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的意思应该很明确：“决定”概念是多维度的。其理由至少有二：其一，决定既涉及条件也涉及生产。作为条件，决定意味着设限，即通过对象化的实践形式（设施、制度、组织等领域）设定某些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

这就意味着，就社会意识来说，并非只有经济设施而且还有政治安排和知识界的具体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它们都为意识的产生设定了语境。这个语境是既定的、历史的、具体的和有限的。

作为生产，决定意味着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里，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通过实践获得生命。人们开始通过自己的日益分化的实践来认识现实。正如人们自己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一样，他们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意识形式。这是一个同时发生的综合过程，其间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人们可在意识中预测到实践的结果——但物质存在再生产的实践需求却具有优先性。因为这一再生产过程必然涉及分工和阶级分化，决定的能动的一面可以说就是通过阶级实践而得以实现的。如果把阶级结构视为一种源自于某种生产关系的既定现象，就可说这种结构为特定政治或意识形态形式设定了限制或构成了后者的条件，这不具有特指性，不同的形式都可在这里兼容。但如果把阶级看作是与斗争和生产实践有关的实践活动，那它们就被其斗争和实践具体化为特殊的观念的和政治的形式了。决定同时包含着上述两个方面。

其二，“决定”既影响了社会意识，也影响了知识界，也就是说，设施和关系系统都同时加入了创造和交流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具体活动中来。意识的决定性指的是思想的属性和内容；知识界的决定性指的是关系结构和物质设施组织，其专攻思想的生产和传播。物质实践对意识的决定性，是要经过知识界（包括其特点和组织）的中介的。我已明示，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知识界的组织是与其经济组织形式相匹配的。如果说在中世纪，与生产关系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相一致，教会在中世纪的知识生产中占据特权地位；而资产阶级革命则意味着对上述两个层面的解放。工人在获得新“自由”的同时也被迫与自己的生产手段相分离，一种新的“思想自由”应运而生，它把思想生产从教会监督中解放了出来。在这两个层面都产生了一种“自由市场”，可以在这里进行商品循环：一方面是纯粹的物品；另一方面则是明显夹带观念和信息的物品（如书籍和电影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概念一定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马克思的确提供了一种一般性的和抽象的描述，如“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或“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些描述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对意识历史形式的具体分析，毋宁说是提供了一种可普遍运用的原则。然而，我认为这些陈述在反对唯心主义的具体语境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但却不能将它硬拉到对决定概念的探讨之中。马克思本人也对此进行了澄清，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每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与“社会存在”的具体分析和细化研究之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如下的一个理论化描述之中：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2]

物质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从同形（homology）的角度而不是类比或比喻（analogy）的角度来加以描述。罗斯-兰蒂（Rossi-Landi）在解释语言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时就提出了这一角度的区分问题。他的观点是：在这两种社会过程（也即作为商品的货物的生产与循环，以及作为信息的语句的生产与循环）中存在着一种相对“同质性”（sameness）。罗斯-兰蒂认为，“当货物循环以商品形式进行时，它们‘就是’信息；而当语句循环以口语形式进行时，它们‘就是’商品”[3]。这一观点因以下事实而得到验证，这个事实就是：这两个过程都起源于同一种实践活动，这就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如果说类比（或比喻）法将最初分离的竞争性过程重新联合了起来；那么同形法则认识到了表现为分化的最初的统一。[4]把这种区分引入到我们的话题中来，就会发现在知识和物质生产之间也存在一种同形关系，因为它们是在实践中的统一。正是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意识同时也得以产生。这就是为什么决定并非仅仅是来自于既定结构和设施的设限，也是意识经由且在实践中的生产。物质生活的再生产的确蕴含着实践形式的日益分化以及脑体劳动的分离，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如下这一基本原则，这就是：不能脱离社会实践来看待社会意识形式。无论如何，应该在如下两种意识之间进行区分：第一种指的是由知识分子阶层所生产、并通过生产和传播观念而得以新生的意识形式；第二种则指的是由个体在其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生产出来的意识形式。尽管它们都经由知识界的中介，且必须在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中加以把握，但前者多了一种批判的要素，是对多少具有自发性和常识性的后者的一种严厉反思。

知识分子阶层（作为与教会的分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具体特点。因为只要资产阶级斗争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这一阶层的知识生产就必定是高度政治化的和批判性的。但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权，国家和经济、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就日益转型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意识，该意识不再关注统治问题，而是聚焦个体的“私人”问题。随着市民社会变为“解放了的”个体及其（一般是）私人决策领域，知识生产和艺术的内容也就固着于私人领域。掌控物质商品生产的工具理性也开始被运用到知识生产中来，并由此诞生了一种知识产业——一种不得不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的知识生产。[5]这一状况不仅影响了激进思维也同样影响了保守思维。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甚至在大量惊人的革命主题自身的持续存在性及其阶级归属尚严重成问题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生产机器和出版物就有能力对之实施收编”[6]。

由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知识生产不仅是去政治化的，而且这种去政治化也缘于其成功地将所有的意识形式（甚至革命意识）都转变为消费、娱乐和休闲对象。格瓦拉（Che Guevara）的海报成为一种畅销装饰品并非纯属偶然。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系统通过把革命主题变成一种时尚而对其进行所谓的“复原”和稀释，实际上，革命主题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沉思或崇拜的对象，而绝非一种“有号召力的行动动员”[7]。系统因过度曝光和商业化而感觉迟钝。然而，正如物质生产领域是矛盾和解决斗争的焦点一样，知识界也绝不是统治阶级独占的表达领域，它也浸透在上述矛盾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设施、媒体、教会等都已被深度分化，同时也表达了（尽管是以一种从属的方式）被统治阶级的立场。物质和思想生产的同形也因这一事实而得到例证。

[1] K.Marx，Letter to Annenkov，28 December 1846，in Selected Correspondence，p.3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477～488页。

[2]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Ⅰ，p.28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296页。

[3] F.Rossi-Landi，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Mouton，The Hague，1975，p.5.

[4] Ibid.，pp.72-75。罗斯-兰蒂（Rossi-Landi）的意识形态理论，参见本书第六章。

[5] J.J.Brunner，“La cultura en una Sociedad Autoritaria”，Documento de Trabajo，Flacso，Santiago，1979.

[6] W.Benjamin，Understanding Brecht，New Left Books，London，1977，p.94.

[7] W.Benjamin，Understanding Brecht，New Left Books，London，1977，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