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逻辑和现实的矛盾之间进行了区分，这一点因他在单独文本中所进行的区别性使用而得到印证。例如，在《大纲》中，他认为：

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更确切些说，在每个方面都互相矛盾的这两点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1]

在另外的地方，马克思也说道：“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他还进一步补充说：“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2]在第一段引文的一开始，当马克思说“决不是矛盾的”，或是在第二段引文中提及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陷入矛盾”的时候，他显然指的是逻辑矛盾，他把这当作不合理的推理予以拒斥。在第一个案例中，他实际上说的是，在接受现实中的矛盾的过程中是不存在逻辑矛盾的；在第二个案例中，他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矛盾，但却承认它是与现实矛盾的发展相一致的。

在接受非矛盾的逻辑原则与主张现实矛盾的存在之间，马克思认为没有冲突。[3]意识形态与对现实矛盾的掩盖有关，却未必与逻辑矛盾的存在有关，尽管（当然）逻辑的矛盾也可用于掩盖现实的矛盾——此时就变成了叠加在逻辑错误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但批判工作必须将它们区分开来。当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偶然也会自我矛盾，他未必就意在批评某种意识形态的歪曲。实际上，当他解释这些逻辑矛盾的成因时，他补充说：“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4]不过接下来他对比性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歪曲的真正原因，他说：“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5]。这些矛盾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而不仅是存在于意识之中，在讨论庸俗政治经济学对待危机的意识形态方法时，马克思对此予以了高度强调。为了否定危机辩护士：

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以说：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个证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6]

但问题是，把握存在于现实中的矛盾是否可能？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传统否认了现实矛盾的可能性，其立论原则就是：一切都与自身相同一，因此某物不可能同时（并在同一视角中）既是又不是它自身。因此，从定义来看，矛盾就是一个逻辑错误。康德抱持相同的原则，并在“实在的抵触”和“矛盾”之间进行了区分。前者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因为它不包含矛盾性，它们中的两极都是真实的和肯定性的，而且它们彼此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于对方的存在，即它们都是独立的存在。实在的抵触双方之间的对抗很常见，“这是自然中的一切障碍和反作用不断地呈现在眼前的东西”，并包含着一种现实的否定，因为“一个实在性与另一个实在性在一个主体中相结合而一个抵消另一个的结果”。但这种对立不同于矛盾，它是二极之间的逻辑对立，是不能被视为自为的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诸般实在性（作为纯然的肯定）在逻辑上绝不相互抵触”[7]的原因。

杜林也遵循了这一推理线索，并据此对“现实矛盾的谬论”大加攻击，其所攻击的对象既包括黑格尔也包括马克思。他的论点重申了传统逻辑论的观点：

“矛盾=背理”，“‘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真实地产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顶点……’”[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所进行的反驳，很快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观点。如普列汉诺夫在与日丹诺夫斯基（Zhitlovsky）的争论中就采纳了相同的观点。[9]但秉承“现实矛盾不可知论”的人不仅限于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行列，近期的科莱蒂也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启了这一话题，英国的埃格利（Roy Edgley）和梅柯（Scott Meikle）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0]除了梅柯的立场之外，这场讨论似乎挑战了明显具有优势的形式逻辑，从而保留了马克思的矛盾观同时又没有否认其逻辑性。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就这一问题主要衍生出三种立场，其中两派试图让矛盾的逻辑性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兼容；另一派（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以及其后的列宁为代表）则赞成黑格尔式的路线，强调现实矛盾。后一派最终成为正统。从本质上来看，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观点只在考察静止的事物时才有效，“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1]。于是他接着列举了许多案例，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机械变化、有机体生命和数学领域。在所有这些现实生活领域，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可以发现恩格斯的论点紧随黑格尔的做法，即拒斥传统逻辑。正是黑格尔首先指出了万物都具有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他还认为某物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在它自身之中包含有矛盾，并以化学和物理为例予以说明。[12]

