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转化的演变过程中，或许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马克思身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没接触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就意识形态概念而言）首次在俄国出版的时间是1924年，在德国出版的时间是1926年。[1]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更重要的是）列宁、葛兰西和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卢卡奇，都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最有力支持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即便《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会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文本，但人们却很少怀疑它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系统地、单独地来充分论述意识形态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6年前这一文本的缺席，对于其间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意义重大。这一缺席的后果因为如下事实而加重，这就是马恩去世后最初十年间，历史唯物主义被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系统化和法典化了。这一代人的阐释得以确定并被尊崇为正统。而这一切还是在他们没有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形成的关键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供最清晰、最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地方，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述中经过复述、再述才完成了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上的重要作用，因为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文献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来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或拓展性的论述了，至少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的。

鉴于此，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赖以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是极其有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缺席的情况下，可供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部著述就只能是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两个文本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引述最多的文献，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语境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文本包含着很大的模糊性，也没有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意识形态现象之间作出恰当区分。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缺席，这两个文本就确认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论。这样的论断又继而暗含着对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观的支持。于是，逐渐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内涵开始出现。这一过程一开始并非出于有意，无论是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还是梅林或考茨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整个地放弃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们的著述中能发现新的意识形态概念观都在或明或暗地逐渐增加。

这并不是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是同一条理论路径。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继续的是恩格斯的战斗，即反对实证的和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力图揭示上层建筑作为不可还原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所应有的功效；而考茨基和梅林则更倾向于强调经济结构对于意识的直接决定作用。如果拉布里奥拉和梅林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话，那么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则在他们的论述中显得更加立场模糊，这就为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因此，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新转向既未必单独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也未必单独与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而是在它们二者中同时发生的。

在1893年的《论历史唯物主义》[2]中，梅林力图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来自于保罗·巴特（Paul Barth）等人的批评——在批评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主义。但梅林却没有在反批评中诉诸对决定性问题的更加辩证的理解，而是试图展示经济因素是如何为观念、宗教等奠基的。这一小册子提到了恩格斯的那封著名的通信，在那里恩格斯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以及其对经济的反作用。无论如何，梅林依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概念的。实际上，他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意识形态观”（如历史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等）之间建立了对比关系。后者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产物，“它却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怎样决定的。因此，它一到了历史的领域，就转变为它的极端反面，转变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相信伟大人物的精神的魔力，相信这种魔力能造时势”[3]。可是梅林的意识形态观还是缺乏具体性。在论及费尔巴哈时，他断言：“他把‘见到真理’还看成是纯意识形态的过程。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于历史唯物主义却不是这样‘见到’的”[4]，“‘意识形态’似乎是‘观念’或‘精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5]。

梅林几乎很少具体论及意识形态概念，考茨基亦同，后者几乎不怎么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不过他写的几本书中却对上层建筑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这部旨在反对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史专著。考茨基的意识观是决定论式的，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倾向于把人类历史看作是自然史的延伸，因此人的意识和动物的意识一样，是由社会活动的必然性所预先决定了的。他还相信道德观念不仅与阶级斗争相关联，而且还与“社会直觉”相关。正如他所说的，德性有一种“动物性起源”，它在人类社会中的变化也“是以突变为条件的”，即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6]。这样的道德观不是社会斗争存在的终结者而是武器。[7]

科拉科夫斯基认为，考茨基的自然主义立场未必也体现在他对意识作用的理解上。[8]正是在这一点上，梅林对考茨基的这本书大加赞赏。他指出，那些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不包括把伦理因素视为一种有效的历史要素的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梅林看来，考茨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道德意识在现代工人运动中是十分活跃的，也承担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任务”[9]。不过，梅林依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观念之间对立起来，并因此保持了一种批判的意识形态观；而考茨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就要模糊得多。他不断地在一般性的和全称的意义上采用诸如“意识形态的机构”[10]、“意识形态的要素”[11]以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等术语表述形式，仿佛它们意味着意识形态内涵的一种扩展。例如，他主张：“道德与其他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复杂的社会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一样，可以暂时脱离其基础而独立存在。”[12]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已变成进步的障碍。“意识形态的要素”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它们调整自身以适应产生它们的具体社会属性的话。

