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于列宁的理论遗产。从他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篇论文起，列宁的思想就已处于卢卡奇理论关注的核心，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观中——在这个领域中，卢卡奇的原创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我看来，实际上，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观与列宁的意识形态观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在（表现为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的）资产阶级工联主义意识形态与（由知识分子所构建的）无产阶级科学意识形态之间所作的区分，被卢卡奇所吸收，并转换为卢卡奇式的著名区分之中，这就是在“心理学的阶级意识”与“被赋予的（imputed）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分。[1]卢卡奇在给《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具有自我批评性的序言中（写于1967年），公开承认他所作的这一区分与“列宁在《怎么办？》中所作的区分并无二致”[2]。尽管这一声明遭到质疑，但其间的关联性却是显而易见的。琼斯（Stedman Jones）认为，列宁式的“自发—科学区分”与卢卡奇式的“经验意识与有限的阶级意识区分”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前者允许科学自主性的存在，而后者则把科学下降为意识。[3]这样的看法中也不乏合理之处，但我认为，同样也可以认为列宁把阶级意识下降为科学，因此最终（尽管从不同的视角）两个人都没能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合理区分。

我还是倾向于同意麦卡尼的阐释，因为他的阐释（尽管也看到了一些差异）承认这两种区分之间的相似性。[4]不过这还不是可用来证明“卢卡奇是基本赞同列宁的意识形态观的”唯一证据。大体回顾一下卢卡奇的论文就可以直接看出他使用“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术语来同时指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这里并没有包含任何否定性内涵。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在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5]，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战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6]。在其他地方，卢卡奇还解释道：“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7]同时，他还提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将之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尽管前者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时期还是果断的，但随后便从内部腐化了；后者则是“最强大的武器”，它使得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历史唯物主义投降”[8]。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力量”并非易事，因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走很远的路程”[9]。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也还存在着一种“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意识形态”[10]，它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绝对机制。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赋予国家以它所必需的最低权威性，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团体就会退而加入资产阶级的队伍。

简言之，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卢卡奇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不同阶级利益的表达，且它们彼此之间是斗争关系。在实际解决资本主义矛盾之前，必须先解决“意识形态的危机”[11]。可奇怪的是，大多数卢卡奇意识形态观阐释者，特别是那些居于思想潮流前锋的人，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实际上（除了一个著名的例外[12]），大家已公认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意识。比如罗森·麦克唐纳（Roisin McDonough）就直接写了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卢卡奇》。[13]丹尼尔·亚当（Diane Adlam）等人在其《意识形态和意识》中指出：“卢卡奇著述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是悬挂在人们眼前的歪曲之幕……是一种虚幻。”[14]立足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塞林格确信：“卢卡奇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一种贬低的意义上来使用（由创始人所创立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但与此不一致的是，他偶尔也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它，像伯恩施坦特别是列宁所做的那样。”[15]至少塞林格承认这种“偶尔”使用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做法是与卢卡奇所谓的“大多数时间”（据说是建立在误认的基础之上）的做法也即在否定性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之间是一种不一致的关系。事实上塞林格误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评价认为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卢卡奇当然会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这不是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因为它所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在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作虚假意识来批判和主张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之处。这样的肯定性概念包含有将概念中性化的倾向以便它可用来说明不同的阶级利益。卢卡奇对不同的意识形态所作的认识论评估，是依据任何特定阶级所固有的局限性或潜力来作出的，但这已与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样的非一致性指责源自于一种误认，即误把卢卡奇的虚假意识论进行了不适当的扩展。我待会儿会回过头来再探讨这个问题。在塞林格的解释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错误之处，即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建的否定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一种虚假意识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已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要远比这一判断复杂得多，我也会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中揭示塞林格的这一断言是多么经不起推敲。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卡奇，他们都没有抱持列宁的肯定性意识形态观。下面我们来考察卢卡奇有关虚假意识的论述。最有名的段落就是：“人们自己采取他们的历史行动，并且是有意识地完成他们的历史行动的，但是就像恩格斯在他致梅林的信中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虚假的意识。”[16]这一论断的要害就在于以下这一事实，即恩格斯所说的虚假意识是在试图对意识形态一般作出界定的语境中提出来的。[17]在别的地方，卢卡奇也认为：“在过去的阶级斗争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伦理的和其他的‘虚假意识’形式都是决定性的。”[18]这里他似乎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最后，卢卡奇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和坚决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它的力量”，资本主义将无法保持它的地位，他还补充说，“只有意识形态是这种反对行动的障碍”[19]，此时的卢卡奇显然是认为意识形态在一般的意义上具有一种否定性内涵。