这一派的观点所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他们在把运动和生命视为矛盾的结果时带有某种固有的错误；毋宁说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矛盾观的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矛盾不是无处不在的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人类“有限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结果——人类借以在其中将自身对象化的社会方式本身反而变成了人类不可控的对象。马克思显然是要去调查和提出超越这种社会矛盾形式的可能性，以便用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关系模式来替代它——在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中，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人。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难度，这有待借助于革命活动和其他自然运动过程来予以克服。正如他所指出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3]。所以马克思真正关注的，并不是某种客观的自然辩证法，而是可历史地、实际地予以克服的社会矛盾。

的确，普列汉诺夫特意指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的差异：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跟形而上学相符合的。而我们的辩证法是以自然学说为依据的。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造物主——为了在这里应用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就是绝对观念。在我们看来，绝对观念只是运动的抽象，一切物质的结合和状态都是由这个运动所引起的。在黑格尔看来，思维的进展是发现和解决了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的结果。按照我们唯物主义的学说，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不过是现象中所包含的矛盾的反映，是译成思想的语言，现象之所以会有矛盾是由于它们的共同基础，即运动的矛盾本性而来的。[14]

由此他总结道，唯物主义让辩证法回到了正确的位置上。不过，普列汉诺夫没有意识到，仅仅通过“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能让他摆脱形而上学的。他用“自然”概念替换了“绝对观念”概念，但矛盾依然是所有存在物的本体论原则。绝对观念和“自然论”都依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世界，没能看到社会历史现实中的具体性。

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诉诸黑格尔的颠倒的辩证法，而他们因此得到的辩证法概念却丢失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也即其社会和历史性。列宁也同此理，即把矛盾主要看作是自然现象。当列宁说人们必须认识到矛盾存在于“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15]中时，他明显将社会矛盾包含在自然之中。只要能够明确所考察的具体现实是什么，力图证明现实中的矛盾的存在未必就不妥。但就马克思本人来说，人们在他那里肯定找不到诸如水中的氢气和氧气的关系或是电流中的正负极之类的讨论。马克思的确认为矛盾存在于现实中，但他只关注社会现实。当然，提出这一论点本身并不能证明社会现实中有矛盾，因为形式逻辑的反对理由依然可运用于这一现实领域，就像反对其他任何领域一样。但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两个可替代的方案。

立足于康德的“实在的抵触”和“辩证的矛盾”二分，科莱蒂提出，在现实世界人们可以发现前者但却看不见后者。换句话说，所有的矛盾都只能是逻辑的矛盾。但当他意识到马克思谈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辩证矛盾这一事实后，科莱蒂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特点问题，并试图予以描述：资本主义“并不是完全的现实，而是异化的现实化。它不是一种肯定的现实，而是有待推翻或否定的现实”，“这是一种颠倒的现实，是头足倒置的”[16]。问题正在于此，由于科莱蒂不接受现实中的矛盾的存在，他就必须悄悄地承认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现实的颠倒性使得这一现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真实性”。而且恰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不完全的现实使得它具有矛盾性。通过这种方式，科莱蒂解决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问题，同时又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即只存在逻辑矛盾。简言之，资本主义不是完全的现实而是异化了的现实，这使得它充满矛盾。

科莱蒂上述看法中有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如果资本主义是矛盾的，它就不可能是“肯定的”现实。但他犯了一个混淆的错误，把一种消极的或“否定的现实”等同为缺乏现实或干脆是非现实。无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实是矛盾的，因为它是一种异化了的现实，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完全”的现实。无法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是矛盾的同时又说那不是真正的矛盾——（当然）除非否认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即使把资本主义现实视为一种颠倒，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不然就是武断地将现实概念限制在一种尚有待实现的理想的情景之中。在反对黑格尔式的将矛盾等同于现实的做法方面，科莱蒂做得对，但他却错误地将矛盾等同于非现实——特别是他如果还想确认资本主义的矛盾属性的话。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却并没有意识到现实可以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是矛盾的而在另外一个时刻也可以是非矛盾的。在马克思那里，历史过程可以从一种矛盾走向一种非矛盾的现实，但对于科莱蒂来说，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从非现实走向现实。

