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黑格尔式的颠倒到马克思式的颠倒

如前文所示，马克思不断地用“颠倒”和“矛盾”来指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有鉴于此，需要对这些表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澄清以便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首先考察的是“颠倒”概念，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其他词汇一样，这也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一个常见概念，它出现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区分（马克思同样也借用了这一区分），即在表象世界与内在世界之间所进行的区分。黑格尔想要表达的是，事物的内在事实被其现象形式所掩盖，且实际上是被后者所颠倒了。正如他在这里所写的：

因此按照这个颠倒了的世界的规律，那在第一个世界内是自身等同的东西，就是不等同于它自身的，而在第一个世界中不等同的东西是同样不等同于它自身的，或者它将成为等同于它自身。在一定的阶段里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即按照第一个世界是甜的东西，在这个颠倒了的自在世界里是酸的，在前一世界里是黑的东西，在后一世界里是白的。[1]

这一颠倒影响了自然界，同样也影响了精神世界。这不仅意味着表面看上去像是甜的东西实际上是酸的，或是氧气变成了氢气，而且也意味着对罪犯的惩罚实际上是对自身的惩罚，在一个世界中被蔑视的东西却在另一个世界中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尊崇。简言之：

从表面上看来，这个颠倒了的世界正是前一个世界的反面，因为它认为前一世界在它的外面，并且把前一世界从它自身排斥开，并把它当作一个颠倒了的现实界，因为前一个是现象世界，另一个是自在世界，前一世界之存在是为另一世界而存在，反之另一世界却是自为的世界。[2]

然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尽管在康德那里，内在现实与其现象界之间的区别十分之大以至于根本无法认识前者。但对于黑格尔来说，表象却体现了其本质，而本质也是表象的真理。这样的区分不是“固定化”，是“内在的差别”，“自身同一者本身与它本身的排斥”，“所以那颠倒了的超感官世界是同时统摄了另一世界的，并且把另一世界包括在自身内。它自己意识到它自己是颠倒了的世界，这就是说，它意识到它自己的反面；它使它自己和它对立的世界在一个统一体中”[3]。

黑格尔以这种方式实现了“自身差别”，以“无限性”的或是“绝对概念”的方式。这是“生命的单纯本质、世界的灵魂、普遍的血脉，它弥漫于一切事物中，它的行程不是任何差别或分裂所能阻碍或打断的，它本身毋宁就是一切差别并且是一切差别之扬弃”[4]。因此，最终内在区分是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但若如此，在表象与自然界的内在现实之间所进行的区分不过就是对自我意识中的区分的一种反思——物质本身则成为了自我意识的颠倒的表象。意识与其对象之间的区分因此被取消了。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所论述的，“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5]。在自我区分或抵制自我区分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将对象确立为自我的颠倒。因此，颠倒就是自我意识异化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把异化等同为对象化，而通过制造对象，意识也把自身理解为一种绝对的自我异化，一种被剥夺了意义的客体。对象化本身因此是异化了的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对于黑格尔来说，异化的克服，自我意识的再占有，必然是对对象化的超越。但这一过程是发生在意识之中的，因为黑格尔已经把现实等同于意识。于是异化的克服以及它所包含的颠倒，就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中的认识，即认识到对象化是对自身的一种颠倒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6]。异化和颠倒因此都是自我意识所固有的条件，并在对象和抽象思维的必然区分中表现其自身。“颠倒”概念于是就被从一种认识论的角度定义为思维生产过程的自然结果，这同时也是现实被生产为其对立面的过程。

尽管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颠倒概念，但他却采用了不同于黑格尔的理解方式。首先，颠倒未必体现在所有的对象化过程之中。借助于意识活动的不同方式，人类必然会生产出一种“对象性力量”，这就是一个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人类活动的这一对象化本身并不是异化的，异化源自于个人无力控制这一对象性力量。唯有此时，客观条件（它本身由实践活动所产生）才得以主宰其生产者而不是生产者主宰其产物。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安置了异化问题，所谓异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具体的对象化造成了非人性的结果，因为人类无法对此进行控制，反而被自己的制造物所控制。而在黑格尔那里，情况却有所不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7]所以，对黑格尔来说，颠倒必然体现在自我意识的分化之中；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颠倒是具体的和特殊的社会条件的典型特点。

其次，马克思认为不是意识的异化造成的对客观现实的颠倒，而是颠倒的现实造成了颠倒的意识的产生。如果宗教是一种关于世界的颠倒的意识，那也是因为产生这种宗教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当然，黑格尔也把宗教视为自我异化，一种“在纯粹意识中”对世界的建构，以对抗观念在其中已自我异化的现实世界。[8]但正是自我意识生产的这两个世界，所以当宗教以及对象世界被认识到是自我意识的投射的时候，颠倒据说就可以被废除了。这就是马克思为何要批判黑格尔，说黑格尔通过声称“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9]。同样的结果也发生在（比方说）普鲁士王国以及所有其他对象化世界：由于自我意识只能通过它们表现自身，它们就成了理念的自我实现，并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合法性。

在从事上述批判时（这些批判就是意识形态概念的直接前身），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颠倒观。将真正的历史和客观现实视为自我意识的颠倒表象继而也是对现实的颠倒，因为人类活动“表现为某种外在于其自身的活动和产物”[10]，而意识作为人的大脑的产物，则表现为生产者。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极力批判的黑格尔式的颠倒，因为它颠倒了意识和物质条件之间的决定顺序。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家们从思想出发来解释物质实践而不是相反；他们反对的是意识中的虚幻而不是反对德意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前者才构成了人类真实的生存链条。