必须承认的是，很容易匆忙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观就是虚假意识论。许多阐释者就是这样做的。但从上文相关引述来看，卢卡奇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来探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的，只要仔细分析这些引述——它们表面上似乎是在支持相反的论点——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初看上去那么简单。只要充分领会上下文语境，明显的矛盾就会消失。在上述三处引文中，卢卡奇都在试图对比具体的意识形式也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更一般性的以往的各种意识形态。第一处引文并不意味着一种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定义——只要虚假意识还只是“历史总体性的一个方面”和“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的确，这一虚假意识可能会影响无产阶级的经验既定意识，但却无法影响它的“归因（ascribed）意识”，因为得益于其优越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能够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虚假意识，尽管它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的。相反地，卢卡奇十分明确地解释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虚假性的原因：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所以是虚假的，不是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结构性局限所致。正如他所指出的，“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虚假’意识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阶级地位本身”[20]。

所以决定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虚假性的因素，是意识形态为其提供利益服务的那个阶级的结构性地位。第二处引文亦同此理。以往的意识形态被说成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式，但这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语境中提出的论断，因为“在对无掩饰的真理的阐明中找到了自己的斗争口号，同时也找到了最强大的武器”[21]。同样，当卢卡奇说“只有意识形态是这种反对行动的障碍”的时候，他并非意指意识形态一般，而指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更加具体地指表现为“人的自然环境”的司法和国家的直接产物。与这种意识形态产物相对立，卢卡奇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现”[22]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明显，卢卡奇所秉承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或中性的意识形态观，而他对虚假意识形态的论断只适用于具体的阶级意识形态而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能幸免于虚假意识之外。需要指出的是，卢卡奇认为，虚假意识也可以在无产阶级经验的或心理学式的意识中找到。但这不应该被混同为作为“真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卢卡奇的虚假意识分析并非旨在为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提供本质性要素，而是力图描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

无论如何，列宁和卢卡奇之间的连续性还是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普兰查斯以及上文中提到过的琼斯已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对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观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实际上，他们认为卢卡奇的理论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由于它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的世界观，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没有了任何具体的自主性，而不过是对统治阶级生存状态的“纯粹”、简单的反映。在这里，阶级主体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根据谱系来表征的，这就掩盖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反映的是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一事实。正如普兰查斯所指出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无法“在各阶级（而非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范围内确立主导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23]。这与列宁关于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更为复杂的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似乎缺乏制度性的维持机制。用琼斯的话来说就是：

卢卡奇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所有解释，可归结为从不可见的商品异化解放出来……卢卡奇的这一解释中最惊人、最彻底的缺陷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整个制度性结构、改良主义者的工会、报纸、学校、教会、家庭等都鲜被提及。[24]

这与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式和机制的优先性考量之间又存在着鲜明的对比。

其三，据称卢卡奇的观点无法解释自发的工人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污染问题。如果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不可能说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永远具有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沾染的可能性”[25]。这会导致自发论，因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被认作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钥匙”[26]。当然，这也与列宁对工人阶级自发意识所采取的不信任态度之间大相径庭。

