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的“我”固然以天性为内涵，但在现实的存在过程中，总是面临着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与人共在对个体意味着什么？如何在人与人的共处中保持“我”的个体品格？个体之“在”与人我的共在是否相互对立？对个体原则的进一步考察，显然难以回避这些问题。

在与人共在的层面，“我”或“己”首先与“众”相对：“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恶人之异于已也。同于已而欲之，异于已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75]从形式上看，希望他人“同乎己”，关注的似乎是自我或个体，然而，在实质的层面，它所体现的，乃是一种“求同”心理，后者既表现为希望众人都达到与“己”相同的看法或视域，又内在地蕴含着对“众”的变相迎合：它所追求的，是世俗及众人层面的一致、同一。当众人完全同于“己”时，与“众”之“同”便超越了个体之“异”：在众人同于己的外在现象背后，是“我”的个体性规定的失落。与之相联系，“出乎众”在表面上以超越众人为指向，但其逻辑的前提则是“求同”：一方面，出乎众之心，以同于已的取向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众人的肯定、认同，依然是其内在的目标，这种实质的趋向决定了它难以真正达到“出乎众”。所谓“夫以出乎众为心者，曷常（何尝）出乎众哉”，便强调了这一点。[76]“出乎众”意味着超越从众、趋同，可以看到，庄子所肯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出乎众”，后者同时从反对从众的维度，突出了个体性的原则。

同乎众或从众，在存在形态上往往意味着湮没或沉沦于众；超越从众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出乎众”，则意味着拒斥沉沦。在谈到圣人的内在品格时，庄子指出：“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77]“陆沉”指隐于世俗之世[78]，“心不屑与之俱”，则是虽与世俗共存，但依然保持个体意识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按庄子之见，身可“陆沉”于世（隐于世），但心却不能沉沦于众，正是在与人共处中保持独立的意识，构成了个体“在”世的特点之一。

以“陆沉”为形式的隐于世，不同于离世。庄子对刻意标榜、以远俗为高的行为方式提出了批评：“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79]“刻意尚行”不免流于做作、矫饰，“离世异俗”亦不同于隐于世，而是表现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外在对峙或冲突，就其实质而言，这乃是通过否定社会以彰显个体。与之相近的存在方式是“避世”：“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80]“避世”虽然不展开为个体与社会的外在对抗，从而与离世、非世有所不同，但就其追求外在于社会而言，又和前者表现出一致的趋向。对庄子而言，这种离世、非世与避世固然有别于热衷世俗文化、政治的教诲之士、朝廷之士，但却并不是个体“在”世的理想方式。

在庄子看来，个体的存在，总是无法脱离一定的境域或背景。以隐士而言，他之所以选择隐于世的方式，也是受到一定历史背景的制约：“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81]一方面，与避世之士不同，庄子所理解的隐士并非离群索居（“非伏其身而弗见”），不参与社会活动或不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非闭其言而不出”）；另一方面，他的“在”世过程，又以“时命”为其前提。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作为存在的背景，“时命”既包含特定的历史条件（时），又与必然的历史趋向（命）相联系；“时命大谬”，则指对个体具有负面意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而个体之以“隐”为处世方式，也与历史背景的这种性质相关。庄子在总体上将个体与时命的关系概括为两种形式，即“当”与“不当”：“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82]“当时命”，即具体的条件和背景有助于个体存在与发展，“不当时命”，则是这种条件对个体的“在”世过程具有否定的意义；“反一无迹”，是指合乎前一背景的行动，“深根宁极”则是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充实自我、等待适当的发展时机。对个体与时命关系的以上分析，着重突出了个体存在的境遇性。

个体与存在境遇的关系，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存在背景的难以超越性，同时也规定了个体无法以“避世”“离世”等方式“在”世。对庄子而言，理想的存在形态既非刻意求高，也非退居江海而隐：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83]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江海而闲”。居江海，隐喻着出世；无江海，则是存在于世。总起来看，“无江海而闲”，也就是在与人共处中达到个体的逍遥。这一意义上的人我共在形态，又称“顺人而不失己”，至人的特点便在于已达到如上境界：“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84]“游于世而不僻”，亦即存在于社会而非游离于社会；“顺人而不失己”则是与人和谐相处，但并不因此而失落自我。不仅如此，按庄子之见，在与人共在的过程中，个体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所谓“既以与人，己愈有”[85]。这样，一方面，个体始终保持自我认同而非“失性于俗”沉沦于众；另一方面，又内在于世而非避世、离世。与人共在与维护个性呈现了内在的统一性。

