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尼的阐释始于这样的前提，即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认识论范畴”，因此“它与各种形式的认知上的可疑与缺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有关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批判性概念的主张都“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理论基础”，也“注定是一种伪命题”[1]。麦卡尼对马克思的解读深受1859年“序言”的影响，立足于该文本，他把意识形态概念阐释成为阶级利益服务的信仰。为了能使这一解读能涵盖所有的阶级立场，就有必要将它变成一种“认识论上的中性”概念。他很清楚，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不得不论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于是他便努力揭示后一个文本是如何被误读的。

麦卡尼首先讨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地位，他认为这不是一部“理论性”著述。据此，该文本并不旨在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理论性的说明，也没能提供一个确切的意识形态定义，而只是关注了一个具体的意识形态形式也即“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得不甚明朗，乃是因为马克思几乎是在专门关注自己所反对的意识形态信仰”[2]。的确，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种“字典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定义，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确为这样的定义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素材。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不能仅因为该文本的论战性而低估它的理论价值，也不能把理论与一种分析完全割裂开来，仿佛它们完全属于不同的领域似的。

对于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在缺乏理论工具（包括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的情况下如何能开展呢？麦卡尼是想要否认这一事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旨在聚焦于澄清一般概念以便为开展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做好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确更聚焦于具体分析，但这并不妨碍它致力于更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也适用于马克思多次使用过但却从未专门定义过的其他一些范畴，如阶级和矛盾等。它们也都是在具体的运用中得到理论澄清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考察了具体的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也论及了一般意识形态，这一点可以在原文本的不多见的标题中得到验证，这个标题就是“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Ideology in general，German Ideology in particular）”[3]。

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不到一个正式的意识形态定义，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支持麦卡尼的观点。他还必须证明自己的阐释可以从该文本中找到依据，并从该文本的“模糊”说明得出结论说这里没有从一般性特征来说明意识形态概念。这一任务并不轻松，因为该文本所提供的主要证据都与麦卡尼的观点相左，他几乎从中找不到可以支持自己论点的依据。麦卡尼于是诉诸另外一种否定性的和痛苦的决策，即试图简单废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以期获得胜利，仿佛怀疑和无视对手的阐释就可以使自己的论点得以成立似的。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错的，因为即便他成功地对一些不利证据提出了质疑，也仍然不能从致力于具体分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找到立论依据。因此，我们便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在马克思唯一详述意识形态问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文本中（尽管其中问题也不少），却几乎找不到或根本无助于得出一个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然而，我不认为麦卡尼能够成功地解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些不利于他立论的证据。举例来说，麦卡尼提到了该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意识形态的歪曲”和“意识形态家们的幻想”等术语表述，在他看来，这些表述无法用来支持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反而构成了后者要力图解决的问题。因为倘若意识形态概念的确具有否定性内涵，那么这些表述就成了无用的同义反复了，且如果藉此认为马克思陷入了这些不必要的赘述中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意识形态的歪曲”的扩展性使用只能意味着它们是一些没有被扭曲的意识形态。[4]这一论点是不可信的，因为具有相同含义的类似重复语的出现，是为了强调其中一个的非必要条件性，现在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的”和“歪曲的”就是同义语，尽管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歪曲的，但并非所有歪曲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揭示的，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概念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即它指的是一种旨在掩盖矛盾的具体的歪曲，不能将意识形态等同于一般性的错误。

麦卡尼的另外一个论点则力图解决这样一段难以对付的话，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If in all ideology）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这段话显然揭示的是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塞林格一样，麦卡尼把“Wenn in der ganzen Ideology”翻译成了“如果在整个意识形态中（If in the whole ideology）”，但与塞林格相反，麦卡尼认为这一限定只适用于德意志的意识形态。鉴于这个“如果（If）”依然让他头疼，他断言德语的“如果（Wenn）”在这里是一个“特称”而不是“假设性的推测”，这样他就可以借助于翻译把问题都解决了。不过这样做却改变了原文的平衡，因为这使得原文好像是突然从一种一般性语境转换到了一个具体案例之中，中间缺乏必要的过渡或缓冲，于是另一个论点又出来了，那就是认为“马克思的著述中尚乏平稳的过渡性叙述”[5]。最后，即便人们接受了麦卡尼的翻译，他也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的陈述依然是违反逻辑事实的：“即便如此，如果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一种唯心主义的特点，那就无法解释唯物主义的假设了。”于是在结论中他终于可以轻松地声称“照相机比喻这段话对我们的议题的威胁已经消失了”[6]。

