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主次矛盾之分是有价值的，但大家依然很难就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特点是什么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这部分是因为马克思本人对待矛盾的方式，也即马克思的相关描述都出现在不同语境中，且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而没有明确地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等级序列。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主要矛盾的作用时，有如下四组矛盾关系是马克思经常提到的，它们分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的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赋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不仅这对矛盾经常被提及而且还在一般性陈述如1859年“序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同时也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具体分析的《资本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生产方式的特定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促使了生产方式发生解体。正如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具体案例时所指出的，“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1]。因此，毛泽东以及近来的洛伊坎和高德烈都认为这对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后两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论述这对矛盾的。

在洛伊坎看来，这一主要矛盾“通过劳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体现其自身”[2]。换句话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存在。高德烈则相反，他区分了生产关系结构的内部矛盾与两种结构之间的矛盾。前者存在于生产方式形成之初，但其自身之中却未包含解决这些矛盾（如劳资矛盾）的条件；而后者即两种结构之间的矛盾则是根本性的，尽管它一开始并不存在，但却在系统成熟的特定阶段出现，并且其自身之中包含了解决矛盾的条件。这就是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之间的矛盾。[3]所以“阶级矛盾”要比主要矛盾早，但却不能导致自身的废弃，而主要矛盾尽管尚未出现在生产方式之中，但却可以在危机时刻体现自身，并可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必然性。还需要指出的一个有趣现象是，高德烈把这对主要矛盾等同于生产的社会化属性与私人占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问题，与其说在于这对矛盾是否比其他矛盾更重要并决定了其他矛盾，毋宁说在于是否真的可将此视为矛盾。如果检视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就可发现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很大的异质性，而且彼此之间并不具有与生俱来的对立性，因为至少在生产方式开始之初，生产关系还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有理由怀疑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属性。就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主要可分为两种：沙夫（Schaff）承认问题的存在，但并没有得出结论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矛盾性的，他倾向于接受不同的矛盾概念内涵，而这则意味着：

社会生产力无法在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正常运行；正是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兼容性导致了社会机制的无法正常运转；社会体制的崩溃正是源于其内部的对抗。“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在这里指的就是社会机制的这种不匹配和不协调状况。[4]

接受不同的矛盾概念内涵显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举措，因为这会带来混淆和模棱两可。因此我宁愿支持贝特海姆（Bettelheim）、马格里（Magaline）和埃彻维拉的做法，他们认为最好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一致性（correspondence）关系或非一致性（non-correspondence）关系。[5]沙夫的描述主要是从不匹配和不适应的角度出发的——只要将这些概念与矛盾概念区分开来就行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是用矛盾概念来指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的。尽管他的这一做法并不十分恰当，但却正是马克思自己对这一关系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描述，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说“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在《大纲》中他承认“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表现出来”[6]。

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属性，意味着认为它不构成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但却并不意味着矛盾关系双方之间的不一致性是不重要的，或是没有作用效果的。不过，也不可能将其作用视为是对其他社会矛盾的决定性影响（如洛伊坎所提议的那样），理由很简单：非一致性的关系出现于生产方式演化的后期阶段，而主要矛盾一开始就是系统的构成要素。这就意味着，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这一“不匹配”性的出现，而不是相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一致性关系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深化了主要矛盾。

但这还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吗？劳资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构成，那它是否也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了这对矛盾。无疑劳动和资本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们互为条件又彼此否定。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7]。但这一彼此互为条件的关系是这样发生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8]。正是这一根本性对抗决定了“一致”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聚集大量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售他们的劳动力）。这是劳动过程的一次组织创新，它要比任何技术创新都具有优先性。当制造商引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取代简单合作的时候，就为新的生产力转型带来了契机。所以，正如马格里所指出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系统中将自身物质化了。[9]换言之，生产力是劳资矛盾这一对抗性社会关系的物质化。

若是换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解体过程（或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非一致性同样在根本上是由劳资矛盾来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10]

生产关系的有限性与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不匹配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资本的价值扩张有赖于对劳动的剥削，而这才是阻碍资本发展的根源所在。所以生产力的进步和最终的局限性都是劳资矛盾这对根本性矛盾的发展所致。

然而有论者却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别处。如科莱蒂就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是商品中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私人劳动和抽象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的产物。[11]梅柯也持类似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核心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12]。根据这一观点，矛盾是商品在成为一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和同时成为一种普遍等价物时所固有的属性[13]，它后来外化成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独立化本身，是交换过程的产物，是商品中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中同样包含的矛盾——一定的、特殊的私人劳动必然表现为它的对立面，表现为同一的、必要的、一般的并且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发展的结果。[14]

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继而又发展成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此时，货币所有者将遭遇具体商品也即劳动力所有者。