可见，普兰查斯和琼斯都认为在卢卡奇和列宁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的连续性。但我认为，如果参考卢卡奇的著述，他们所得出的这种对比结果就显得十分令人奇怪了。因为根据我对卢卡奇本人著述的阅读，所得出的结论却无法支持他们的观点。这或许与阿拉托和布伦尼斯（Arato and Breines）所说的立场有关，即许多研究都把卢卡奇的观点归结为某种思想渊源使然。如普兰查斯就在卢卡奇和马克斯·韦伯之间划了等号，但正如麦卡尼所指出的，他的批评却并没有具体参考卢卡奇本人的著述。[27]鉴于此，有必要让自己详细了解正在进行的论证的内容是什么。首先，很容易错误地认为在卢卡奇那里意识形态就是“阶级主体背上负担的诸多盘子”——如普兰查斯所说的——如果这一特点可用来说明阶级和它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任何一种谱系关系的话。批评者所忽视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卢卡奇的确在阶级意识形态（其归因意识）和阶级的心理学意识之间进行了区分。所以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功能性的而非谱系学的。实际上，对于卢卡奇来说，阶级的心理学意识也即阶级自发产生的意识，并不构成其真正的意识形态，也是与后者完全不同的东西。倘若如此，那就很难指责卢卡奇是自发论者了，也就不能指责他没有考量意识形态污染问题了。当然，他和列宁一样都承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经验意识的侵蚀，但他不承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主导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这将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意识的控制问题。

的确，正如麦卡尼所敏锐地观察到的，“卢卡奇不仅能够认识到意识形态污染现象并将之理论化，而且这也在他的历史过程论中居于核心地位”[28]。几乎不可否认的是，无产阶级为解决其内在“意识形态危机”而开展的阶级斗争一直处于卢卡奇式分析的核心地位。这一意识形态危机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是……在整个无产阶级中以同样的方式发展的”，而且“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仍然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29]。“甚至在资本主义陷入致命危机的时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依然感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经济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可能的环境。”[30]根据卢卡奇的分析，机会主义和乌托邦性质是无产阶级意识中的主要问题，这也是卢卡奇分析中的要点。然而，卢卡奇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即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分析也的确与列宁的不同。但这未必意味着他的分析就是错的或是比列宁的差（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

列宁解释了自发的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之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从属性：“资产阶级思想体系（ideology）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ideology）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31]这一解释应与卢卡奇的进行对比，后者强调这一事实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典型生存模式的——也即非人性和物化的生存方式。经济以表面的物—物关系的自然形式来展现自己，这就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由于这些真实的关系是被掩盖着的，所以就很难识别，思维于是就会误认为这些现象形式就是人类存在的真实表达。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对其表象系统的再生产过程的推进，“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32]。所以，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从属性似乎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拥有更强大的传播和转化思想（这些思想都产生于工人阶级经验之外）的手段；而在卢卡奇这里，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所身处的现状和实践决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从属性地位。换言之，无产阶级未必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本身自发地产生了异化的观念。

卢卡奇并没有否认资产阶级的确拥有更多的传播思想的手段以及其意识形态更加成熟、更加完备，他还进一步解释了意识形态控制的根源，并致力于再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分析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现象的重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应该能够预见到，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全部工作恰是忽视他在这里所作的分析。例如麦弗姆在其关于《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篇文章中[33]，就一次也没有提及卢卡奇，似乎是要拒绝考察卢卡奇的相关学术贡献。这并不是说卢卡奇早期的意识形态观可以免受批评，的确，他应该更多关注意识形态机器问题。但这当然不是借口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当作虚假意识或是因为他忽视了意识形态污染问题而对他大加批判的理由。在对待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时，他也没有用谱系学的解释来替代列宁的功能性解释。我认为，对卢卡奇的批评可以落实在这里，即卢卡奇一直过高评价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以至于它们似乎都可以替代现实的政治实践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了。