埃格利则提出了第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埃格利立足于科莱蒂的主要论点即辩证性和矛盾性在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属性，但他意识到否认资本主义现实性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立场——“资本主义似乎只能是血的事实”[17]——于是埃格利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即逻辑的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且我们必须废除逻辑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如他所述：“逻辑必须成为本体论。”[18]埃格利想否定的是那种不把思想和判断视为现实的组成部分的倾向，因此他拒绝康德式的二分，即在矛盾和现实的对立之间所作的区分。或许并非所有的现实冲突都是逻辑矛盾，“而矛盾或逻辑的对立也可以是一种完全形态的现实冲突：比如就地球是否转动这一问题来说，哥白尼和伽利略就与教会发生了矛盾”[19]。

我也反对在意识和现实之间进行截然的二分，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所采取的立场，他当时批判的是旧唯物主义只从客体的角度、而不是从主体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待现实。但当埃格利试图从此出发得出结论说逻辑的矛盾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世界时，他却丢掉了马克思的上述立场。逻辑的矛盾也是现实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可能是现实的，但它的存在却不能外在于思维。埃格利自身的案例说明，他所讨论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一观念的确与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却不可以说这一矛盾就是伽利略和教会之间的现实矛盾，即便这一冲突与矛盾有关。地球不可能在现实中既围绕太阳转同时又不围绕太阳转，而伽利略与教会所代表的是两极，这两极在现实中就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对抗，也有可能没有对抗。

因此埃格利的案例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太阳围绕地球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只能存在于意识之中。即便伽利略和教会之间的冲突与这一矛盾有关，但那也不是同一种矛盾。对立的两极发生变化了。其二，如果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为了矛盾的存在，两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各自都必然包含着与对方的关系，并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那么伽利略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就不能算是这种意义上的矛盾了。所以，埃格利试图揭示逻辑的矛盾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他的解决方案尽管与科莱蒂不同，但却拥有同样的前提，也即矛盾在本质上具有一种逻辑性。是否有望找到别的更好的答案？

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相关努力（即证明逻辑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是埃尔斯特做出的。在埃尔斯特看来，“‘矛盾’这一术语基本是一个逻辑范畴，不应以完全背离其主要含义的方式扩展它的内涵”[20]。他自己则把矛盾从冲突或斗争中区分了出来，但他提出也可以认为逻辑的矛盾是现实的，因为在精神和社会现象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精神的矛盾源自于个体层面，即个人可能会接受矛盾的信念和矛盾的欲望。例如，在主奴关系中，主人既想得到奴隶的尊重又想满足自己之于奴隶的绝对权威控制欲。而这在埃尔斯特看来，就像是努力拥有一个精美的蛋糕但最后还是要吃掉它。[21]社会矛盾与“构成性缺陷”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对于某个单个个体来说的可能性，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也是一种可能。例如，“资本主义的本质悖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来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想降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水平（这可带来高利润），同时抬高别的资本家的员工的工资（这会带来高需求）”[22]。当然，这种可能性是仅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所有的资本家来说的。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以此为行动前提，那它就对所有资本家都是一种可能性了，这其中所产生的某种无意识的后果埃尔斯特称之为“反定局”（counter-finality）。他认为，马克思由此解释了利润率的下降：个别资本家削减劳动以便增加利润率，但当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做的时候，无意识的后果就是剩余价值总量的降低和利润率的下降。[23]

