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多次说过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平等。

也就是说，此前不许女性参加的竞争游戏，从今往后对女性开放了入口而已。不过游戏规则最初就是为男性设计的，仅有女性参与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这个竞争游戏乍看之下还算公平，但是，随着“预备——跑！”的发令声，在终点一定有赢家，也有输家。换句话说，所谓竞争，就是拣选赢家、淘汰输家的游戏。

在这个竞争游戏中，男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女性不输也得输，男性不赢也能赢：没有家庭责任这个包袱，回到家就可以被家庭主妇伺候，能够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的男性是这场比赛内定的赢家。但是在形式上，竞争游戏的规则是性别中立的。因此赢家会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受到赞扬，得到应得的奖赏；而败者只能怪自己不努力、没能力，只能愿赌服输。这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原则。

赢家是一小撮，败者是大多数。失败者的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竞争原则的真正支柱。如果失败者不服输，那么对竞争的信任将无法维持；如果败者觉得赢家是靠狡猾、抢跑、贿赂取胜，那么赢家的地位也会不保。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5]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何平息这些失败者不服输的怨恨——所谓的“无名怨愤”——是形式平等社会的永恒挑战。

学校是形式平等社会的典范。在形式上，学校绝对没有性别歧视。没有学校分性别进行考试，也没有学校分性别公布考试成绩。众所周知，即使体育课男女分开，但文化课的偏差值肯定不存在男女差异。“努力总会有回报”——学校和老师试图让学生彻底接受这个原则。

女性学中“教育与性别”这一领域的研究指出：

在教育场所这一形式平等社会的背后，存在着不言不语、暗中生效的“努力的冷却装置”，即“女孩用不着那么努力”“反正努力也不会有什么回报的”。这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隐藏教学大纲”。

这个隐藏大纲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女生进入“女性专属”的人生轨迹，也就是所谓的“性别轨迹诱导”[6]。性别轨迹诱导不仅表现为家长的教育投资的多寡，还通过其他的方式起作用，例如升学指导老师的一句话，或者同学间的同侪压力。

因此，仅仅研究表面上的教学大纲，例如教科书、课程表，根本无法充分洞察学校的性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