在这一广义的视角中（有可能是恰当的，也有可能是不恰当的）的意识形态，或可成为某种生产方式存在的障碍。当考茨基在“意识形态的要素”和“实在的要素”之间进行区分时，他关于意识是总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印象便得到了确认。在反对伯恩施坦时，他说：“价值因此并非纯粹意识形态性，而是具体事实……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纯粹意识形态性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价值理论。”[13]在这里，考茨基似乎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观念了。然而，考茨基从未称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的”，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这一扩展并非理论上有意决策的结果。相反，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自主性和科学性，他还强调有必要“从外部”对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进行引导，理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一种有局限性的“社会直觉”式的表达，因而它本身无法直接上升为一种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就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而自发的工人运动却只能将之视为一种道德观。

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相反，拉布里奥拉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观，则在根本上保留了这个术语的批判性特征。不过他是从一个非实证主义的独特视角来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针对培根、法国启蒙主义传统和涂尔干的相关研究，他认为，在研究人类的**、利益和宗教偏见的过程中，宗派或阶级性“掩盖了真实的事情”[14]。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废除这些偏见以揭示真实的线索。正如他所观察到的：

把现实的东西或积极活动的力量，也就是因情况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同这种非批判的杜撰和文学手法的幻景，同这些想象的偶像和假定性对立起来，然后用这样一些力量来代替这些杜撰——这就是新学说的革命任务和科学目的。这种新学说使历史过程的说明客观化和——我可以说——几乎是自然化。[15]

这些偏见或假相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意识，掩盖了真正的历史原因。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生来就是与这些意识形态相对立的。

这一开放性的陈述中明显存在着悖论。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假相或阻碍科学认识的前见，是从培根到涂尔干和卡尔纳普的实证主义传统的标志性做法。[16]然而，拉布里奥拉却因在这其中引入了两个限制性条款而改变了这一格局：其一，他意识到在理解意识形态时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和梅林的“源自彻底的虚幻中的一种颠倒的祈求”一样）。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因为我们所持的观点同历史活动家借以认识本身的活动并常常从中看到这些活动的动因和依据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这些意识形态观点只是某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某种人为的东西、最直接意义上的纯粹的幻想”[17]。实际上，拉布里奥拉认为这些观念本质上是历史现象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被视为偶然因素，也不能在纯粹经济领域内部进行有限的历史解释。

其二，拉布里奥拉也认识到，他所谓的历史自然化论调（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言下之意）已让它自身处于普遍的误解之中，也即说他所参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达尔文主义“许多年来像瘟疫一样控制着一些研究工作者和更多的律师和高谈阔论的社会学者的头脑，而且最后甚至像时髦或流行病那样影响着政治实践家的日常语言”[18]。与考茨基的方法不同，拉布里奥拉坚持认为，如果历史真的依赖技术的发展，那么技术也就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发展原因，人类也就可以真的自己生产自己的历史了。当然，人类的生存是有条件的，但他们也不是严格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指挥的被动的机器人。因此，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决定性与自然界生存斗争的决定性无关。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自主论（automatism）来替代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自发论（voluntarism）是于事无补的。拉布里奥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反对意识形态家和唯理论者对历史真正基础的忽视，从而能提供一个特别合适的领域，以便“去寻找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并在它的基础上创立具有系统性，即概括性，换言之，具有倾向性和偏见性的新历史哲学的动因和理由”[19]。

继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的反对之后，拉布里奥拉也继续着此项事业，并在“经济因素”和“经济结构”之间进行了区分。前者孤立出一个社会层面，仿佛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从这里则可以衍生出（以一种简单的过程而且也是自动的结果）其他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司法制度、思想等。后者则并不认为经济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认为它是重力的核心，是社会所有领域的统一和连接。经济结构起初直接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但却只是间接地决定了想象和思维的对象。[20]“决定”并不意味着这些客体是物质利益的纯粹“反映”。正如他所指出的，“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21]。所以，这些形式都是客观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们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而是经过中介的和复杂的。

