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发现，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前者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在现实中解决产生具体意识形态形式的社会矛盾而得以实现。然而，马克思又认为，人类只会给自己提出他们在理论中已完全把握到的任务，而有待完整提出的理论问题则包括：是否能建设一个消灭所有矛盾的新社会，以及废除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等。丹尼尔·贝尔认为，实际上马克思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都力求赢得群众对新社会的支持，但却并没有充分构思未来社会的轮廓及其问题。在贝尔看来，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怀着对于‘革命之后的日子’的启示性信念，理性将使它的预言在历史中得到兑现，意思是一切社会都会公正”[1]。贝尔强烈批判了马克思相信意识形态有终结的可能性。而他自己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终结只发生在未来，而贝尔的观点则是：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走向终结。可由于他们秉承的是十分不同的意识形态观，所以各自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贝尔乐得承认他的意识形态观主要适用于出现在19世纪的左翼思想[2]，所以他的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19世纪意识形态的衰落”即那种“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的思想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衰落”[3]。不过与其说贝尔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想力量，毋宁说他更多强调的是作为**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它是可把人们的精力疏导到政治行动中去的“情绪龙头”这一事实。正如他所指出的，“通过强调必然性，通过调动追随者的**，19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可以同宗教分庭抗礼”[4]。在贝尔那里，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其情绪感召力及其劝说力；而在马克思这里却相反，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认知的方面而不是它的**，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考察也不是从感召力的丧失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立足于对产生意识形态的矛盾的解决作出的判断。

不过贝尔的解释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是重要的，这就是：尽管他强调了19世纪意识形态的情绪性力量，但他也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理性’将找到自身的道路，美好的社会将会出现”[5]。我认为贝尔过于轻率地在自己的语境中将马克思等同于黑格尔了[6]，因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马克思并不相信历史的整体意义，也不相信黑格尔式的“历史是理性之实现”的历史观。无论如何，几乎不容置疑的是，马克思的确共享了19世纪的精神成果即赋予理性以优先地位。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中，即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强调的是认知的方面而非情绪感召力。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不是一种信仰体系，也不是力图劝说人们实现最终目标的某种有机的世界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要比贝尔的狭窄多了，因为它只包括歪曲的思想形式。然而，有趣的是，贝尔在讨论他的“意识形态终结”时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又要比马克思的狭义多了，因为它排除了“右”的意识形态，只包括19世纪的左翼思想。这是贝尔理论中的主要缺陷。悖论的是：他一方面指责左翼意识形态是“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是“既定公式”的提供者；但另一方面又将右翼意识形态排除在这一指责之外。马克思一直将他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运用于所有旨在掩盖矛盾的歪曲的思想，即便这些思想来自工人阶级内部亦是如此。但贝尔却片面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分析狭窄地框定在左翼系统之中。意识形态于是在他这里变成了否定的和注定灭亡的东西——但他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

最终，贝尔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教条，因为“意识形态从其性质上来说要么是万能的，要么是无用的”[7]，即要求盲目地相信乌托邦的必然来临。对于贝尔来说，这一乌托邦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幻象，用赫尔岑（Herzen）的话说，“那遥不可及的目标根本不是目标，而只是陷阱”[8]。贝尔想做的不是终结乌托邦或任何关于未来的设想，而是要用一种经验的方法（它可将可能的未来具体化，并指出具体的到达路径、所需付出的具体成本以及谁来支付这一成本等）来替代对遥远未来的盲目信仰。用韦伯的话来说，贝尔想用一种旨在寻求调和其目标的实用主义的“责任伦理”来替换无法折中的原则性的“良知伦理”[9]。贝尔没有认识到的是，他的实用主义方法和他的责任伦理也掩盖了一种信仰，这或许不是关于未来的信仰，而是对现状的信仰，它具有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的教条性。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也是激进变革社会的可能性的终结。

的确，贝尔后来似乎提升了他的理论，从而使得他甚至可以谈及意识形态的持久性。例如，在把清教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时，他指出：

