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理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个模糊之处（我已在第二章中指出这一点），就在于他们没能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予以合适的区分，即没能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具体的歪曲意识与他们关于思想的社会决定性的一般讨论区别开来。其结果就是，围绕着意识形态概念衍生出了一大堆问题。在讨论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时，我已考察了这一模糊性，但我那时主要聚焦的是肯定性内涵的一个方面，即把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政治思想或更广义地理解为阶级的世界观。现在，我想聚焦于肯定性内涵的另外一个方面，即把意识形态概念与产生于一定社会中的总的意识形式联系起来。在这一视角中，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层面或上层建筑，它作为社会总体中的一个层面，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由后者所决定。简言之，我打算在这里讨论意识形态和基础—上层建筑比喻的关系问题。

为此，我的讨论将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我要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看法，并找出其中的一些难题；其次，提出一个可能的方案，以解决这些存在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和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论中的难题；最后，检视这一解决方案以及那种将社会意识形式视为上层建筑的一般看法。

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正统解释——自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以后——都多少有点想当然地以为创始人把意识形态等同为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无所不包的上层建筑，甚至一些独立的思想家如阿尔都塞也对此观点坚信不疑：“马克思已揭示，所有的社会形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总体’，其中包括三个基本‘层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1]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这个“层面”翻译成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否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找到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呢？

首先必须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都要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不过即便把他们视为一个统一体，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他们这里意识形态就等于是全部的意识形式。无论如何，他们著述中有三四处地方都出现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样的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竞争所引起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摧毁了。”[2]在同一文本的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承认：“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

从第一处引文的语境来看，似乎并非旨在构建一个一般性的命题，而是具体针对无产阶级展开的论述；第二处引文则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因此可视为首次提出了基础—上层建筑命题。在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表述在《反杜林论》[4]中出现了一次，而在给施密特的信中则出现了类似的表述“意识形态领域”[5]。这些表述说明它们所意指的意识形态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否定性内涵的概念：如果意识形态包含着歪曲的意识形式，且“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包含了所有社会意识形式，这就意味着，全部的社会思想（包括马克思的）都必然是有缺陷的。当然，除非如某些论者所提议的，科学应该被排除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外。[6]但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客观层面就不会是无所不包的了。因此问题就在于：要么全部的社会意识形式都是歪曲的，并表现为荒谬；要么科学就不是一种意识形式，但也是荒谬的。

我不认为这些表述的使用可足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相信意识形态就等同于全部社会意识形式。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到处可见[7]，而且他们也十分明确地在自己的立场和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了对比，所以很难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等同为全部的意识。只需记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8]此外，不多几处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表述与这段较为明确的论述比起来要模糊得多，而在这段明确的表述中，我们却找不到“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论”（即把意识形态等同为上层建筑）。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来指代“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9]。但他并没有在这里添加“意识形态的”这个词。正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唯一出现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表述的地方，上层建筑概念似乎也指的是阶级的意识或世界观，而不是指全球的所有社会。同样，在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提到的“社会意识形式”要与经济结构相适应[10]，但他并没有将这些“社会意识形式”等同为意识形态，也没有用上层建筑来指代它们。无论如何，在随后的段落里马克思认为：“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1]

马尔科夫维奇（Markovic′）认为这一段话标志着马克思开始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这就是说，马克思超越了过去把意识形态仅仅视为不准确的、扭曲的意识的做法，而开始认为意识形态是“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的全部社会意识形式”[12]。我不知道马尔科夫维奇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他真的仔细阅读了这段话。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种对立，这是为了在（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衡量的）经济物质转换与（人们借以在其中认识到这种转换的）意识形态形式之间形成鲜明对比。科学是被隔离和排除在意识形态形式之外的。通过将科学从法律、政治等其他形式中区分出来，马克思意在强调这样的意识形态形式不适合人们获取一种真正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下面又添加了这段话：“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13]否定性意识形态内涵显然贯穿于这一段话的始终。