在我看来，尽管其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埃尔斯特关于逻辑和现实之关系的说明在本质上是黑格尔式的。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是内在于意识发展过程的，但作为意识的自我异化它同时又是现实的生产过程，因此不可能在逻辑和现实之间进行截然的区分。埃尔斯特则从黑格尔出发，更加小心谨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限定性的论题，即“现实中所存在的状况只能经由一种逻辑矛盾的概念来加以描述”[24]。但最终他对矛盾的整个分析可归结为某种无意识结果所带来的效应，它表现为社会中的精神矛盾。可以说，埃尔斯特不仅考察了精神矛盾也考察了社会矛盾，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却是微弱的：在最终的分析中，埃尔斯特的矛盾（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社会的），都是建立在个体意识及其有意的或想要的目标基础之上的。“反定局”论似乎也可全部运用于它们之中。

实际上，对于埃尔斯特来说，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或是主人与奴隶之间不存在现实的矛盾。“真正”的矛盾存在于“主人的思想之中”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之中”，或就此而言，存在于资本家和奴隶的思想之中。[25]在所有上述情况下，有意的结果被无意的结果否定了。的确，埃尔斯特把主人欲望中的矛盾看成是一种精神矛盾了，不过他随后又声称主人努力拥有蛋糕并吃了蛋糕，他补充说：“主人作为一种没有前途的职业在历史上消失了，而奴隶则（暂时）成为历史进一步发展的使命承担者。”[26]难道这不是一种“反定局”吗（尽管这不是建立在“构成性虚假”的基础之上）？

主人的有意欲望与资本家的有意欲望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前者没能认识到自身的状况（即使是在个体的层面上），而后者则被认为在个体的层面意识到了自身的这种状况。不过，当看到了个体资本家欲望的总结果使得个人愿望变得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差异就会消失。换言之，埃尔斯特的社会矛盾观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认为社会是由众多单个人的无意识叠加后的一个总的无意识的结果，而且，相反地，埃尔斯特的精神矛盾也可以导致超越个体的无意识的结果。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逻辑生产了现实，个体的愿望意识据说生产出最终的社会结果。但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主人和奴隶、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现实的社会矛盾，才是解释个体意识的欲望与矛盾的理由。“反定局”不是原因而只是先前就已形成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后果。[27]

[1] Marx，Grundrisse，p.29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53页。

[2]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Ⅲ，pp.500-50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56页。

[3] 埃彻维拉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科学概念》中强调了这一点（R.Echeverria，“Marx's Concept of Science”，doctoral thesis，Birkbeck College，London，1978）。

[4]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Ⅲ，p.50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56页。

[5] Ibid.，p.50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56～557页。

[6]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p.519。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593页。

[7] I.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Dent （Everyman's Library），London，1974，p.91。也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2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 转引自F. Engels， Anti-Dilhring，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69， p.143。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31页。

[9] See G.Plekhanov，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Lawrence ＆ Wishart，London，appendix，pp.89-100.

[10] See L.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New Left Review，no.93，September-October 1975; R.Edgley，“Dialectic: The Con-tradiction of Colletti”，Critique，no.7，Winter 1976-1977; and S.Meikle，“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 and Necessity”，in J.Mepham and D.H.Ruben （eds），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3 vols，Harvester Press，Brighton，1979，vol.Ⅰ，pp.5-35.

[11] Engels，Anti-Duhring，p.14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32页。

[12] See Hegel，The Science of Logic，pp.439，13，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pp.204-205.

[13] Marx，Grundrisse，p.16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08页。

[14] Plekhanov，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p.96。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 See V.I.Lenin，Philosophical Notebooks，in Collected Works，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2，vol.ⅩⅩⅧ，pp.359-360。也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6] Colletti，“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pp.22，26.

[17] R.Edgley，“Dialectic: The Contradiction of Colletti”，p.48.

[18] Ibid.，p.50.

[19] Ibid.，p.51.

[20] J.Elster，Logic and Society，Wiley，Chichester，1978，p.3.

[21] J.Elster，Logic and Society，Wiley，Chichester，1978，p.72.

[22] Ibid.，p.97.

[23] Ibid.，p.113.

[24] Ibid.，p.70.

[25] J.Elster，Logic and Society，Wiley，Chichester，1978，p.72，4.

[26] Ibid.，p.72.

[27] A.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Macmillan，London，1979，pp.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