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片面的人向全面的人的发展(1 / 1)

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从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达到人的自由个性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8]

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种历史形态中,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定自然共同体的成员,直接依附于这个自然共同体。“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9]个人对自然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具体体现在个人对自然共同体代表人物的从属关系中,而自然共同体内部依靠宗法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则造成了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的每个成员在这个关系中既不独立,也没有自由。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是同社会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种历史形态中,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独立性。但是,个人获得的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个人只有掌握资本才能获得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出现了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产生了社会分工。分工使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同时,“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1]。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反过来成为一种“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同他对立的力量”,反过来压迫人、支配人,这就是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已经出现了。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个人没有独立性,劳动者仅仅被当作劳动的自然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22]。这就使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即劳动者被当作物(劳动的自然条件),被不劳动的剥削者所占有和支配,对劳动和劳动者来说,这就是异化。但是,这种异化仅仅是社会部分成员的异化,还不是社会每个成员的异化。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商品关系,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货币关系。换言之,个人劳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得到货币,个人的需求必须依靠货币购买商品才能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依赖性转化为对货币的依赖性,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形态。

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人们交往的产物,但它出现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则成为一种外在的关系,并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支配着个人的命运,使个人成为受外在因素摆布的“偶然的个人”。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不仅受货币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而且还受资本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剥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受货币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都受到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支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23]这是人的普遍异化的历史阶段。

在人的普遍异化的状态下,人的发展也出现了普遍的片面化,每个人都成为“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

首先,私有制和强制性分工使每个人的活动范围都固定化了,个人能力的发展因此也片面化了。“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4]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则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一部分人成为头脑发达的脑力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四肢发达的体力劳动者,而且机器的使用使人的片面发展更为畸形化。

其次,在大工业和竞争中,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人被分化为有产者与无产者、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不仅工人不可能全面发展,而且资本家也不例外。“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25]。私有制使个人只关心自己和社会的区别,而不顾自己和社会的联系,个人片面发展了自己的自我性,而忽视了自己的社会性。

再次,物化的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片面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使人的活动目的片面化为单纯地追求金钱。“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26]由此,人的需求片面化了,人的全部感觉变成了单纯占有物的感觉,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7]的阶段,是同社会发展中的时间经济或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对个人来说不是“虚假的集体”,而是“真实的集体”;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成为实现自由个性的形式。只有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8]。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扬弃人的异化,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一方面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力的总和,消除私有制,从而把社会生产力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29]只有这样,才能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人的自由个性。

人的异化不是人向非人的转化,而是人们还没有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置于自己的自觉控制之下造成的;人向全面性方向的发展,也不是什么人性的复归,不是什么人的全面本质的失而复得,而是通过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全面创造并占有自己的本质,通过社会全体成员合理运用自由时间实现自己的自由个性。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发展的全面性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