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的上层建筑”概念，消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固有的矛盾，但它本身并没有摆脱诸多问题的困扰。首先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意识表述为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思想的上层建筑是否恰当？换言之，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空间表述必须在意识生产的语境中予以检视。尽管1859年“序言”似乎已将“上层建筑”这一术语限制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也将政治和意识纳入“上层建筑”这一术语之下使用。“基础—上层建筑”的空间想象意指：社会意识形式不具有自主性，也不是自行产生的，它们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指出，这一建筑物比喻主要是为了鲜明地反对唯心论者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后者企图赋予思想以自我发展的自主性）。[1]

不难发现，这一空间想象带来了认识上的一些困惑，也的确引入了一些与当初意指正相反的内涵解读。一方面，将上层建筑与产生它的基础或根基区分开来的做法，会让我们以为意识是一种次要的现象，一种纯粹的反思，其现实性最终要在生产关系中寻找。意识于是就被剥夺了具体的内容和意义，被归结为经济关系。这种极端还原论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列宁提供的：列宁在第一次进行理论分析时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结构的解释仅仅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总是提及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2]仿佛已无须分析上层建筑本身了。这与列宁后期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等的重要性和自主性所做的重点强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空间想象可能会引发与原初含义相左的解读，如把基础和上层建筑视为孤立的和自足的总体——经济、国家和意识形态——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而产生了某种“生产方式”，它们还以某种具体的方式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些总体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对业已形成的实体的外在的影响因素，其影响效应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就成了一种实体化的存在，仿佛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领域，在这其中有一些因素可以决定另外一些因素，或其中有一个因素具有最终的首要决定性作用。这样一种解读（特别是在某些结构主义者那里）就体现在辛迪斯那里，因为辛迪斯在批判“相对自主性”时指出：“我们要么有效地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现象归结为受其他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决定的阶级利益……要么就必须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的真正的自主性以及它们之于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利益的不可还原性。”[3]问题是，在这里（就像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辛迪斯真是过于着急将阿尔都塞的立场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了，因此他的批判误将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阐释当成是马克思自己的了。

至少可以说，基础—上层建筑想象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比喻，因为它没有成功地提供一个具体而准确的含义。人们既可以以还原论的方式来对它的含义进行解读，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固定的理论陈述，其中所包含的诸要素之间会彼此影响。然而，无论是上述哪种解读，经济基础似乎都是客观的决定因素。社会的不同“层面”被视为既定的实体，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解释社会总体是如何出现的了。基础—上层建筑想象力图把社会现实转化为一种物化的客观世界，其中一些客观要素据说会决定另外一些客观要素。但如果接受了它们的上述解释，“决定”概念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经济如何能成为一种可制造（作为不同的客观实体的）理论或艺术的客观实体？空间想象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它没能说明以下事实，即经济和理论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因此，决定概念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是有效的，这个前提就是：不能将现实还原为客体形式。

然而，“实体”或社会“层面”的物化形式并非纯粹是一个比喻的错误表达所致，而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特点所致。[4]至少可从如下两个意义上来对此进行说明：其一，商品和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特点，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掩盖了。经济的物化形式并非纯粹虚幻，而是镌刻在非批判性意识中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表象的结果；其二，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制的人身依赖关系（即人依赖于某种“客观局限性”），这使得人类社会拥有了从事经济和文化生产的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专门化空间。经济和文化都不再直接由某个垄断性实体如地主或教会（通过他们的代表和他们自己构建的物质设施）来把持了。新的物质独立性催生了人们对（具有外在关联性的）自足的总体的想象。

可以认为，只有在封建生产方式结束以后，“政治法律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才可能（立足于发达的制度分化）将自身构建为一个截然的社会领域。当农奴和封建领主之间的司法的和镇压的“人身”关系被抽象和浓缩为一系列截然有别的（将社会当作总体来治理的）政治设施的时候，现代国家才得以诞生。相应地，知识生产也曾在中世纪的时候是教会和贵族所把持的特权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很难独立于地主之外。资本主义终结了对知识生产的直接把控，并催生了一个新的制度性空间（以区别于经济和政治机构），这就是巴迪欧所说的“知识界”（intellectual field），该领域日益独立于外在的影响因素，其内在关系则由一种具体逻辑所管控。[5]

针对每一个上层建筑来说，这一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分化过程无论如何具有不同的特征。尽管在政治领域中，松散的权力关系变成由国家所集中垄断的权威系统；但在思想领域，对知识生产的垄断性控制却被解除了。尽管国家通过集中化而获得了一种自我认同，但思想的上层建筑却从分散化和竞争中获得了具体性（或专业划分）。从以下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发生在经济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具有共同性：各个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竞争（自由决定产品生产和贸易方式），是与思想领域的竞争相一致的——即在思想领域，知识分子竞相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并力图对自己所赞成的立场提出合法性论证，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所思对象并将之“公共化”。曼海姆把知识生活中的这种变迁描述为：从教会的垄断到不同团体之间的原子式竞争。[6]资本主义因此将权力集中于国家，但却把经济和思想生产解放了出来。

