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指出，“决定”超出了纯粹设限（由客观条件所设）的范围，而主要关注的是物质生活的实践生产，这同时也是知识生产的资源。正是经由且在实践之中，（分化为阶级的）人们生产出社会现实和力图表达这种现实的意识形式。有必要了解的是，这些意识形式并非仅是对某种业已存在的社会现实的再表达，而是力图对这一现实进行生产。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拥有一种不可还原的实体性，这使得他们可以在（起初生产他们的）具体社会现实解体后依然存续。所以，从社会意识形式曾是在社会现实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意识形式就是被决定的。马克思认识到，这是他的决定概念中最难的部分，因此在与古希腊艺术相关的论题中对此予以表述：“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

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展开详细论述，为数不多的几处论述出现在与人类历史的儿童期所固有的迷人性的相关讨论中，且显然不够充分。正如考斯科（Kosik）所指出的，问题变得更具有一般性，也更加关注于思想和艺术的谱系与有效性之区分上。[2]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文本中，当讨论拉维斯通对李嘉图的批判以及（更一般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马克思似乎承认了这一区分。拉维斯通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奢侈品、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文学和艺术的生产，已作为与工人阶级利益相左的力量而出现，这导致了非工人的休闲生活方式，并因此形成了一个与工人无关的所谓平等主义的社会。马克思对诸如此类的论调作了如下批判：

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3]

这一陈述似乎意识到：无论艺术或理论著作的谱系有多矛盾，也无论其阶级出身，它们作为发展过程的必然成果，其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为取消矛盾而全然否认它们的功效，实属一种狭隘思维。这与马克思在1846年所作的一个预测是一致的，那时，他写道：“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4]诸如社会发展或文明的成果及人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等术语的使用，显示出马克思坚信思想和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是超越产生它们的特定社会、阶级和时代的。这就意味着理论和艺术作品的特征是无法只通过调查其社会出身而得以完全发掘的。也意味着社会意识形式不能被归结为社会背景，或作为社会现实本身的一部分，而是和其他物质生产实践一样具有持久性。

由此视之，“思想的社会决定性”之有效性并非完全外在于思想自身，也无法仅仅在思想被组织起来的社会状况中找到它们的全部真谛。但它也不是完全内在于意识自身的，也就是说，思想本身也并非天生就是一种独立于其他社会现实之外的自主现实。正如考斯科所揭示的，艺术品当然是其时代的见证和记录，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5]但这还不够：它本身还是该社会状况的组成部分，并致力于该社会状况的生产过程。当然不能因此把它归结为该状况本身，因为它也完全可能成为新的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即可以被链接到一个新的语境，成为新社会现实的构件。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决定”看成是单纯的成因行为。“决定”是一个永恒的思想和艺术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语境和实践会赋予它们新的意义。艺术品的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它是自我持存的、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存在，或是具有某种普遍的有效性，而是因为它可以被嵌入（并因此负载意义）到新的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品或理论是独立于作者意图之外的。

哈齐尼可拉（Hadjinicolaou）指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绘画作品改变了它们的属性，成为新价值的来源，而这是由新的评论者和观察家的兴趣所决定的。他于是认为，没有一种审美效果是自我界定的，而总是要参考具体历史时期以及人们的具体偏好。就绘画来说，审美效果与预期人（即审美主体）所体验的乐趣有关——而这一体验即是审美主体通过在目标绘画所提供的想象的世界观中认识到自身。[6]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纯粹武断的过程。作品中肯定有其本身的东西，这使得其具有了被多元现实化的可能性。但正如考斯科所指出的，一件艺术品的效应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物理属性，而是它作为社会现实的具体存在方式，在于它不断的复生以及与人类的持续互动。[7]

由于思想和艺术品的生命力超过了产生它们的特定社会时代，所以它们就成为人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形式。马克思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说：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8]

通常情况下，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实践，人们会求助过去的表述和思想，并根据过去的表述和想象来重新表述自己的实践。这其中会带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如果正好过去的东西旨在（有意或无意地）隐瞒行为者的阶级局限和斗争内容的话。正是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有了以上论述。但它也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含义，即重新占有过去以期认清历史起源，表达一种集体意志（用葛兰西的话说），这样一来，当前的斗争就有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赋予过去的表述以意义和有效性，乃是当前斗争的需要所致。[9]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决定”理解为一种思想在新的实践背景中获得再生的过程。起初的语境和生产过程赋予思想或艺术品以某种品格，它们因此成为自己时代的见证，并在与自己时代背景的关联中得到了很好的理解；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或艺术品在新的语境和实践中链接到了新的事物，因而成为被这些新事物所“多元决定”的对象。由此，“决定”就与上述这两种情况不无关系，而非仅仅与意识形式的谱系相关。我们不能把这两个方面任意隔离开来。作品的不断再生过程，并非是为了迎合不同的兴趣而完全武断地将某种新意义分配到某种据称是中立的内容中去。这也是那些为了避免还原论而截然割裂了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并将“决定”限制在前者范围内的做法中常见的问题所在。

