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性，首先与社会领域或“类”的存在形态相联系，但历史性并不仅仅限于“类”的领域，它同样体现于个体的存在过程。在个体的层面，庄子通过对“时”“命”等问题的考察，着重突出了其存在的境遇性。

以人的生存为视域，历史的衍化展开为过去、现在、未来不同的形态。在庄子看来，过去已经逝去，未来尚未来临，二者对人的存在而言都不具有实质的意义：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11]

“世”即人生活其间的社会领域或生活世界，“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既蕴含着时间上的过去与未来之分，也意味着二者难以通过人自身的活动而获得沟通。与之相应，合理的人生态度，便是“不随所废，不原所起”：

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12]

“不随其所废”，即不执着于已逝的“往世”；“不原其所起”的本来之意是不追溯事物所以发生之源。从逻辑上说，未来有其历史起源，隔绝于历史之源，则未来本身也往往被消解或架空，在此意义上，“不原其所起”，似乎同时意味着疏离尚未到来的“来世”；对“未来”的这一取向，显然与“来世不可待”的观念前后呼应。尽管在社会的层面，原初的自然形态被赋予理想的性质，但就个人的“在”世过程而言，已逝的生活世界并不是追怀的对象。按其本来意义，相对于“往世”和“来世”的，是“现世”或“当下”，对“来世”与“往世”的疏远，在逻辑上意味着对“当下”存在境域的关注。

从时间上看，与“往世”和“来世”相对的“当下”，具体表现为特定的时间段或时刻，后者从时间的层面显现了存在的特殊性。与时间的以上本体论特性相应，以“现在”或“当下”为关注之点，同时意味着突出存在的特殊规定。当然，就其真实的形态而言，作为特定的时间规定，“现在”与“过去”“未来”并非彼此疏离，相反，它总是凝结了过去，又蕴含了未来，从而构成了个体“在”世过程中具体、真实的背景，并相应地赋予“个体”以现实的品格。庄子在注重“现在”的同时，对“现在”与过去（“往世”）、未来（“来世”）的联系，似乎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

“现在”或“当下”作为具体的存在背景，往往汇聚了社会、个体多方面的因素，从而表现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境域，这种境域，庄子常常以“时”加以概括。个体在社会中的遭遇，包括政治上的得志或失意，生活上的贫或富，等等，都受到“时”的制约。前文已提及，《庄子·山木》曾记叙了庄子与魏王的一番对话：“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破衣敝履，表明了生活的贫寒，魏王称其为“惫”，无疑试图掩盖或回避问题的实质方面；庄子直接以“贫”自指，既表现了坦**的胸怀，也直接点出了以上现象的实际寓意。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庄子引出了“时”的观念，以“非遭时”为陷于贫寒之境的根源。从逻辑上看，这里蕴含着“遭时”与“非遭时”的区分，“时”即特定的存在境域，“遭时”表明所处的境域有助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非遭时”则是所处境域没有为个体提供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

在庄子看来，不仅个体的贫寒与否根源于“时”，而且其处于何种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时”相联系。“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13]相对于生活世界中的贫富差异，政治领域上的君臣之别涉及更为复杂的关系，与后者（社会政治领域）相联系的“时”，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社会政治地位往往并不具有恒常的性质：“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14]与之相应，决定社会地位（贵贱）的“时”，也呈现特定、非恒常的性质，所谓“贵贱有时”，显然同时暗示了这一点。社会政治领域中“时”的这一特点，进一步从个体存在的背景上展示了其独特性。

影响个体存在的因素当然不仅仅限于“时”。在肯定个体因“时”而“在”的同时，庄子将“命”提到了重要的层面；他曾借孔子之口，指出了“命”对个体的意义：“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15]“命”是一种超乎个体知、行之域的力量，所谓“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6]，便表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时”涉及具体的时间、条件，作为特定的存在境遇，它在某种意义上与偶然性相联系；相对于此，“命”更多地表现为个体无法左右的趋向，具有必然的意义。

“穷”取决于“命”，“通”受制于“时”，并不是说“穷”“通”仅仅分别地对应于“命”和“时”，对庄子而言，个体的存在总是既为特定之“时”所制约，也受必然之“命”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时”与“命”难以截然相分，事实上，前文已论及，庄子往往将“时”与“命”合称为“时命”：“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17]如前所述，“时命”即特定境域与必然之势的统一，它既表现为“命”向“时”的渗入，也可被视为“时”之中体现“命”。作为“时”与“命”的统一，“时命”所凸显的，是特定境域与必然之势对个体的交互影响；“当时命”则“大行乎天下”，“不当时命”则“大穷乎天下”，二者分别从正面与负面表现了以上影响对个体的不同意义。

当然，“行”与“穷”由“时命”所决定，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存在完全无能为力。当时命而行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穷则“深根宁极而待”，已表明个体可以自觉地选择与“行”“穷”相应的不同处世方式（“存身之道”）。在庄子看来，理想人格的特点便在于虽知“穷”与“通”由“命”与“时”决定，但仍然能从容地面对各种艰难的处境：“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18]这里的“不惧”，包括以比较超脱的态度，应对“时”等外在因素所导致的得失：“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19]一方面是外在时命等所构成的存在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安时而处顺的人生态度，二者既表现为内（精神的超脱）与外（现实的情景）的互动，又展开为特定历史境域与个体自我选择之间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