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重大缺席，或许对于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诞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本身却无法用来解释肯定性意识形态观的诞生。对中性意识形态概念演化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必须超越纯粹思辨的领域。毕竟，我们不能忘了，理论反思必然是受政治斗争影响的，也是受经济生产形式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根源，不能用纯粹否定（在“无”的意义上）或偶然性来解释，也不能仅仅在理论演化的内部逻辑中得到合理解释。的确，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固然不能简单地还原成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但它们却一定是与这些过程相关的，而且是以后者为条件的。19世纪最后十年见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关键性变革，也即出现了垄断的、帝国主义扩张。新的政治气候催生了工人运动和政党建设，特别是在中欧。

佩里·安德森已正确指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地理轴心从东欧转向中欧的时代”，与此相应的是“东欧的民众反对古代社会的反抗活动”。在安德森看来，这一要素“为新理论形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其直接基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政党组织的建立”[1]。这对我们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化，以及解释列宁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至关重要。的确，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伯恩施坦那里，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性内涵已经出现，但只是到了列宁这里，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才得以广泛传播。毫无疑问，列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的最令人信服和最强有力的创始人。当然，这可部分地解释为列宁所身处的历史条件所致。列宁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政治矛盾的国家，所以他必须创造“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2]。

对政治阶级斗争的强调与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并非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显见的事。但还是有理由期待在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阶级观”和“阶级利益”拥有空前的重要性；而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思想受到的挑战则要小得多。斗争的重要性必然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似乎公开地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关联在一起，并因此遭到了强烈的批判。而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批判就成了被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表达方式了。简言之，处于冲突中的阶级政治观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系统说明。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扩展性解释恰好可以承担这一使命。如果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可以从不同的阶级立场来开展——其中每一种立场都包含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观。在扩展的意义上说批判是立足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进行的，是很具有**力的说法。[3]因此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值此之际，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内涵就已被替换了，新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开始出现，并日益获得肯定性内涵，指代所有阶级的立场和观点。[4]于是意识形态现在就指的是阶级政治思想，而不是对矛盾的掩饰。这里的悖论是：这一替换恰是在对矛盾的强调中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也即现在需要揭示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利益的关系，而借助于认识“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则有可能有助于揭示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

列宁以一种理论化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他无疑受到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正是最受列宁尊敬的两位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一开始，列宁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就一直是中性的。在1894年的一份具有理论重要性的早期著述中，列宁在一般性层面区分了“物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前者的形成“没有经过人类意识”，而且也是重复和定期发生的社会现象，并因此使得科学分析得以成为可能；后者是这样一些关系，它们“在形成前就已经过人类意识”的环节，所以它们“只是构成了前者的上层建筑”[5]。这里，列宁明显地把意识形态等同于全部的社会意识形式，并大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人”[6]。

不过，最明显地体现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影响的文献，还是《怎么办？》。正是在这里，不同阶级利益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才得以牢固确立。列宁描述了一种高度对抗性的政治斗争，它决定了“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ideology），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ideology），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ideology）。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ideology），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ideology））”[7]。列宁强调要在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真正的、“社会—民主的”阶级意识之间进行区分：前者是意识的一种“混杂形式”，它产生于工人阶级的自发活动，是工联主义的表现；后者则是一种政治的和理论化的意识形式，它来自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外部的知识分子。在列宁看来，“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给工人”，因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8]。关于科学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列宁继承了考茨基的观点（考茨基则继承的是一种拉塞尔式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来自于知识分子所系统化的哲学和经济学理论，“但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是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相互作用发展的结果”[9]，因此应该由政党来完成这一灌输的任务。

我们认为有趣的是，在两种阶级意识之间所作的这一区分，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并不相符。据此，意识形态是根据其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来进行界定的。但从这里出发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由本阶级产生的思想都一定会为该阶级的利益服务。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自发意识未必就会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相反，“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ideology）的支配”[10]。列宁认为，个中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成熟，而且发育得更加完备，因此更容易获得受众的欢迎。因此，列宁是从功能而非谱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阶级有可能会从比自己更强大的其他阶级的立场出发来“思考”问题，并因此得以再造出一种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意识形态。同样，同一种意识形态标签有可能会掩盖利益的对抗性本质。例如，列宁就说“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ideology），也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它是同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ideology）相适应的”[11]。

正如在《怎么办？》中所提出的，列宁的看法遭到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和激烈反对。比如普列汉诺夫就指出，独立于工人阶级运动之外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定是唯心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就是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而产生的，但它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也并非只能收获到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巴黎公社和英国宪章运动证明，自发性未必就意味着工联主义意识。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把工人阶级贬低为一种被动的主体，因为列宁采取的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来对待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即认为通过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政党，然后才能领导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12]托洛茨基所说的“替代论”（substitutism）则揭示了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不信任有可能会导致的恶劣后果：正如不能依赖阶级自身的活动一样，一定要以一个能将之整合为一种力量的集团来替代它——于是家长式作风、操控和官僚制危险就有了存在的可能性。的确，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替代方式，即用政党机制来取代政党，以及最终，用一个独裁者来替代中央委员会。[13]

罗莎·卢森堡以其特有的方式指责列宁的布朗基主义试图把一个密谋的组织强加给群众。她并没有整个地否认中央集权的重要性，而只是反对用一种叛乱集团的军事战略来作为社会民主的替代方案。她承认即便是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也还是没有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但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会克服自身的缺陷。正如马克思曾思考过的，从自身的经验、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可以获得对斗争客观性的自觉意识。[14]无论如何，所有批评者都没有质疑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即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表达这一观点。“替代论”和“布朗基主义”的批评并不准确，因为列宁实际上并没有认为政党就是新的革命主体，他总是认为必须在政党与群众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而不是要把阶级视为纯粹被动的主体。然而，普列汉诺夫对于唯心主义的观察却意味着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发展过程，这样一种看法更加具有穿透性，因为列宁并没有就其论述提供任何限定条件。