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唯心主义嫌疑的倾向，卢卡奇本人也在前文所提到的前言中对此进行了自我批评。正如他所指出的：“然而，我没有认识到，如果不以真正的实践为基础，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34]这一“重新陷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改造事物的不是实践，而是“改造实践的意识”。于是，卢卡奇就可以说无产阶级的思想逐渐变为“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35]，“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36]。意识不仅在这里获得了全部的自主性，而且还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发挥实践效果。“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卢卡奇认为，“就是说，这种认识使它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37]。因此，他也就可以说“这种意识的改革就是革命过程本身”[38]了。的确，在这一解释中，意识形态居于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但这一针对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而做出的一种相反方向的努力却走得太远了，以至于社会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几乎都不见了。

在随后的著述中，卢卡奇改正了这一唯心主义观，但同时也还坚持对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特别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采取批判态度。他说：“如果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经济过程机械的被动产物，那就根本没有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39]不过他也指出：“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不是别的，只能是对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现实存在在人的思想、感知和理智等中的反映。”[40]同时，卢卡奇以恰当的方式重申了他的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比如他提及“意识形态包括文学和艺术”[41]，也论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42]。因此，由于列宁和卢卡奇的贡献，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得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牢固确立。但在这一阶段，它还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创造性潜力。

[1] G.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Merlin Press，London，1971，p.51。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Ibid.，p.xviii.

[3] G.Stedman Jones，“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 An Evaluation”， New Left Review，no.70，1971，pp.53-54.

[4] See J.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Harvester Press，Brighton，1980，p.44。无论如何，我不同意麦卡尼的做法，因为他试图混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关系。

[5]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p.258-259。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53页。

[6] Ibid.，p.228。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17页。

[7]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70。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31～132页。

[8] Ibid.，pp.224-227。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13～316页。

[9] Ibid.，p.80。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44页。

[10] Ibid.，pp.266-267。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62页。

[11] Ibid.，p.79。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44页。

[12] See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

[13] R.McDonough，“Ideology as False Consciousness: Lu kács”，in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On Ideology，Hutchinson，London，1978.

[14] D.Adlam et al.，“Psychology，Ideology and the Human Subject”，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no.1，May 1977，p.15.

[15] M.Seliger，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Id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77，p.67.

[16]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50。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05页。

[17] Engels，Letter to Mehring，p.434.

[18]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224。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12页。

[19] Ibid.，p.262。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57页。

[20]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54。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10页。

[21] Ibid.，p.224。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12～313页。

[22] Ibid.，p.258。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53页。

[23] N.Poulantzan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New Left Books，London，1973，p.205.

[24] G.Stedman Jones，“The Marxism of the Early Lukács”，pp.48-49.

[25] Poulantzan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p.205。也参见［希］普兰查斯：《政治权利和社会阶级》，叶林等译，2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6] Ibid.，p.262。也参见［希］普兰查斯：《政治权利和社会阶级》，224页。

[27] See A.Arato and P.Breines，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Seabury Press，New York，1979，p.7;and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46.See also M.Lowy，Marxism et romantisme révolutionnaire，Le Sycomore，Paris，1979.

[28] McCarney，The Real World of Ideology，p.49.

[29]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304。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402页。

[30] Ibid.，p.262。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57页。

[31] Lenin，What is to be Done?，p.50。也参见列宁：《怎么办？》，40页。

[32]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93。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59页。

[33] See J.Mepham，“The Theory of Ideology in Capital”，Radical Philosophy，no.2，Summer 1972.

[34]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xviii。卢卡奇承认他早期对马克思的理解受韦伯和齐美尔的影响很大（p.ix）。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2页。

[35] Ibid.，p.205。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06页。

[36] Ibid.，p.262。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57页。

[37] Ibid.，p.169。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258页。

[38] Ibid.，p.259。也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54页。

[39] G.Lukács，“Marx and Engels on Aesthetics”，in Writer and Critic，Merlin Press，London，1978，p.64.

[40] Ibid.，p.73.

[41] Ibid.，p.63.

[42] Ibid.，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