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女生的大学入学率迅速上升。当时，我注意到了学生的变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其中有不少人都有自残倾向。男学生常见“家里蹲”、对人恐惧症；女学生常见割腕和进食障碍[7]。很明显，很多学生都有心理问题。

众所周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种国立大学本来就有很高的学生自杀率，很多学生都有心理问题。并不是说90年代之前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然而，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自残倾向。这一现象不能归为一时的特例，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新趋势。

东京大学的学生都是残酷竞争的赢家。他们都是优等生，坚信“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信条，绝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他们能够考上，至少说明在此之前的努力确实得到了回报。高考大战的胜利者一定相信，考上名校是因为自己有能力、肯努力；落榜是因为能力有限、努力不足。败了就是败了，落榜生就应该相信竞争的公平，责备自己不够努力，拼命复读，来年再战。

然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单靠能力和努力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尽力也是徒劳的恋爱或者朋友关系、不遂人愿的学业成绩、迷雾重重的前途选择。他们面临的最大麻烦就是求职期。即使是那些轻松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的人，也有可能铩羽而归，而且他们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淘汰。在那种情况下，学生们似乎会觉得自己整个人格都被否定。反复经历失败的人，就会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面如死灰。有的学生仅仅因为求职失败，就陷入了“我没有存在的价值”或“想死”的大脑短路状态。也有一些男生因此一直旷课。当我问起来时，他说：“我离开家去上课，但感觉电车上的所有乘客都盯着我看，我吓坏了，就回家了。”当时我在东京大学的办公室被同学们叫作“保健室”。

即使是男生也面临着求职的挑战，更别说许多女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性别歧视。一个女孩曾经开朗积极地跟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性别歧视，相反，我因为是个女孩得到的都是好处。”但这个女生在求职时，被企业上了有关性别歧视的生动一课，此后就变得意志消沉，黯然而归。企业对于怎么看条件都和自己完全相同的男生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面试官不顾性别歧视的黄牌警告，竟然堂堂正正询问女生是不是自宅通勤，还试探其结婚生育意向；男生哪怕成绩可能更差，却能接二连三地拿到录用通知……还有自己在不知多少个企业间兜兜转转，却一无所获的焦躁心情。

那是在就业冰河期。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衰退开始，应届生就业市场首当其冲：录用率显著下降，其中性别差距拉得更大。尽管《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已经颁布，但正是从这一时期经验来看，这部法律并没有在经济衰退期保护女性的就业权益。虽然法律已经明文规定，招聘、录用过程中严禁性别歧视（1997年修订前仅仅是企业的“努力义务”），但从录用比例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招聘企业对女性的歧视是半公开的。在前文提到的早大女生编写的《我们的应聘手册》中，登载了招聘过程中的歧视女性案例，其中出现了企业真实名称。在没有处罚规定的《均等法》之下，劳动省（当时）本应公布违规企业的真实名称，但这一许诺从未兑现。

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些男生女生依然会坚持对“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公平竞争”的信仰，依然会把“优胜劣汰”的结果内化。这就是《均等法》最大的效果——负面效果。在现实中的歧视并没有消失的社会，单纯地相信形式的平等，胜也好，败也罢，都把原因完全归于自己：胜则鄙视败者，败则妄自菲薄……这就是《均等法》带来的效果吗？我实在觉得一片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