌入发达地区的城市，同时这些发展迅速的城市又在不断蚕食乡村的土地，真的会给人一种吸其血而又食其肉的感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落差与倾斜，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持续萎落和城市的过度膨胀，进而使整个社会处在结构性严重失衡的边缘，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只有那些除了出卖劳力别无可卖的底层农民工才会重返故乡，只要尚有一技之长，只要在城市中还有生存下去的余地和可能，来自乡村的人就宁愿留在城市里打拼，也不会回到故乡。另外，对于一个族群荣誉已不复存在的社会来说，家庭荣誉微不足道可以约等于无。这就意味着除了个人自身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之外，别无更重要的道德力量可以约束导引其行为走向。而与这一切相对应的城市环境大背景，则是过度碎片化的局面，也就是说，在不断扩张并吸纳大量移民的持续膨胀的城市里，碎片化的人导致的是陌生化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单一化与复杂化的悖论式同在，造成的其实是整个城市社会亲缘关联性和情感关联性的迅速弱化。由于国家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家庭倒金字塔形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碎片化、陌生化的社会特征的凸显提供了足够的催化作用。

十三年前，我从抚顺来到上海，跟多年以前爷爷奶奶离乡背井到抚顺落地生根的状态完全不同，他们当年面对的是一个人口稀少机会众多的新兴城市，而我面对的则是近乎无尽的人海，是人口与建筑稠密到令人窒息的上海。在这样的一个无比庞大的超级大都市里，给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无论你如何努力打拼，都只能浮在它的表面，而不会有扎根的感觉，甚至会觉得永远都不会有扎根的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密度高到哪怕你每天行走其中也仍旧无法真正进入其中的地方。你来了，可是无法进入。即使是你有能力买到合适的房子和汽车，有稳定的工作和体面的收入，你也只能一如继往地浮在它的表面，像个偶然的气泡。它永远不会让你发自内心地生发出清晰的归属感和归宿感。而它又无时无刻不在榨取你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同时给你各种各样的拥挤和堵塞，还有莫名其妙的无法预估的变数。可是说到底，这又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生存和安全感的问题。真正的关键问题，其实是一个人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线索是不是清晰的问题。这样的线索只有在族群的历史、家庭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并存的情况下才能完整形成和呈现，假如最终只有个人历史可以存在，那么它就会很快地变得模糊不清。发生在当代社会的大多数个人迁徙，其本质都意味着双重的抛离。个人将自我从家庭中抛离出来，同时也将家庭抛离出去。而当我又把自己的儿子带到上海读书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心理上产生了非常明显而强烈的抗拒感，因为他是被剥离出他所熟悉的家乡环境然后又置入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的，作为一个孩子他当然无法理解这种剥离有什么意义。他不得不早早的就被迫去适应完全陌生的人群。而且毫无意外的，他在同学里找到的朋友，也都是来自外地。他浮在你的飘浮之上。他几乎每天都不得不感受着一个总在忙碌中的父亲的莫名疏离与疲倦。有时候，他会忽然问起这样的问题：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呢？你的回答则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呢？他理解不了你的想法，就像你始终感觉自己理解不了这个城市。

那么我为什么不想回去呢？是因为我已经默认并接受了这种无根飘浮的状态就是理所当然的状态么？还是因为我认为城市面貌与特征的同质化单一化的事实导致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回去的选项，在这里和那里，已无本质的区别？回去探亲归来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抚顺的空气可比上海好多了，这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抚顺作为重工业城市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深陷雾霾之苦，其污染之严重是现在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的人难以想象的。但我对于朋友带来的利好消息其实是无动于衷的，因为在我看来，这点变化丝毫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国内的城市，其实是一样的。同质化、单一化的城市，会让人逐渐丧失对异地以及对所谓故乡的想象余地。在不断弥漫的无差异感的麻木中，对于从小到大就生长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故乡”、“老家”概念从感觉与想象上的终将消解。我们还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生活，把空房子留在过去。然后他们就举目无亲地生活在这个陌生而巨大的城市里。在他们的身后跟在我的身后一样，留下的只是一道莫名的抛物线。因为当初我的一次自我抛离，我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儿子一道都成了无乡可归的人。而我的儿子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继续成长，长大时他或许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等到羽毛丰满时，我相信他很可能会重复我当年的自我抛离，到其他城市去，甚至到国外去……有一天，这是此刻我忽然生发的一个意外乐观的想象，当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当他们那代人进入中年后每个人都拥有作为遗产的好几套房子的时候，城市规模开始持续萎缩并充斥着老年人的时候，或许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漫游的一代，就像早期人类的漫游者那样，了无牵挂地漫游在大地上，随意行走，随意停留，再也不用考虑什么归不归的问题。

201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