雷蒙德·威廉斯则揭示了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艺术观念和实践的变迁。他提到了中产阶级公共读物的诞生、商业出版和文学市场的形成。他认为，艺术产品“逐渐被视为专业化（specialized）生产的种类之一，而且它的生产条件被认为与一般生产的条件极为相似”[7]。正是在这一具体语境中，“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以及“天才艺术家”的思想才得以初见端倪。商业出版将知识分子的功能具体化为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者——当然他们的生产活动是在一系列的关系中进行的，这些关系包括诸如出版商、评论界、艺术品经销商、期刊、学会等诸多中介机构。在巴迪欧看来，有些代理机构或团体的身份，是由它们在知识界所处的地位使得它们可以将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给同一领域中的其他成员所界定的。[8]但他的主要观点则是认为：知识界是一个实体，有其自身的衡量标准。这也体现在政治思想观之中。如哈贝马斯就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8世纪出现了“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公共意见”形成的领域，其方式就是在没有诉诸任何教义或传统的情况下，自由地开展公共讨论和政治生活论争。出版机构的私人所有，是这一公共领域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这可保障公共讨论渠道畅通。[9]

因此，似乎基础—上层建筑比喻中所隐含的关于独立、自主的社会领域之区分，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现实中已拥有牢固的基础。可是，其中所包含的问题、特别是与“决定”概念有关的问题，依然很难予以准确的理论把握。如何才能解决这一悖论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部分缘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做法试图依据过于简单的标准来封闭每一个上层建筑或社会层面的全部内容（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以便让这些异质的要素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共存。比如，观念的上层建筑就被说成是包括所有社会意识形式另加一系列制度和设置（如教育、媒体和教会等）。政治上层建筑则被说成是囊括了诸如议会、司法、警察等政治设置和法律、管制以及更广义的权力关系等。相应地，经济也必须包含物质生产关系、经济单元和机构、生产手段，以及科学和技术等生产力因素。

直接就可以发现，这一“基础—上层建筑”式的区分存在着很多难题。难道科学除了是一种生产力就不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了吗？同样，司法、法律和法典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或意识形式？借助于期刊杂志和报纸得以开展的政治讨论是否也可归结为某种思想的上层建筑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是否真的可以把权力问题归结为政治上层建筑，或者它们也是经济、学术、制度（等）中的权力问题？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任何的经济或政治活动中都不涉及意识？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把意识典型化为一种具体的、孤立的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我们可以对表现在特定层面的具体意识形式进行区分，如通过科学和技术知识发挥作用的经济结构，以及通过法律和政治意识形态（在肯定性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国家职能。但同时，法律和科学知识又都是重要的教育设置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说来，社会意识形式不能被安装在一个单独的层面，其理由（至少）有二：其一，没有哪一种思想的上层建筑是孤立于实际运行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二，没有哪一种思想只在某一具体层面发挥作用，而绝对不会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

因此，我认为，传统上三个层面的区分（即经济基础、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只是从制度和物质机构的角度来看才是有效的——这些制度和机构都是针对这些不同层面的，也的确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和专门化趋势，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实践“领域”。我不是要区分出社会的物质的方面和思想的方面，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也是一个物质实体：它们出现在书籍中，通过语言并借助于“空气振动”等进行交流。在社会中不存在完全脱离物质的所谓纯粹的意识形式。不过思想得以体现其自身的上述物质载体必须与表现为各种设施的机构性物化形式区别开来（后者在不同的实践中得以具体化）。尽管前者未必受思想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影响，但政治、经济的物质化组织形式或思想设施在每个具体的层面却都是各自不同的。社会任何层面的所有物质设施都通过思想来发挥作用，但思想设施（如教育和媒体等）却具体以生产和传播思想为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思想界”有别于“政治界”和“经济界”，就像后二者也主要致力于国家权力的运作以及生产、资本和消费品的生产与分配。

基础—上层建筑想象一般要同时承担两个任务：一方面，它不得不描述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三个具体社会层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还必须揭示其中的两个层面是如何受另外一个层面决定的。在我看来，它只能很好地完成第一个任务，即它可有助于描述制度性差异的存在和由专业化设置所掌控的具体实践“领域”。但它却不能解释意识的社会决定性，也不能说明每个社会层面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得以出现的原因。这一空间想象具有难以避免的僵化性，且只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在其中得以凝结的制度性分化问题时才有意义。它不能用来解释意识、实践和阶级斗争等动态要素，除非把这些动态要素归结到一个具体的社会层面。空间想象不得不将这些社会层面视为给定物，而无法解释它们的实际形成。所以，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必然就成了一个外在的因果模式，在这里，一个僵死的经济客体被说成是能够创造具体的意识形式。意识因此也被归结为其物质条件。

[1] Max Adler，“Ideology as Appearance”，in T.Bottomore and P.Goode （eds），Austro-Marxism，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pp.254-255.

[2] V.I.Lenin，“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Democrats”，in Collected Works，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1960，vol.Ⅰ，p.141.

[3] B.Hindess，“The Concept of Class in Marxist Theory and Marxist Polities”，in J.Bloomfield （ed.），Class，Hegemony and Party，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7，p.104.

[4] K.Kosik，Dialectica de lo concreto，Ed.Grijalbo，Mexico，1967，p.126.

[5] P.Bourdieu， “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 in M.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Collier-Macmillan，London，1971，pp.162-163.

[6] See K.Mannheim，“Competition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1968.

[7] R.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Penguin，Har-mondsworth，1977，pp.49-50。也参见［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8] Bourdieu，“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pp.174-175.

[9] See J.Habermas，“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New German Critique，no.3，Autumn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