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对人类具有“优先地位”，自然必然性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强制性；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维持和再生产人的生命存在，这同样是一种自然必然性，同样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强制性。“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5]“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物质生产领域叫做人的“必然王国”，并认为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所能实现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的“此岸”和“彼岸”，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时间意义的历史范畴，实质上是指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时间是人类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生命所进行的生产物质资料的时间；自由时间则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可以用于从事科学、艺术、哲学等非物质生产活动的时间。当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劳动者能够超出自身的需要而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时，即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可以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部分时，人类就无须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而是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去从事科学、艺术、哲学等非物质生产活动，即有了自由时间。

这种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对于人类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8]有了自由时间，才有整个人类的发展。自由王国就是依靠自由时间建筑起来的。这就是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性范畴，是揭示不同社会状态本质特征的范畴。在马克思看来，必然王国是指人类受维持生存的自然必然性所支配，从而也受物化的社会关系所统治的社会状态，即物支配人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类共同控制了物质生产活动，从而自觉支配了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状态，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

在原始社会，为了生存，人们要用全部时间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整个人类生活在必然王国之中。在阶级社会，“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9]。

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少数人通过侵占多数人的剩余劳动而从物质生产领域中摆脱出来，即侵占了社会的自由时间，而另外的多数人则被迫承担起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终生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换言之，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创造了自由时间却不能享有自由时间，可供他们支配的时间都变成了劳动时间，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10]。“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11]。“上层社会”独霸了自由时间，把持了人类能力发展的垄断权，“下层社会”由于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都变成了劳动时间，因而也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12]。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达到了典型的形式。“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3]

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着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阶级对立：剥削阶级的发展以劳动阶级丧失发展为前提，一般人类能力的发展以牺牲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发展为条件。除原始社会外，社会就是在这种对抗的形式中发展的，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整体上生活在必然王国之中。

只有在生产力达到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并消除了私有制，人们成为自身社会结合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社会提供足以让全体成员达到全面发展的物质手段和自由时间时，人类才能真正达到自由王国。“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4]。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标志着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必然王国，人类的生存方式同动物的生存方式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动物依靠本能活动生存，人类依靠实践活动生存。但是，人的实践活动又是彼此冲突的，个体成员之间还存在着生存斗争，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体地、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换言之，人类在个别、局部的领域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活动着，但在整体上却是盲目地、自发地生存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生存方式同动物的生存方式具有相似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之后，人才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必然王国，人们必须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物质生产成了人类活动的中心领域。这是由人的物质需求决定的，换言之，是由整个生物界通行的“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5]。同生产工具一样，人的活动被当作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只有进入自由王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坐标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目标转向以人本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那时，物质生产就会从仅仅作为人的谋生手段转化为人的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意味着人类将获得彻底的解放，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必然王国，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承担着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只有极少数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此时，社会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换言之，极少数人的发展是以绝大多部分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在自由王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每个人都获得了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机会，从而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