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因为它错误地把商品中所固有的潜在矛盾的历史优先性当成了主要矛盾的根本优先性。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矛盾潜在地表现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甚至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简单商品生产中。但为了让商品中所固有的矛盾变成实际的和完全的现实，另外一种矛盾关系也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潜在地表现在商品中的矛盾无法自行现实化，而只能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生产方式为商品生产提供了独有的基础）得以现实化。这些矛盾的现实化要求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私人化。人们无法从商品固有的矛盾中推导出劳资矛盾，相反，正是劳资矛盾关系的历史出现，构成了商品中固有的潜在矛盾现实化的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转向其危机的方面，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15]

至于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如恩格斯就说过，“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6]。吉登斯也持相同观点，他指出，之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矛盾，乃是因为它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体系，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17]我们已经看到，高德烈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对抗——尽管他将此等同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马克思是这样描述这对矛盾的：

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18]

恩格斯和马格里都分析了这一矛盾与劳资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矛盾的一个体现[19]；而马格里则认为后一种矛盾不过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本质性对抗关系的一种不同的、更加模糊的表述。[20]我认为，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这里所讨论的矛盾是一种依赖于劳资矛盾的次要矛盾。实际上，它们都支持资本—雇佣劳动矛盾的先在性。为了资本积累的成长，并由此成为一种与个别资本家的私人权力相对立的社会权力，就需要一种先前的生产过程，在这里，剩余价值的积累首先是在雇佣劳动中生产出来的，也是对雇佣劳动的榨取。所以劳资关系并非真的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体现，反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

应该不难看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主要矛盾，对于理解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没有把这一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既在的结果——独立的资本社会权力——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再生产的矛盾过程，在这里，资本（其肯定性的一面）被迫借助于其对立面也即雇佣劳动的再生产而再生产其自身。对于马克思来说，再生产并非主要是物质工具和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是主要矛盾及其社会条件的再生产。正如他所指出的，“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1]。而这一矛盾过程则主要源起于意识形态之中，也需要借助于意识形态来加以掩盖，以便继续再生产其自身。只要次要矛盾依赖于并有助于塑造这一主要矛盾，它们就都是意识形态歪曲的对象。意识形态因此既是资本—雇佣劳动矛盾再生产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

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作为主要矛盾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进行的，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工作也就只能立足于考察这一主要矛盾双方的关系来开展了。尽管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发生在生产层面，资本和劳动最初是通过市场发生关系的。正如马克思分析的，“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22]。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以市场为中介的接触似乎十分公平，因为资本和劳动交换都是等价的。所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榨取过程（这是劳资对抗矛盾的基础），被市场运作所掩盖，并继而又成为意识形态表达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者的“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23]。由于人们只能看见作为一种社会表象而发生的市场中个人间的等价交换，而看不见其背后隐藏的是生产过程，所以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脑子里就很自然地将这种社会表象视为平等和自由了，这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

[1] Marx，Capital，vol.Ⅲ，p.257。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87页。

[2] Lojkine，“Sur l'usage du concept de contradiction”，p.49.

[3] M.Godelier，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New Left Books，London，1972，pp.77-81.

[4] A.Schaff，“Marxist Dialectic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7，no.7，March 1960，p.246.

[5] See C.Bettelheim，La transition vers I'économie socialiste，Maspero，Paris，1974，p.23; A.D.Magaline，Lutte de classes et dévalorisation du capital，Maspero，Paris，1975，p.63; and Echeverría，“Marx's Concept of Science”，p.223.

[6] K.Marx and F.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0，p.40; and Grundrisse，p.749。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68页。

[7] K.Marx，Wage Labour and Capital，in Selected Works，p.8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490页。

[8] Marx，Grundrisse，p.54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6页。

[9] Magaline，Lutte de classes et devalorisation du capital，p.56.

[10] Marx，Capital，vol.Ⅲ，p.25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79页。

[11]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p.25.

[12] Meikle，“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 and Necessity”，p.16.

[13] K.Marx，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Progress，Moscow，1977，p.48.

[14]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Ⅲ，p.13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140页。

[15]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Ⅱ，p.51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584～585页。

[16] Engels，Anti-Duhring，p.32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295页。

[17]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p.136.

[18] Marx，Capital，vol.Ⅲ，p.26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94页。

[19] See Engels，Anti-Duhring，p.321.

[20] See Magaline，Lutte de classes et devalorisation du capital，p.65。恩格斯和马格里都将个体生产单元中的有组织的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进一步矛盾看作是劳资矛盾的一个补充。

[21] Marx，Capital，vol.1，p.54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634页。

[22] Marx，Capital，vol.1，pp.541-54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633页。

[23] Ibid.，p.54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