意识形态不仅要反映基本现实，或为之提供合法依据。 它一旦形成，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真正强大的意识形态会给人的想象展开一片新的生活视野；它一旦被明确地阐述出来，就会作为伦理仓库被知识分子、神学家和道德家用来预见人类局部的可能性远景。它们不会像经济或旧技术那样消失。这些黑格尔所谓的“意识的要素”是可以更新的；在整个文明史上，它们可以不断地被人参照或重新组合。因此，大批学者、道德家和知识分子长期为之苦恼、焦虑或争辩、反复剖析或重述意识形态的内涵。这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自为自在的力量。[10]

这一新方法可能会使人相信贝尔已在根本上修订了他的意识形态观。但这却只是个假象，而不是事实。

实际上，正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分析并未假定一切社会矛盾均已结束，知识界因而可以摒弃对新思想的追求了……同时我还提到，新的意识形态即将作为激进主义的思想源泉而再度崛起，不过它将作为意识形态的第三世界”[11]。换言之，贝尔从未打算否认意识形态的存在和持久性，他想否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持久性。他的观点是：19世纪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在20世纪的感召力，但不是说意识形态一般都已消亡了。这才是他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最片面之处（除了它还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之外）。

阿尔都塞则以另外一个极端提出意识形态是所有社会的必要成分，包括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在他看来：

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才能同意这样的空想：意识形态（并非其某种历史形式）总有一天会被科学所代替，并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12]

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不同于马克思和贝尔。意识形态似乎是独立于每一个社会的，因为它的功能是黏合社会的“水泥”，并教会人们如何应对生存环境；意识形态具有必然性，因为它通过调节人们在生活中的角色扮演而起到了凝聚社会的作用。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是无法存续的。因此，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既非某种拥有固定社会目标（如贝尔的看法）的系统的思想体系，也非是对社会矛盾的必然反映（如马克思的看法），而是一个表达系统，一个把人类个体构建和改造成具体社会的主体的系统。

所以在阿尔都塞这里，意识形态是所有社会的一个功能性要件，意识形态也因此不会终结。尽管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这种功能主义相去甚远），但阿尔都塞还是努力保持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即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是扭曲的。这一扭曲具有社会必然性，因为社会总体具有模糊性，或如他所说的，“社会结构的不透明性使得对于关于世界的表达必然是神秘化的，这是社会团结的需要”[13]。他以这种方式将一种功能主义的必要性与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合并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意识形态的扭曲永远不会消失，即便社会矛盾消失了亦是如此。阿尔都塞的看法因此是与贝尔相反的。在贝尔看来，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其重要性；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是所有社会的永恒的、必要的存在。显然，他们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无论如何阿尔都塞的立场似乎都可更加轻松地用来作为对贝尔式的指责（即贝尔指责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一个认为革命理性会永远存在的教条基础之上）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回应，因为在阿尔都塞的理论看来，贝尔所指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正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观点。但我却认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也与马克思原初的立场没有多大关系。[14]

[1] Bell，The End of Ideology，pp.367-368。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422页。

[2] Ibid.，p.17.

[3] Ibid.，p.16。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页。

[4] Ibid.，p.401。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461页。

[5] Ibid.，p.285。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317页。

[6] Bell,The End of Ideology，p.397.

[7] Ibid.，p.404。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465、464页。

[8] Ibid.，p.407。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468页。

[9] Bell,The End of Ideology，pp.279-280。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311页。

[10]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Heinemann，London，1976，nn 60-1。 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1]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Heinemann，London，1976，p.42。也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88页注⑤。

[12] L.Althusser，For Marx，New Left Books，London，1977，p.232。也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28页。

[13] L.Althusser，La Filosofia como arma de la revolution，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Cordoba，1970，p.55.

[14] 有关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请参见本书第三章和我的另外一本相关专著《意识形态概念》一书的第五章（Larrain，The Concept of Ideology，c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