但马克思同时也承认这种黑格尔式的颠倒不纯粹是由意识的一种武断的方式所造成的认识论上的歪曲。这一颠倒的根源在于现实本身。因为现实就是头足倒置的。因此宗教的颠倒是与颠倒的世界相一致的，“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11]。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存在着两种颠倒——意识中的颠倒和对象化的社会实践的颠倒。前者他视之为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异化。意识形态掩盖了异化，构成了对颠倒的现实的颠倒的反映，而这又造成对后一种颠倒的否认。对于黑格尔来说，只有一种颠倒，因为意识的颠倒就是对象化的社会现实。因此在意识形态与异化之间所作的区分在黑格尔那里没有意义。一切都被淹没在观念的异化之中。

直到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马克思才得出了这一双重颠倒的结论。但如前所述，马克思即便在此时也仍然还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术语来描述构成异化领域的对象化的社会实践世界。当马克思开始对社会实践的资本主义方式开展详细分析的时候，他发现它们的现实性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中所包含的根本颠倒可借助于将其自身装扮成对立面而得到掩饰。换言之，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可以这样来进行区分：生产层面所发生的事实，在流通层面被否认了。马克思对颠倒概念的使用在此之前还没有考虑黑格尔提出“内在事实与其表象二分法”时的语境。至此，在努力解剖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形式时，马克思重新回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发现黑格尔的这一区分为解释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能性。“颠倒的世界”是如何将自身展现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颠倒的呢？其中一个与黑格尔式的区分有关：流通过程的表象是对生产过程的内在现实的一种颠倒。但之所以这样乃是因为生产层面本身的本质关系也是扭曲的和颠倒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现实的这一根本性颠倒界定为异化。从这一视角他得以确定其具体性质，如他所指出的：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12]

因此异化不仅是对象化，也是一种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对象化，并因此造成了劳动者被剥夺的后果。正是因为劳动与劳动条件关系“被颠倒了，以致不是工人使用这些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13]。或如马克思所解释的：“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14]这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15]。人作为生产者却在产品中被改变了，他的产品以生产者的形式出现了。“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16]

生产层面的这一根本性颠倒无论如何在流通层面被掩盖了，其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这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出现，因为“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17]。于是出现了三种颠倒：异化或主客体的根本颠倒，在这里，活劳动屈从于死劳动；市场与流通过程的颠倒，这颠倒了前一个颠倒并表现为旨在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对象化的自然过程；最后是在思维中再生产表象的意识形态，它颠倒了内在的“扭曲”关系。一定不能把这三种颠倒视为彼此隔绝的、分别反映三个独立的现实层面的孤立现象，它们当然具有分析学上的区别性，但却都属于人通过活动对象化自身的过程，并在此意义上是彼此包含的。这一过程可图示如下：

我们以在生产活动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劳动为例来开展分析。劳动者在市场上按照一定的价值（或换言之按照以固定工作日为基准的工资）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从表面来看，显然工资支付的是工作日内的所有劳动。但这一表象下所掩盖所发生的事却截然不同：所出售的劳动力价值被证明仅仅是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只被支付的是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他们再生产其自身的必要时间，其他未被支付的劳动被资本家占有了。而这一切却都被工资这种形式所掩盖了，因为工资表现为劳资双方所达成的对全部工作日的支付协议。这一表象与其内在关系之间是彻底相反的，但却在资本家和工人的思维中表现为一种平等的交换。所以内在的颠倒关系（资本家剥削了未支付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既通过工资的形式表现为一种颠倒，又表现为资本家和工人的意识形态的意识。这一意识形态的意识继而又成为整个过程的再生产的必要元素。这就是劳动者走向市场以低于其所创造价值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条件。按照前一个图表的范式，这一过程就可表述为下图所示：

有必要强调的事实是，这一过程包括了三种颠倒，并因此通过现象形式连接了意识形态和内在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所在。在封建主义生产模式中，“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18]。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了人的依赖性生产了“纯粹人的关系”的表象——而实际上这是建立在客观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但掩盖生产过程本质的表象却没有出现。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19]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支付才以工资这种唯一的形式出现，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意识。

[1] G.W.F.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Allen ＆ Unwin，London，1977，pp.203-204。关于《精神现象学》的优秀评论请参见J.Hyppolite，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Evanston，1974; and R.Norman，Hegel's Phenomenology，Sussex University Press，Brighton，1976。也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1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p.205。也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108页。

[3] Ibid.，p.207。也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109～110页。

[4] Ibid.，p.208。也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110～111页。

[5] K.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in Early Writings （ed.L.Colletti），Penguin，Harmondsworth，1975，p.38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Ibid.，p.38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1页。

[7] K.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in Early Writings （ed.L.Colletti），Penguin，Harmondsworth，1975，p.38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1页。

[8] 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p.513.

[9] 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p.393.

[10] K.Marx，Critique of Hegel's Doctrine of the State，in Early Writings，p.98.

[11] K.Marx and F.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0，p.47。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9～30页。

[12] K.Marx，Grundrisse，Penguin，Harmondsworth，1973，p.831。See also Un chapitre inedit du Capital，Union G6nerale d'Editions，Paris，1971，p.142。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60～361页。

[13] K.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Lawrence ＆ Wishart，London，vol.Ⅲ，1972，p.27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04页。

[14] K.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Lawrence ＆ Wishart，London，p.39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K.Marx，Capital，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4，vol.Ⅲ，p.4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53页。

[16] K.Marx，Capital，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4，vol.Ⅰ，p.58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681页。

[17] Marx，Theories of Surplus-Value，vol.Ⅲ，p.453。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499页。

[18] Marx，Capital，vol.Ⅰ，p.8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4页。

[19] Marx，Capital，vol.Ⅰ，p.50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