问题是，在意识形态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形式之间所作的这种区分，是否就意味着将科学与哲学、美学、政治、司法和宗教等对立了起来？仿佛它们（后者）就必然都（且总）是意识形态的？我认为通过对该文本的阅读，可开放性地得到两种解释：广义的观点认为所有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形式都是意识形态的，当然并不需要把它们都一一列举出来；狭义的解释则认为，只有那些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形式才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总是如此。我认为后一种解释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也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相关论述更加一致，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马克思文本中的确存在着模棱两可的地方。

无论如何，尽管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将意识形态等同于全部社会意识形式的做法，但诸如“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或“观念的上层建筑”等表述中依然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它们包含着一种必然的否定性含义；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包含了所有的意识形式（尽管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即便可以把它们视为一种畸变，也依然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以及它们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如果既想支持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又想赞成将意识形态视为无所不包的意识，办法就是：认为上层建筑或“观念的上层建筑”既包含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14]这样一种上层建筑观认为上层建筑指的是全部的社会意识，而意识形态则仅仅指的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即具体的歪曲意识形式。

在任何阶级社会的思想的上层建筑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意味着思想的阶级属性并不是它们成为意识形态的充分条件，而且也并非所有的错误或歪曲都必然是意识形态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并对斯密和李嘉图的科学成就给予褒奖的原因——虽然他一生都在彻底地批判他们。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因为它超越了表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15]。这并不是说李嘉图的方法是完备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16]然而，这一不完备性未必就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也是由资本主义矛盾本身发展的不充分性所致。只有当资本主义矛盾发展为一种主要社会矛盾（如日后的历史所显示的）时，它才会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整个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是有坚实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段话就是明例，马克思在这里批评施托尔希（Storch）没有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历史性，马克思说，施托尔希“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17]。这显然是在社会思想生产的层面上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

[1] L.Althusser，La Filosofia como arma de la revolution，Cuadernos de Pasadoy Presente，Cordoba，1970，p.47。

[2] K.Marx and F.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 （unabridged version），in Collected Works，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6，vol.V，pp.372-373。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32页。

[3] Ibid.，p.89。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1页。

[4] F.Engels，Anti-Dühring，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69，p.109。这里，“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译成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法是“观念的上层建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97页）。——译者注

[5] F.Engels，Letter to C.Schmidt，27 October 1890，in Selected Correspondence，Progress，Moscow，1975，p.393。“ideological spheres”这里译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法是“思想领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9页）。——译者注

[6] 如参见S.Timpanaro，“Considerations on Materialism”，New Left Review，no.85，1974，p.17。阿尔都塞将科学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排除了出去，参见Althusser， La Filosofia como arma de la revolution，pp.47-49。

[7] 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关恩格斯本人的论述。

[8] 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p.37。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0～31页。

[9] K.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in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0，p.117。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8卷，149页。

[10] K.Marx，“Preface”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Selected Works，p.181.

[11] Ibid.，p.18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9页。

[12] M.Markovic，The Contemporary Marx，Spokesman Books，Nottingham，1974，p.61.

[13] Marx，“Preface”，p.18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10页。

[14] 这一观点是对我早期在《意识形态概念》（The Concept of Ideology，Hutchinson，London，1979）中的相关看法的一个修正。因为早先我有点草率地认为英语中的“观念的”（idealistic）一词可用来指代观念一般，所以就把“观念的上层建筑”（idealistic superstructure）当作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观念的”一词在英文中的真实含义指的是“唯心主义者所具有的一种特征，拥有某种唯心主义属性”（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所以它本身必然带有某种否定性内涵——至少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可见，“观念的上层建筑”并非对思想上层建筑的确切表达，而后者才是我一直力图表达的意识形态概念。所以，用“思想的上层建筑”（ideational superstructure）来表达这一术语可能更确切些，如果“思想的”（ideational）指的是“某种思想状态或形式”的话（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5] K.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69，vol.Ⅱ，p.10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183页。

[16] K.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69，vol.Ⅰ，p.16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181页。

[17] Ibid.，p.28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