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层建筑想象似乎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由于“固定”了社会各层面，它就只能要么提出对各个层面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多元论的理解（这会导致功能主义）；要么就是主张一种机械因果论，即认为某一层面是原因，其他层面则是结果（这会导致还原论）。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已拒绝了这一过于狭隘的选择，致力于找到一个既保留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又能避免走向上述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这一努力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有人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认为这可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而不适用于封建主义或古典古代社会（在后者这里，天主教占据至高位置），针对上述反对意见，马克思回应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并进一步指出，“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1]。

这一回应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但似乎是要说基础的决定性可与上层建筑中的某一层面相兼容，而且的确也是后者的原因，因为后者会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发挥空前的重要作用。换言之，经济的决定作用将不仅是压制上层建筑的效应，也是其效应成为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方面的条件。结构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和普兰查斯还在这段话中找到了区分某一社会形式的“决定层面”和“控制层面”的合法性依据，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还原论和多元互动主义的极端了。这一区分认为，尽管经济总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控制性因素。经济有可能会决定其他具有控制性力量的社会层面（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才既具有决定性又具有控制性。[2]

泰克西（Jacques Texier）反对这一区分，并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并不仅仅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也必然是控制因素。在泰克西看来，结构主义者误解了马克思上述那段话的含义：“对马克思来说，封建主义的经济条件解释了为什么天主教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方面’控制了社会总体中的其他所有的方面。”[3]

上述阐释都过于依赖马克思的那段话，但要知道，那不过是《资本论》中的一个简短而缺乏详细内容的注脚。在“决定”和“控制”之间所作的区分并没有如结构主义所想象的那样给我们带来澄清和概括。泰克西的阐释（也即他认为天主教在封建社会的主要作用指的是在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控制，并不是在整个社会总体中的控制作用）也没有找到有力的文本依据。此外，这一阐释也不能运用于古代社会的“政治”。因此，泰克西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孤立的、复杂的和分散的解释，一个更缺乏合理性的解释。实际上，泰克西指出了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之间是无法进行恰当区分的，因为“古代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占有形式，一种财产关系”[4]。或许的确如此，但接下来他所力图主张的有关经济的决定和控制的论题之意义就不清楚了。上述两种意见不同的阐释都赞成这样一种做法，即力图在基础—上层建筑范式内解释决定概念。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至少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经济的决定性要远比看上去的复杂。不过也需要承认，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易事，因为这在马克思的那段话里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线索，尚需予以理论挖掘。

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已揭示的，恩格斯继而也试图在19世纪80年代的系列通信中寻求调和与机械论之间的斗争，而投身于一种辩证的因果观。恩格斯的关键提法就是“最终决定性”，这一短语从此以后就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拥有了不可估量的威信。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理论中的核心纲要。大致说来，恩格斯的解决方案就是：经济基础最终在塑造上层建筑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排斥上层建筑本身也可以成为决定性因素，因为后者作为次要原因，也可以发挥效应，“反作用”于基础。恩格斯接受了因果解释但拒绝对其进行（他所说的）“非辩证法”的理解。机械论者忘了：“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5]所以恩格斯的意思就是：如果经济是历史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那它无论如何也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补充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我已经揭示了恩格斯的解决方案中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他把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正如阿尔都塞所正确指出的，问题就在于“上层建筑的因素虽然是有效的，但这种效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无限地分散了，分散成无穷无尽的结果和偶然事件，而当效能达到无限小这一极端时，人们就能认为这些结果的内部联系是不可思议的（由于过分地难以确定），因而也是不存在的”[7]。

无论如何，阿尔都塞想保留恩格斯论述的要核——那就是经济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而上层建筑也可施加某种决定性作用——所以就有了“有效决定性因素的积累”。不过阿尔都塞走得更远，他急于将恩格斯的观点与关于决定和控制的区分联系在一起。于是他认为：

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恩格斯在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指出，这些机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到来仅仅寄托于经济的有效作用。[8]

事实上，恩格斯从没说过“交替起第一位作用”。对于他来说，经济主义指的就是把经济因素视为唯一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说把经济因素视为控制性力量。阿尔都塞与经济主义的斗争包含着对“经济必然控制性”这一观念的摒弃，但这却不是恩格斯的做法。[9]