从以上立场出发，庄子区分了“内化”与“外化”：“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86]“内化”，即内在的精神世界随物而迁、与俗俱化；“外化”，则是在存在方式上面对现实，融入于世，与人共在。理想的人格（古之人）的特点，就在于始终保持个体的自我认同，维护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内不化），但在具体的存在方式上，则避免与社会的分离与冲突，努力与之相适应（外化）；反之，当时的刻意非世之士（今之人），却是在外在形态上与世相抗，而在内在的精神层面上每每随俗而化（内化）：刻意非世，往往不免强饰以求誉，从而最终在实质上流于媚俗。与“内化”和“外化”之分相应的，是“形”与“情”之别：“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87]如前所述，这里的“形”首先与“身”相联系，指外在的存在形态，但同时也涉及“类”的规定；在后一意义（“类”的规定）上，“有人之形”，意味着已归属于“人”这一类，从而不能不与他人相互共在。“情”在此则更多地与世俗的意识、观念相联系，“无人之情”，表明个体不能在精神世界的层面湮没，沉沦于世俗之见：是非之争，在庄子看来便属于这一类的世俗之见。不难看到，庄子所追求的，是实质层面的“内不化”（不随世俗之见而化），后者与“外化”（“群于人”）并不彼此相斥。

庄子对个体的“在”世方式及人我关系的如上理解，使人联想到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关注此在（dasein）是海德格尔的重要特点，作为基础本体论的主要对象，此在更多地与人的个体存在相联系，这种个体性规定同时又被理解为此在的本真形态。当然，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与人共在（being-with）的不可避免性：此在的展开过程，总是要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他人形成各种形式的联系。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个体而言，与他人的这种共在，主要呈现消极的意义，它使此在湮没于众人之中，从而失去了自我的个体性品格。在此意义上，共在常常意味着沉沦。按海德格尔之见，本真之我首先与个别化相关：“唯有在个别化中，此在才将自身带回到最属己的存在可能（its ownmost potentiality-of-being）。”[88]这种看法无疑注意到了存在的真实性与个体性的联系。然而，上述意义上的个别化，同时又被置于对死的预期或向死而在的过程。对死的预期往往与“烦”“畏”等自我的内在体验相联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在这种体验中，自我的独特性、不可替代、不可重复性才逐渐显现出来。这样，回到自我的本真形态，同时便表现为从与人共在返归个体的内在之“我”。不难看到，对海德格尔而言，与人共在和个体化的本真之在，似乎主要表现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与此不同，庄子将共在（“群于人”“游于世而不僻”）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境遇，并强调自我的个体性规定即体现于此种境遇；以“无江海而闲”“顺人而不失己”为形式，个体的“在”世具体地表现为即世而超越于世，在共在中实现和展示个体的内在规定。这样，与人共处不再是“我”的沉沦，个体的本真形态也非仅仅表现为向内在之“我”的返归；质言之，共在与个体性规定相融而非相悖。个体的本真形态与共在（“群于人”）的如上关系，既凸显了人与我的相关性，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日用即道的哲学精神。

要而言之，在庄子那里，个体性的原则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包含价值观的内涵。从关注“德”“殊”等规定出发，庄子首先在本体论的层面确认了个体性原理；通过考察个人（自我）的存在意义以及肯定身与神、自我精神世界的统一，个体性原理具体化为价值领域的个体原则，后者进一步展开于天性与德性、自在与共在等关系。“德”与“道”的统一，赋予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联以形而上的根据；天性与德性的融合，为自我提供了避免德性自身异化的形式；“不失己”与“群于人”的相合，则展示了个体的不可消逝性与他人的难以疏离性。当然，以去礼义化为内容的“无己”等观念在拒斥礼义文明的同时，也多少弱化了个体内含的社会规定与普遍性之维。它与“群于人”的观念形成了某种张力，这种理论紧张，可以被视为“道”所内含的统一性原理与“德”所确认的个体原则之间张力的具体展开，它同时也体现了庄子哲学中个体性原则的复杂性。

[1] 《庄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句，通行本断为“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刘文典认为：“此当以‘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为句。本书《知北游》篇‘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老子《道经》‘无名，天地之始’，泰初即天地之始也。”按：刘说持之有据。如后文将论及的，从理论内涵及表述方式上看，似皆当以“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为句。

