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代科学、近代哲学以及古代哲学都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去理解时间，强调“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即时间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明确提出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1]时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是因为时间能够体现人的生命特点和生命价值。具体地说，人能够按照自身的标准来减少不能体现自己生命本性和发展要求的活动时间，增加能够体现自己生命本性和发展要求的活动时间，从而为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创造条件。

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表现为人类生命价值的生成。在生物学中，人与动物往往被作为“同类”的生命现象进行考察，但实际上，人的生命现象与动物的生命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2]。

具体地说，动物的生命活动体现的是“种”的本质，人的生命活动体现的是“类”的本质。动物的本质与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们在获得了生命的同时就具备了它们的本质。动物的种的特性是自然赋予的先天规定性，同动物个体的后天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33]。“类”作为人的存在特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凸显的是人的本质的后天生成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4]。

“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使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能够按照“物种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去改造、创造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35]。因此，人是自己生命活动的支配者，并在时间中超越了自然生命的尺度，成为一种“积极存在”。

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人所独有的“生活”活动，是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活动中，产生了生命尺度的问题，即人的生命活动是有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用自身的内在尺度来衡量对象，“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6]，就是为了说明，人只有获得“价值生命”，超越自然生命，才能称其为“人”。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并不等于时间是人的生命“长度”。把时间理解为人的生命“长度”，这一观点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没有意识到人的生命与一般生命的本质区别，只是从物的本性去理解人，从前定的、给予的、绝对不变的方面去理解人，实际上是把人理解为动物。

“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37]时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生命尺度和积极存在，根源就在于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劳动。正是劳动构成了人的生命价值的本体，使时间成为人的积极存在。作为人的生命尺度和积极存在，时间是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对人的现实性，成为人的活动形式的。

正因为时间以人的活动的形式存在着，所以，伴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和分化，必然是人的活动空间的扩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活动逐渐产生分化，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交往活动，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精神交往……每一种活动不断分化出新的活动领域；这种活动的不断分化和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又必然造成人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的不断扩展；每一次活动的分化和交往的扩大又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的形成，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一句话，标志着人的新的活动和发展空间的建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而自由时间在量上又直接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38]。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人的活动和发展空间。对个人来说，自由时间的扩大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活动舞台，舞台越大，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人类而言，整个人类的发展无非是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才有整个社会的更大进步，才有人类能力的更大发展。

“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39]因此，时间节约的规律便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被消除，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一规律实现的社会形式。“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40]。时间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首要意义，正是由这种规律的首要性决定的。换言之，时间节约的规律也是人的发展的首要规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节约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创造了人的发展的空间。

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时间的创造与占有并不是统一的，相反，二者却是背离的。“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41]。私有制和旧式分工使劳动者被迫承担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他们创造了自由时间，却不能占有和支配自由时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而不从事劳动的社会成员却凭借占有生产资料的地位，通过侵占剩余劳动而占有和支配着自由时间，由此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空间。

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的发展是以剥夺众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为基础的，少数人的发展是以多数人的不发展或片面发展为代价的。这种自由时间创造与占有上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极端程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工人的剩余劳动生产出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由时间却为不劳动阶级所占有和支配。“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42]“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43]。

人类解放的实质和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要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就必须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和支配自由时间。“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而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这种支撑自由发展、提供自由时间的自由的活动，不再是维持“单纯生存”、体现人的生存“自然的必然性”的自发的活动，而是人为了发展自身的能力、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自觉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要从这种自发活动转向“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自主活动，“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44]。“工作日的缩短”所提供的充裕的自由时间，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这种自由时间的占有和支配，最终使劳动由人的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从而实现劳动意义的革命性变化。这一革命性变化将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实现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45]。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时间不是一个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范畴，而是一个直接关涉到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以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论。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时间”是同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5—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33—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 同上书，2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同上书，8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同上书，13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同上书，96页。

[34] 同上书，9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 同上书，9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0] 同上书，12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6—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