阿尔都塞还明确反对上层建筑被动论，而这种被动论却正是经济主义所当然秉承的看法。阿尔都塞相信“有效决定性因素的积累”就足以说明他的这一反对态度了。他的多元决定论也反映了他对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具体效应的认识，这一论点是他对恩格斯式传统的一个宝贵贡献，其要义就是认为：经济所发挥的效应是由上层建筑“多元决定的”。然而，为了理解各种不同的决定效应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同于恩格斯模式的新因果论，他称之为“结构因果论”。在阿尔都塞看来，古典哲学提出了两种因果论：其一，机械的或传递的因果论。它起源于笛卡尔，认为决定性效应是与一种“对象因”（object-cause）（这是一种不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表达的因果论。它起源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传统，认为整体可归结为某种内在的本质，其要素不过就是现象的表达形式。这一内在本质存在于总体的各个部分，每一个要素都是对整个总体的表达。

在阿尔都塞看来，上述这两种因果论是不准确的。机械因果论没能考虑总体之于要素的作用，而表达因果论尽管为我们考察总体之于要素的作用提供了可能性，但却实际上只是有限地提出了每一个要素对整个总体的表达，而这只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总体。[10]与这些因果论相比，结构的或转喻的因果论则把整体视为结构，这样结构就可以是内在于其效应中的原因了。结构的整体存在中包含着其效应，而且结构作为其要素的一种具体结合，绝非外在于其效应而存在。[11]在将这一因果论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时，阿尔都塞说：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统一性完全不是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表现出来的或“思辨”的统一性，而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12]

然而，这些不同的“层次”并非根据某种预先设定好的等级顺序而一劳永逸地被链接起来的。在阿尔都塞看来：

正是唯经济主义事先就一劳永逸地规定，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必定是占主导地位的矛盾，矛盾的这一“方面”（生产力、经济、实践）必定起主要作用，而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必定起次要作用。[13]

无论如何，阿尔都塞显然成功地超越了表达因果论。至少可以说，在表达因果论和结构因果论之间作出最明确区分的，非阿尔都塞莫属。但人们想知道的是：在其每个效应中得以表达的内在本质，与内在于其效应之中的结构之间，是否差不多是一回事？为什么不能把内在本质结构化和复杂化？正如辛迪斯和赫斯特所指出的，事实上，黑格尔式的本质包含了其自身转换的原则，而阿尔都塞式的结构则没有包含这样的原则。在辛迪斯和赫斯特看来，阿尔都塞式的结构就是永恒的本质，因此，结构因果论排除了任何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转换的可能性。[14]

然而，我认为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恩格斯和阿尔都塞所说的本质指的是：上层建筑本身具有一种效应，这种效应与经济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结合在一起，又对社会现象发生着多元决定的作用。无论这些效应决定性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结构性因果关系，还是理解为表达性因果关系，都与解释基础的最后决定性问题无关大碍。这一关键问题在恩格斯和阿尔都塞那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他们说经济结构的决定作用并不排除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而且还受到了后者的多元决定。他们的这一解决方案不过就是通过取消问题来解决问题罢了。他们回应了还原论和经济主义，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释决定作用的属性。我们已经被告知经济的决定作用不是唯一的，但我们没有被告知这样说的含义是什么。由于将自己的分析局限于狭窄的基础—上层建筑想象，恩格斯和阿尔都塞实际上已更难完成“认清决定作用的本质”这一任务了。如前所述，经济结构（被视为一种客观层面）是如何“决定”意识的？这是否意味着“决定”必须首先被理解为“条件”，也即设限呢？

[1] K.Marx， Capital，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4，vol.Ⅰ，p.8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9页。

[2] See L.Althusser，For Marx，New Left Books，London，1977，p.213; N.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New Left Books，London，1973，p.14; and E.Balibar，“On 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L.Althusser and E. Balibar，Reading “Capital”，New Left Books，London，1970，p.220.

[3] J.Texier，“Sur la determination en derniere instance”，in E.Balibar et al.，Sur la dialectique，Editions Sociales，Paris，1977，p.266.

[4] J.Texier，“Sur la determination en derniere instance”，in E.Balibar et al.，Sur la dialectique，Editions Sociales，Paris，1977，p.270.

[5] F.Engels，Letter to F.Mehring，14 July 1893，in Selected Correspondence，p.43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6页。

[6] F.Engels，Letter to J.Bloch，21-22 September 1890，in Selected Correspondence，p.39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60页。

[7] Althusser，For Marx，p.118。也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 Ibid.，p.213。也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08～209页。

[9] Texier，“Sur la determination en derniere instance”，p.258.

[10] Althusser and Balibar，Reading Capital，pp.186-187.

[11] Ibid.,p.189.

[12] Althusser and Balibar，Reading Capital，p.97。也参见［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8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3] Althusser，For Marx，p.213。也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08页。

[14] B.Hindess and P.Hirst，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75，p.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