列宁的观点中存在着一个持久的问题，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中就已存在一个明显的对比，即在“一般意识的决定性”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明显的决定性”之间的对比关系。尽管对于意识一般的理解可以借助于分析基本经济关系而得以实现，但马克思的理论却被上升为一种科学的突破，主要被解释为是由于马克思本人的天才所致。《怎么办？》所做的不过是确认这一科学观，仿佛它是存在于社会决定性之外的。如果列宁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自发产物，也不是无产阶级集体自发产物的话，那么问题可能就不会如此严重了。但他的论述似乎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在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独立于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之外的”。

值得一提的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观，是对三个不同的概念进行综合的产物，这三个概念分别是：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据称同时是这三种东西。它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是因为它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是无产阶级可靠的阶级意识，以区别于自发的工联主义意识。而且，鉴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也鉴于它是由科学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因此它也是科学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思想体系（ideology）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15]因此，只要一关联到工人阶级，科学、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就走到了一起。社会主义意识的内容是由科学来提供的，也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天才的阶级意识”。这一看法应该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相对比：对于马克思来说，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知识分子构建的一种科学，但阶级意识却是无产阶级的现实实践活动所固有的直接产物，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旨在掩盖真实矛盾关系的歪曲的意识形式。

因此，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概念被彻底中性化了。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宗教意识形态是非科学的，那并非因为它们是“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内涵由此被剥离了。即便是在列宁与修正主义者论战的时候，他也没有攻击伯恩施坦的意识形态观，也没有因为修正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反对它。修正主义被指责为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在这里被视为理论斗争的“领域”，它表达的是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些对抗性的阶级利益是通过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以一个阶级反对另外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来得以体现的。正如列宁所说的，“这种思想（ideology）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向前发展的前序，对资产阶级的削弱是其次的”[16]。因此，在列宁这里，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过程开始具体化。这当然与他的著述的权威性以及他所领导的实际政治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有关，正是这一切使得他的意识形态观最终成为主导性的解释。正如列宁自己所意识到的，同时也是安德森所指出的，列宁政治成就的基础就在于俄国群众的革命干劲，正是他们基本的自发活动，才使得俄国专制主义的垮台迫在眉睫，“才使得列宁有可能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7]。尽管从主要方面来看这一扩张波及了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未开发领域，但具体到意识形态概念来说，它却彻底改变了马克思最初的意识形态观。人们不禁会怀疑，如果列宁当初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事情是否还会如此发生？无论如何，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在其身后的意识形态概念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1]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pp.7，11。也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Ibid.，p.11。也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19页。

[3] F.Castillo，“El problem de la Praxis en el 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Wilhems Universitat，Munster，pp.226-227.

[4] 我区别性地将这一新意识形态概念称之为“肯定性”或“中性”内涵的意识形态概念。不过，它们都指的是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中性”指的是这一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对思想的有效性或准确性进行判断；“肯定性”指的是这一意识形态概念表达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观和所有阶级的利益，或换个说法，社会客观上是一个包括有各种社会意识形式（forms 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的总体。

[5] V.I.Lenin，“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Democrats”，in Collected Works，Progress，Moscow，1960.vol.Ⅰ，pp.140，151.

[6] Ibid.，pp.298，199.

[7] V.I.Lenin，What is to be done?，Foreign Language Press，Peking，1975，p.48。也参见列宁：《怎么办？》，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 Ibid.，pp.98，37。另参见列宁：《怎么办？》，30页。

[9] Ibid.，p.37。另参见列宁：《怎么办？》，30页。

[10] Ibid.，p.49。另参见列宁：《怎么办？》，39页。

[11] V.I.Lenin，“Leon Tolstoy and his Epoch”，in Collected Works，vol.ⅩⅩⅦ，pp.83，49-53。也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0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 关于收录在《Iskra》中的几篇文章对普列汉诺夫立场的很好说明，请参见H.Weber，Marxism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Paris，1975，pp.135-140。

[13] L.Trotsky，Nos taches politiques，Editions Bellefond，Paris，1970，pp.123-129。这一批评似有夸张之嫌，因为列宁肯定没有打算用阶级来“替代”政党。后来，托洛茨基放弃了这一立场，毫无保留地采用了列宁的观点。可后来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发展肯定是更接近于这一替代论。布哈林对阶级意识的说明就是这一演化的理论表达，即认为政党是阶级的代表，而党的领导人则是政党的代表，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既然无产阶级在其意识上并不是铁板一块，那党就有必要将它们统一起来；而由于党的内部又会出现其他一些分歧，所以领导人就有必要来整合整个政党。因此，“将作为阶级之代表的党与阶级对立起来是荒唐的，同样，将党与其领导人对立起来也是荒唐的”（N.Bukharin，Historical Materialis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9，pp.305-306）。

[14] R.Luxemburg，Organizational Question of Social Democracy，in M.A.Waters（ed.），Rosa Luxemburg Speaks，Pathfinder Press，New York，1970，pp.112-130.

[15] V.I.Lenin，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Peking，1972，p.153。也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 V.I.Lenin，“Marxism and Revisionism”，in Colleted Works，vol.ⅩⅩⅤ，p.39。也参见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5～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

[17] Anderson，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p.12。也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