实际上，拉克劳所提出的对“决定”概念的一种理解就例证了形式—内容之分的问题。[10]他认可了“意识形态要素”的阶级决定性（他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术语是在一种一般肯定意义上使用的，即将其视为一种思想或观念体系，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但力图避免还原论阐释。所谓“还原论”在他看来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声称每一种意识形态要素都必然具有一种阶级属性，比如自由主义被说成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军国主义注定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等。为了避免这种还原论，拉克劳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内容之间进行了区分，并指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其形式所赋予的，而不是内容”[11]。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要素的内容未必具有阶级关联，阶级决定性是通过一种链接原则的方式“授予”（conferred）它们的。比如，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本身没有阶级内涵，其阶级属性来自于其形式，也即与其他意识形态要素的具体链接。由此，资产阶级有可能将民族主义与反对封建地主的特殊主义和地方主义连接在一起，但无产阶级也可以将民族主义与反对国际化的、依附的资产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从内容来看，意识形态要素并不注定从属任何阶级，它们是开放性的，可以与各种霸权原则之间进行链接。

拉克劳的解决方案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它要求非阶级的内容或中立的内容的存在，以便与不同的阶级利益相链接。人们不禁会问：这些据称中立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的确，有些意识形态要素或思想未必就注定只属于某一特定阶级，因为它们也可以链接到别的阶级之中，或被其他阶级所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它们视为非阶级的内容。在实践中，它们必然会与某一阶级观相关联，尽管它们的有效性和功能不能被限制在该阶级之中。而且，坚持认为特定要素的有效性并不是注定在某特殊阶级身上，并不意味着这些要素的内容就能完全摆脱阶级的决定。根据拉克劳所举出的一个例子，即自由主义是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也是拉丁美洲封建地主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很难相信英国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地主贵族政治之间会共享同一种内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只是使用相同的名称，但内容却十分不同——如的确可以在其中找到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阶级构成。

拉克劳实际上是反对将上述两种情况下的自由主义等同视之的，他的要点恰在于确定其中的差异何在。他或许会用他自己的话这样问：这种自由主义“指的是如此不同的内容以至于不可能在其中找到一种共同要素？抑或者某种共同的内涵含蓄地与不同的意识形态链接控制联系在一起？”[12]当然，可以认为的确（至少）存在某种共同要素，即便是表现的和有限的。否则采用相同名称就没什么意义了。必须明白的是：在拉克劳案例中，这个共同要素就是对自由贸易的信仰。不过，将对自由贸易的信仰等同于自由主义也是不合适的。当然，对自由贸易的信仰可与资产阶级自由观相链接，也同样可与拉丁美洲地主的类封建出口意识形态相链接。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自由主义的内容就是中立的了，因为自由主义要比自由贸易观复杂多了。我的观点是，自由主义的阶级属性不仅仅是单纯的链接（即有限的抽象共同要素与某一具体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链接）所导致的，而主要是由具体内容（欧洲资产阶级是该内容的原初提供者）所导致的。

我赞成将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看作是欧洲资产阶级的理论贡献，但却可以根据（与19世纪欧洲不同的）新环境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调整。但就19世纪拉丁美洲地主制度一例来看，我不同意他们采纳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除却对贸易自由的明显兴趣以及对相同名称的使用不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完全同意沐泽里斯（Mouzelis）的看法：“如果在阶级和意识形态主题之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也没有完全武断的关系”，且当阶级被理论化了——不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而是以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方式——“那显然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所拥有的内容在类型上就有严格的限制了”[13]。无论阶级还是意识形态内容都不能被看作是抽象的实体，彼此之间毫无关联，同时又可以毫无限制地任意结合。这是一种反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观点。“决定”总是一种历史的具体过程，既涉及思想的形式又涉及内容。的确，拉克劳很好地意识到了要反对“决定”观中的还原论倾向，因为后者将意识形态内容限定在某具体阶级身上从而无法获取共同的意义框架。但他对决定概念的形式主义解释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在他这里，“链接”彻底取代了具体内容的阶级生产。如果“链接”是一个可用来描绘动态的决定过程的恰当的术语，那就一定不能把它理解为将中立的内容整合到一种阶级话语之中，而是将阶级生产的或阶级改造的内容整合到阶级话语之中。

[1] K.Marx，“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Grundrisse，Penguin，Harmondsworth，1973，p.11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9页。

[2] Kosik，Dialectica de lo concreto，p.153.

[3]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Ill，p.26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287页。

[4] Marx，Letter to Annenkov，28 December 1846，p.3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78页。

[5] Kosik，Dialectica de lo concreto，p.157.

[6] N.Hadjinicolaou，Histoire de I'artet lutte des classes，Maspero，Paris，1978，pp.194-195.

[7] Kosik，Dialectica de lo concreto，p.159.

[8]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p.9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21页。

[9] P.L.Assoun，Marx et la repetition historiqu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aris，1978.

[10] See E.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New Left Books，London，1977，pp.92-100，158-163.

[11] Ibid.，p.160.

[12] See E.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New Left Books，London，1977，p.160.

[13] N.Mouzelis，“Ideology and Class Politics: A Critique of Ernesto Laclau”，New Left Review，no.112，November-December 1978，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