普列汉诺夫（他本人受到拉布里奥拉著述的影响）继续反对粗糙的经济决定论，但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却与拉布里奥拉有所不同。实际上，他的著述中已体现出逐渐增加的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特别是他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扩展性使用更是标志着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初见端倪——可以在受到恩格斯高度赞扬的1891年的一篇论文中找到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表述。[22]而且，普列汉诺夫还在很多地方用这一扩展性表述来替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以便表明马克思本人也常这样使用，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起来。例如，马克思的1859年“序言”在普列汉诺夫的表述中就变成了：“马克思自己说：‘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命定地建筑着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23]在其他地方，他还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相关段落（即有关情感的和虚幻的上层建筑等都有其阶级根源的那段话）进行类似的注解：“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产生的过程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的。”[24]而马克思自己无论在“序言”中还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都没有使用过“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表述与某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关联性：如果“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所有的意识形式，那就很难再认为它们都是歪曲的了。但也没有必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逻辑关联就一定存在。他显然是在扩展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以便用这个术语涵盖所有的意识形式。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等级的意识形态，也即低级的和高级的意识形态，他说财产法“这种法无疑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第一级的，所谓低级的意识形态。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的意识形态，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25]在这里我们首次看到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观是如何直接导致意识形态概念新内涵的诞生。据此，不仅法律而且科学、艺术等都表现为意识形态。这样的论断在其随后的著述中得到了确认。而且，普列汉诺夫还分析了意识形态发展中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对于他来说，决定问题最后要落实在对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分析上。正如他所指出的，“阶级斗争成为各种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2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思维活动没有自己独特的规律。要想了解某一时代的人类思维，就必须研究前一时代的人类思想。的确，某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有可能会遵循（或反对）前一代的思想，但即便是在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也绝不会彻底反对前朝所有的思想，而只不过是反对那些代表旧统治秩序的思想罢了，至于其他的部分则大多会被共享。因此，“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ideologies）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ideologies）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27]。

有必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在复数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家”这个词的，也即认为他们隶属于不同的阶级。他还把意识形态等同于任何时代的“思想状况”，所以读者很难在他这里分辨出“意识形态”和“观念一般”之间的区别。总之，可以发现在普列汉诺夫这里，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性内涵在不断加强。此外，普列汉诺夫还在同拉布里奥拉式的（即反对粗糙地和片面地理解“经济因素”，并试图揭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的能动作用）战斗中继续强化这一新内涵。正是经济结构，即“人们在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中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总和[28]，决定了哪一个因素才是主导性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

经济有时候借助于政治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有时则借助于哲学，有时借助于艺术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只有在社会发展的最后的阶段上，经济才以自己本来的经济形态出现于人们的意识中。它往往借助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来影响人们，并且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之中每个个别因素的力量是依一定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是怎样的社会关系为转移的，而这又是由这种基础的性质决定的。[29]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看法，很多都因列宁的著述和政治实践而得以闻名。早在1883年，普列汉诺夫就写道：“没有革命理论当然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30]一年后，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中，他又提出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核心思想，并认为有必要组建工人阶级的政党。与考茨基类似，他坚持认为与社会革命相比，社会民主可为工人带来更多可利用资源，因为“他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没有这种觉悟，和资本家开始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31]。以下的这段论述与列宁在1889年的论述更加接近：“要深入工人之中，给他们带去科学，唤醒他们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我们的发端于‘知识分子’的革命才能发展成为社会运动的强大力量。”[32]然而，普列汉诺夫并不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即便工人阶级不知道自己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并产生出自己的知识分子来。而且，与考茨基相反，他似乎毫不犹豫地认为意识形态中会包含着科学。

当然，直到1898年，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无论是梅林、考茨基、拉布里奥拉还是普列汉诺夫）公开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或“科学”。首先指出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是伯恩施坦——在寻求回答近代社会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应该被视为现实的或意识形态的之际，他提出了这个论题。[33]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伯恩施坦比较了近代社会主义与早先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在这里，他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原来是纯粹的空想（pure ideology），这是谁也不否认的”[34]，因为它是建立在诸如基督教、平等和正义等观念基础之上的，旨在倡导社会变革。可问题是，近代社会主义是否已克服了意识形态？是否无产阶级关于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思想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伯恩施坦的回答是：“绝对没有。”[35]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道德冲动”，作为其思想动机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思想当然就其本身来说是现实的，因为它们用物质因素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但它们依然还属于思维中的反思，因此“必然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36]。