借助于这些非常权宜之计的方法，麦卡尼让文本顺应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不深究这一翻译的技术性细节，整个过程的确看上去非常具有学术性。一个小变化引发的连锁反应——虽然其必然性尚待证实，但却成功地扭转了整个文本的一般性意义。我不是说该文本中的相关含义是确切的或清晰的，但即便在阐释上有问题，那整个文本所包含的一般性意义所有力支持的是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针对麦卡尼的复杂问题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就是：为什么（如果他的立论是对的）“这一模式被如此广泛地误解了”[7]。换言之，答案就是：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误解的问题。这也是对如下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回答——在麦卡尼看来，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自己论点的后遗症”——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明显不愿意将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他本人的著述的意识形态属性”[8]问题。这里所谓的“明显不愿意”是一种宽泛的陈述，因为马克思从没有称自己的思想或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其中的原因同样很简单：在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否定性概念。

但（当然）这些问题对于麦卡尼来说很难回答，因此他不得不继续辛苦地开展其论述以便从中找到适合自己论点的结论。同样，这些结论根本都是不可信的。例如，在寻找为何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已广为接受的原因时，他指出恩格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他还特别指责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使用了“虚假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9]这一表述方式。但他似乎忘了恩格斯是在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这将有损于麦卡尼的立论——他于是不得不将这一错误最小化，并视之为个别例外现象。从整体来看，对于麦卡尼来说，恩格斯似乎是正确的，因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虚假意识”的表述脱离了原初的语境，没有考虑“恩格斯希望表达的具体含义”，它因此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原本非常微小的一时冲动却造成了‘虚假意识’这只野兔如此撒欢地乱跑。”[10]

麦卡尼似乎并没意识到自己如此费力地将恩格斯从坚持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指控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似乎忘记了回到最初的问题，实际上前者使得后者的完成更加困难了：如果如他所揭示的那样，恩格斯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是如此站不住脚，放养“虚假意识之野兔”的原初冲动是如此之微弱，那又如何合理揭示否定性概念所产生的广泛的影响呢？这个最初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除非人们准备接受麦卡尼的这一解释，即真正的原因是：这只是一个重大的例外。我个人不赞成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意识，但至少可以说恩格斯的作用是：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合作者，他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在一种肯定的意义上谈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因所在。麦卡尼将此归结为一种“执着于揭秘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为后者“企图占领整个的话语领域”[11]。但这却是一个非常虚弱而武断的结论。根据这一推理，也可以“让”马克思思考任何问题并指责他过于“执迷”于此以至于忘记提及问题本身。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也是一般意识形态的摧毁者这一说法同样软弱无力且没有依据，其所能证明的只能是相反的结论。为了能够摧毁一般意识形态，无产阶级首先必须自己从意识形态思维中解放出来。

麦卡尼对比了列宁、卢卡奇与马克思的做法，高兴地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没能提供更多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论述”[12]。但他却没能认识到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差异性。的确，包括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在内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依赖于1859年“序言”来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因此接受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但麦卡尼并没有考虑这一事实，即他们都没机会接触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现实。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强调点是与马克思不同的。麦卡尼的问题是，他无法轻松地在列宁、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与马克思之间建立某种一致性的关系。于是他不是承认他们之间的差异并揭示其渊源关系，而是无望地试图让《德意志意识形态》来适应在该文本诞生半个世纪以后且是在该文本未能公开出版的前提下所出现的意识形态观。这一努力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尽管麦卡尼做得很辛苦。

[1] 参见本书第六章关于教条主义的论述。

[2] 相关证据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量找到，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讨论了意识与现实相符合的问题；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同本质相符合的概念和表现概念之间进行了比较；在《剩余价值学说》中，马克思区分了意识形态和一个社会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也对李嘉图的科学贡献表达出赞赏之意。所有这些段落都在本书具体论述中有所涉及。

[3] Marx and Engels，The German Ideology （unabridged version），in Collected Works，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76，vol.V，p.28。尽管这一段的开头部分被打上了删除线，但却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因此编者应恢复其手稿原来的面貌，回到作者原先的立场。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原始手稿中的有些段落是伯恩施坦划上删除线的，编者也应该努力恢复这一部分的原稿状态［这里摘录的是中文版翻译，即“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1页），但根据本书作者所提供的英文版文本可直译为“一般的意识形态，具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译者注］。

[4]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84.

[5]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89.

[6] Ibid.，p.91.

[7] Ibid.，p.92.

[8]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109.

[9] Engels，Letter to Mehring，14 July 1893，p.43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页。

[10]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p.96，97.

[11]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110.

[12] Ibid.，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