[2] 《庄子·齐物论》。

[3] 成玄英曾对“德”做了如下解释：“德者，功用之名也。”（《庄子疏·齐物论》）功用与特定的属性、规定相联系，以“功用”释“德”，似亦有见于“德”与不同存在规定的相关性。相形之下，葛瑞汉以“eight powers”译“八德”，似未能具体地把握“德”之为特定规定的含义。参见A.C.Graham，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57。与葛瑞汉不同，陈荣捷将“八德”译为“eight characteristics”。参见Wing-Tsit Chan，A Source of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86。较之葛氏，陈氏的翻译似更接近原文之义。

[4] 《老子·五十一章》。

[5] 《管子·心术上》。

[6] 《老子·二十五章》。

[7] 《庄子·天地》。

[8] 《庄子·天下》。

[9] 《庄子·骈拇》。

[10] 《庄子·则阳》。

[11] 《庄子·秋水》。

[12] 《庄子·则阳》。

[13] 《庄子·至乐》。

[14] 《庄子·在宥》。

[15] 《庄子·天地》。

[16] 《庄子·秋水》。

[17] 《庄子·秋水》。

[18] 《老子·五十一章》。

[19] 参见本书附录二《面向存在之思：〈老子〉哲学的内在意蕴》。

[20] 《庄子·人间世》。

[21] 参见（唐）成玄英：《庄子疏·人间世》。

[22] 《庄子·让王》。

[23] 此处之“而”为人称代词，指子贡。

[24] 《论语·宪问》。

[25] 《孟子·尽心下》。

[26] 《庄子·天运》。

[27] 《庄子·天道》。

[28] 《庄子·在宥》。

[29] 《庄子·天下》。

[30] 《庄子·天下》。

[31] 《庄子·天地》。

[32] 《庄子·德充符》。

[33] 《庄子·缮性》。

[34] 《庄子·徐无鬼》。

[35] 《庄子·大宗师》。

[36] 《庄子·盗跖》。

[37] 《庄子·在宥》。

[38] 《庄子·天运》。

[39] 《庄子·德充符》。

[40] 《庄子·齐物论》。

[41] 《庄子·德充符》。

[42] 《庄子·天地》。

[43] 《庄子·天地》。

[44] 《庄子·刻意》。

[45] 《庄子·齐物论》。

[46] 《庄子·在宥》。

[47] 《庄子·达生》。

[48] 《庄子·达生》。

[49] 《庄子·刻意》。

[50] 《庄子·德充符》。

[51] “滑，乱也。”见（唐）成玄英：《庄子疏·德充符》。

[52] “灵府者，精神之宅也。”见（晋）郭象：《庄子注·德充符》。

[53] 《庄子·刻意》。

[54] 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52.

[55] 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252-254.

[56] 《庄子·齐物论》。

[57] 《庄子·骈拇》。

[58] 《庄子·缮性》。

[59] 《庄子·逍遥游》。

[60] 《庄子·应帝王》。

[61] 参见（唐）成玄英：《庄子疏·应帝王》。

[62] 《庄子·天地》。

[63] 《庄子·田子方》。

[64] （晋）郭象：《庄子注·田子方》。

[65] 《庄子·在宥》。

[66] “莫然无魂”，成玄英注为“涤**心灵”。参见（唐）成玄英：《庄子疏·在宥》。

[67] 《庄子·让王》。

[68] 《庄子·在宥》。

[69] 《庄子·缮性》。

[70] 《庄子·天地》。

[71] 《庄子·缮性》。此段“俗学”前原尚有一“俗”字，但宣本已删此“俗”字。又，苏舆认为：“当衍一‘俗’字，学与思对文，言性与欲皆已为俗所汙。”参见（清）王先谦：《庄子集解》，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现据以校改。

[72] 《孟子·告子上》。

[7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74] 《庄子·田子方》。

[75] 《庄子·在宥》。

[76] 林希逸对此有如下分析：“欲人同己而不欲其异己，是以我皆出乎众人之上也。以己之所闻，必欲众人皆归向而后安，则我何尝异乎众人？虽欲出众，而何由出众？”参见（宋）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77] 《庄子·则阳》。

[78] “沉不在水而在陆，喻隐者之隐于市廛也。”见（宋）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79] 《庄子·刻意》。

[80] 《庄子·刻意》。

[81] 《庄子·缮性》。

[82] 《庄子·缮性》。

[83] 《庄子·刻意》。

[84] 《庄子·外物》。

[85] 《庄子·田子方》。

[86] 《庄子·知北游》。

[87] 《庄子·德充符》。

[88] M.Heidegger，Being and Tim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p.30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