所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无论它们有多唯物主义，都将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基础，只要物质利益依然被视为一种观念：“我们就拿‘作为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者’来说吧，需要先有多少空想（ideology），工人才感觉自己是无产者。”[37]通过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观念和思想，伯恩施坦所做的不过就是重复梅林和考茨基业已说过的，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显然是一种十足的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尽管伯恩施坦因其“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受到了批判，但却没有人对他的这一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普列汉诺夫甚至写了一篇专门的文章[38]来批判伯恩施坦，以反对伯恩施坦的唯物主义观以及他的不恰当的方法，但也没提及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意识形态的不当之处。这说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捍卫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反对修正主义来说有多重要。而在我看来，造成这一事实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还没有接触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证据显示，伯恩施坦可能是最早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少数几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不仅于1904年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在编辑的过程中删除了其中的一些段落。[39]这就说明或许他的修正主义倾向要比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还要严重。

[1] 参见1976年劳伦斯版马恩选集英文版中的非节选版中的这一《德意志意识形态》（pp.586-587）。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述，也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都推延到1927年和1932年才首次出版。

[2] F.Mehring，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 Publications，London，1975.

[3] F.Mehring，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 Publications，London，1975，p.15。也参见［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4] Ibid.，p.9。也参见［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5页。

[5] Ibid.，p.9.

[6] K.Kautsky，Eticay conceptión materialisa de la historia，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Cordoba，1975，p.133.

[7] Ibid.，p.134.

[8] L.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Ⅱ: The Golden Age，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pp.40-42.

[9] F.Mehring，“Etaca Socialista”，in Kautsky， Eticay conceptión materialisa de la historia，p.141.

[10] K.Kautsky，La doctrina socialista，Fontanamara，Barcelona，1975，p.33.

[11] Ibid.，pp.38-39。也参见Eticay conceptión materialisa de la historia，p.141。

[12] Kautsky，Eticay conceptión materialisa de la historia，p.123.

[13] Kautsky，La doctrina socialista，p.65.

[14] A. Labriola，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 Gordon＆Breach， Paris，1970，p.102.

[15] Ibid.，p.110。也参见［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鳞等译，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 J.Larrain，The Concept of Ideology，Hutchinson，London，1979，chs1，6。

[17] Labriola，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p.116。也参见［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59页。

[18] Ibid.，p.124。也参见［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64页。

[19] Labriola，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p.139。也参见［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72页。

[20] Ibid.，p.226.

[21] Ibid.，p.122。也参见［意］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63页。

[22] G.Plekhanov，“For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Hegel's Death”，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Lawrence＆Wishart，London，1977，vol.Ⅰ，p.420.

[23] G.Plekhanov，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Ⅰ，p.624。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4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24] Ibid.，p.638。see also pp.624，649。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53页。

[25] Ibid.，p.625。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50页。

[26] G.Plekhanov，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Ⅰ，p.636。see also G.Plekhanov，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Lawrence＆Wishart，London，pp.60-63。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52页。

[27] Plekhanov，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p.642。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69页。

[28] G.Plekhanov，“On the Economic Factor”，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Ⅱ，p.272。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经济因素》，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巻，曹葆华译，321～3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29] G.Plekhanov，“On the Economic Factor”，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Ⅱ，p.275。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经济因素》，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巻，326页。

[30] G.Plekhanov，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Ⅰ，p.90。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巻，刘若水译，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31] G.Plekhanov，Our Differences，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I，p.340。也参见［俄］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2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32] G.Plekhanov，A New Champion of Autocracy，or Mr L.Tikhomirov's Grief，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Ⅰ，p.400.

[33] E.Bernstein，“Das realistische und das ideologische Moment im Socialismus”，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cialismus，Berlin and Bern，1901，p.262.

[34] E.Bernstein，“Das realistische und das ideologische Moment im Socialismus”，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cialismus，Berlin and Bern，1901，p.267。也参见《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译，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5] Ibid.，p.271.

[36] Ibid.，p.272.

[37] Ibid.， p.282。 也参见《伯恩斯坦文选》， 88页。

[38] G.Plekhanov，“Bernstein and Materialism”，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vol.Ⅱ，pp.326-329.

[39] 参见英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非节选本），587页和注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