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名实之辩为背景，名与言的考察既涉及语言形式与含义的关系，也以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为指向。事实上，在庄子那里，“言”与“名”都既有语词之义，又兼指概念；名实之辩也相应地既以词与物的关系为讨论对象，也涉及概念与世界的关系。

在庄子看来，对象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定，这种规定并不依存于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4]在此，言说与世界的呈现展开为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自在的规定与自在的呈现在对象世界中融合为一。然而，从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看，言说又构成了联结二者的一个方面：物总是通过名与言而向人敞开。就人与物的言说关系而言，庄子首先肯定了名与言对于物的从属性：“名者，实之宾也。”[5]作为“实之宾”，“名”应与“实”一致并合乎“实”。《庄子·大宗师》曾以颜回之口论及名与实的以上关系。“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6]这里重要的不是对某一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是其中所涉及的名实关系。“无其实而得其名”即名不副实，它既指外在声誉与实际行为不一致，也在广义上意味着“名”与“实”之间的脱节。庄子借颜回之口所提出的以上质疑，显然以名与实应当相符为前提。

名与实的如上关系，在以下论述得到了更具体的规定：

名止于实，义设于适。[7]

“止”有限定之意，“止于实”，意味着“名”不能越出或偏离“实”；换言之，二者应当具有对应的关系。与“名”相对的“义”与“宜”相当[8]，引申为当然之则，“适”则有合宜或适合具体情景之意，“义设于适”，表明当然之则的作用应以合乎具体的情景为前提，其中蕴含着对权变（原则运用的变通性）的肯定。在此，庄子将“名”与“义”区分开来，强调“名”应严格对应于“实”，“义”则可视情景而变通。名与义的如上分疏，无疑进一步突出了名与实的关系以相符或一致为内在指向。

从另一方面看，以“止于实”规定“名”，同时也对“名”与“言”的作用对象或范围做了限定。在《齐物论》中，庄子已提出“物谓之而然”的论点。所谓“谓之而然”，也就是通过以“名”指称物，使物得以分辨和把握，其意近于后来荀子所说的“名定而实辨”[9]。这种指谓关系首先将名与物联系起来，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由此，庄子进一步强调：“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10]就认识过程（知）而言，“极物而已”意味着经验之知无法超越具体对象；就名实关系而言，“极物而已”所强调的则是“名”与“言”仅仅作用于特定之物。与以上看法相应，庄子区分了“物”与“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11]“物”以“实”为品格，并可以“名”来指称（“有名有实”），“虚”则缺乏“实”的规定，也无法以“名”来表示（“无名无实”）。

作为“名”的对象，“物”与“实”首先呈现出特殊或个体的特点。与“物”相对的则是“道”。“物”与“道”之别，在殊相与普遍规定的区分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对庄子而言，“道”总是超越了殊相，从而，以“物”（殊相）为对象的“名”，无法把握“道”。在谈到物、道与名的关系时，庄子便对此做了如下分疏：“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12]“万物殊理”表明具体事物具有不同的规定，“不私”则是超越个体或殊相而具有普遍的涵盖性。庄子将“物”之“殊”与“道”之“不私”区别开来，并由后者引出了“无名”，这一分辨，进一步赋予“名”以指称特定之物的品格。

以“殊”而不同的“物”为对象，“名”往往疏离于“一”。在谈到世界的原初形态时，庄子指出：“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13]日常话语中的“无”，往往与“有”相对，在这种语境中，“无”意味着缺失或不存在；“有无无”所肯定的，并不是与“有”相对的“无”，毋宁说，它所指向的，是融具体“有”“无”为一、具有普遍涵盖性的“无”。与扬弃“有”“无”之分相应，世界也呈现了其原初的形态，这种原初性具体便表现为“一”而未形。所谓“一”而未形，也就是浑然一体、未分化为特定的事物。《齐物论》中所谓“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表达的也是类似的含义：世界的本然形态既无“有”，亦无“无”，从而，“有”“无”之别在此并无实质的意义。按庄子之见，这种原初的统一形态，已超越了名言之域：以“无名”规定“一而未形”，便表明了这一点。

“名”无法把握统一的存在形态，意味着“名”有自身的限制。从名实关系看，“名”首先以“分”为其特点，当庄子强调“名”为实之“宾”，“名止于实”时，已同时肯定了“名”与“实”（“物”）之间的对应性，后者（对应性）既体现了“名”与“物”关系的确定性，也凸显了“名”所内含的“分”与“别”等功能：名与物的对应性，以不同的“名”分别地指称或表示不同的“物”为前提。“名”的这种分别性，同时蕴含着对存在本身的某种分离或分化：当人们以“名”指称不同的“物”时，浑而为一的世界也被区分为不同的对象。从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看，通过以“名”相分，存在的混沌性得到了扬弃，具体地把握世界成为可能；从世界本身的呈现方式而言，“一而未形”的统一存在则由此分化为各有界限、与“名”相应的殊物或殊相。质言之，“名”使存在从统一走向分殊。

从先秦哲学的发展看，庄子之前与庄子之后的一些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名与实、名与物的关系。墨家主张“以名举实”[14]，并以是否合乎“实”为判断是否知“名”的依据：“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15]这里的“取”一方面涉及人的行为过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实”定“名”：根据所“取”之“实”是否合乎所称之“名”，来确定是否真正把握了“名”；后者的前提是肯定“名”应当与“实”一致。荀子进而提出“制名以指实”[16]的论点，从而更明确地指出了“名”对“实”的指称功能。在荀子看来，一旦名与实之间建立了确定的关系，对象便能为人所把握，所谓“名定而实辨”[17]。荀子由此具体考察了“名”的社会作用：“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18]“明贵贱”“辨同异”所着重的是“名”对存在的“分”与“别”，在这里，荀子从社会的领域，肯定了“名”对世界的分离。庄子强调名为实之宾、名止于实，并将“名”的运用与存在的分化联系起来，与墨家、荀子的以上看法，无疑有相通之处。不过，由肯定“名”的“分”与“别”，庄子对“名”能否把握世界的本来形态及统一性表示怀疑，以“无名”规定道等论点，已表明了这一趋向。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对“名”的以上限定，在理论上包含着自身的问题。

作为内含意义的符号，名与言确乎具有区分的功能：“一而未形”的世界通过名与言而被分而别之，从而可以为人所把握。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名、言在区分对象的同时，也从不同的方面再现对象的统一性。墨家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名”与“实”的关系时，墨家曾从“类”与“私”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名”的作用。从“私”的层面看，“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19]。“臧”作为指称某一个体之名，属“私”名，在“臧”与它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具有对应的关系（“是名止于是实”）。但“名”本身并不限于“私”名，它同时涉及“类”的关系，从后一方面看，“名”又具有普遍的涵盖性。墨家举例对此做了说明：“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20]“马”相对于仅仅指称某一特定个体的“臧”而言，属“类”名，凡在物种上属于这一“类”的所有个体（“若实也者”），都可以用“马”来指称。在名与实的以上关系中，“马”这一“类”名，无疑将相关的个体联结起来，它同时也从类的层面，体现了存在的统一性。荀子对此做了更具体的阐释：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21]

这里所涉及的，是“名”形成的原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侧重于名与物之间的对应性，“单足以喻则单”则类似墨家以“私”名指称个体。“单”之外的“别”与“共”，则涉及不同程度的普遍性：“鸟兽”表示一定的“类”，“物”则泛指一切对象；后者既以类或普遍的规定为根据，又从不同的方面再现了存在的统一之维。相形之下，庄子仅仅肯定“名止于实”，并强调存在的统一形态超越于“名”，似乎未能注意“名”的多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