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GCP之后，我参加过很多训练，最多的一年，有将近200天是坐飞机的，频率相当高，机动性很强。

去马里有两次，一次是2013年，另外一次是2014年。

2013年那次没有去成，本来应该是过完圣诞节就出发，当时我被编为第一梯队，只要一开赴马里我就要去。

我们GCP小分队的办公区，总是贴着战勤表，这是根据上级单位的战勤计划制定的，我的名字在2013年开赴马里的名单上，这个名单是2012年就已经有了的，部队要提前做好准备。

在各个库房里，凡是上了名单的，每一个人的衣服和武器装备都打包、铅封好了，降落伞、直升机绳索、破门锤等集体物资也封存在宿舍旁的集装箱里。如果紧急拉动的话，我们拿上私人物品和证件就可以上飞机走人，由留守人员负责把物资装备装上飞机，或送到空港码头进行后续物流。GCP虽然人少，但武器装备和物资特别多，体积和重量往往是常规单位的三至五倍，每次行动时，都要搬运半个连的装备。

但这次我最终没有去成马里，当初卖给我防弹衣的那个比利时老士官把我给顶替下来了。

他是上士，长着一脸的大胡子，个子不高，性格又低调又隐秘，又很聪明，用的武器也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家族几代人都是当兵的。他的射击技术非常好，以前也是通信办公室的，后来觉得通信没意思，还是喜欢打枪，又去了爆破和射击办公室。我在GCP里走的路基本上和他差不多。

他本来被派去空降兵学院学一种高空重型降落伞PBO（parachute biplaceopérationnel，双座军事行动伞），这种伞和我们的高空降落伞类似，但是面积更大，可以携带更重的东西。用这种降落伞进行空投时人可以趴在GPCL（gaine pour charge lourde，重物包裹）上，GPCL是外面用迷彩布包着的一个大木箱子，箱子里可以放130公斤的物资。由于箱子的体积过大，而且很重，人没有办法把它背在身上，只能趴在箱子上。箱子底下全是轱辘，空投时是从飞机上连人加箱一起推出去的。

高空重型降落伞有两种落地方式。

一种是人带着箱子落地，在离地面几百米的时候，就把绳索拉开，那个箱子就落到了人的脚下，上百公斤的箱子很重，基本上箱子一落地，随后人也就跟着落地了，但由于降落伞是往前走的，所以人的脚是不会踩在箱子上的。

这个箱子特别结实，摔不坏。

另外一种落地的方式是在风特别不顺的时候采用。

因为受到风的干扰，不能落进空降场，尤其是遇到变向风，比如在距离地面800米的时候往北吹，落到500米的时候又往南吹，这时很难操作降落伞，为了自保，就在两三百米的高度上把箱子扔下来，箱子上自带一个小降落伞。

扔完箱子人肯定是安全了，但是这个箱子落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人操控它，这就要在落地后去把这个箱子找回来，但是在寻找的路上就容易发生意外，尤其在战场上。所有的物资都在里面，找不到这个箱子，行动计划也就作废了。

高空渗透作战是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就跳伞出去了，特战队员根据GPS和罗盘调整飞行方向，才能精确地落到目标点。但是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就扔出去一个130公斤重的箱子，如果没有人去操纵它，行动队员落地后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箱子的，因此当我们的跳伞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必须学习这个项目。虽然不需要每个人都会，但是每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有一到两个会用高空重型降落伞的人参加，一旦有需要，他们就能背着我们若干天需要的给养、弹药跳下去。

高空重型降落伞又分为高空物资型降落伞和高空人员重型降落伞，比利时老士官学的是高空物资型降落伞。

高空人员重型降落伞就是行动队员跳下去的时候，带的是一个人。因为有时候需要特殊的技术人员参与行动，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骨科专家，也可能是一个爆破专家，可是他并不会跳伞，但又必须把他投下去，那就把他绑在行动队员的身上，如果这个人是爆破专家的话，有时甚至还要在他身上绑一条狗。

比利时老士官在空降兵学校学习这项技术时，不慎踝关节严重扭伤。箱子太重了，落地的时候姿势不对很容易受伤。

他因为受伤没法完成学业，就拄着拐回到部队，情绪有点儿沮丧，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培训。这个人非常爱干净，从他的仪表就能看出来，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

他的名字虽然不在名单上，但他应该是心里面很在乎，可是由于这只是一个待命行动的名单，到底能不能走还不好说，再加上身上有伤，所以他并没有从空降兵学校一回来，就主动去找领导说自己想去马里。

到了2013年年初，马里战争爆发了。

突然有一天，半夜的时候紧急命令，要我们立即开赴马里。

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兴奋，连夜到队长办公室去开会，当时的队长还是烟斗。在GCP里担任队长，需要从排级军官开始，一般两年左右做到连级队长，提得非常快。如果在普通连队，一个排长可能需要三到六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连级。所以很多军官拼命考GCP，就是想跳跃式发展。

散会出门的时候，我往外走，比利时老士官往里走，我们俩擦肩而过。过了一会儿，有一个新队员来找我说：“上士找你。”

我们是在二楼俱乐部见的面，他破天荒地请我喝了一瓶啤酒，然后跟我说：“我去，你留下来。”他既不是用命令的口气，也不是用商量的口气，和他平时做事的风格方式一样。我说：“行，你去吧。”说完这句话之后，其实我心里面蛮不舒服的。

当马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早晚有一天要开打，因为我们也是搞侦察的。

我的名字一直在名单上，所以早在一个月前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因为法国外籍军团真的和公司一样，任务下来之后，你要是不想去的话，就跟领导打声招呼，领导就会换人，他不太在乎这一点，因为有很多替补的优秀队员。

可是当我和比利时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最担心的是，我找队长说不去了，要留守，感觉很丢人。尽管之前在备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是否要去，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那天我陪他喝完那瓶啤酒，就问：“是我去跟队长说，还是你去跟队长说？”他说：“你都不用说了，我已经跟队长说过了。”

我说那好吧，就回屋了。回屋之后我很不高兴，还跟室友说，他自己的腿伤还没恢复，偏要把我给顶掉。后来有一个新兵进我们屋里，说他看到了，上士一进队长办公室，就把拐杖往旁边一放说，队长，我的腿好了，这次我一定要去。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最后我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就打个圆场说，如果我是队长的话，我也一定会选择让一个有经验的人去。上士去过阿富汗，去过科特迪瓦，一路走过来富有经验，我也不会派一个没上过真正的战场、只去海外训练过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坐着车，赶到距离军营5公里的小机场，从美丽的卡尔维飞走了。

大概两个星期后，我几乎就要忘掉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被紧急叫回办公室，留守的代理队长宣布说，比利时老士官牺牲了，随后就安排我们挂半旗。

直到开第二次会，我们才知道他的死因。

他们到了北马里之后，马上就执行任务，基本上就是在大沙漠和无人地带的石头山峰里，在一片片山头徒步进行军事行动。因为石头很大，每一块石头都有好几吨重，两块巨石中间的缝可以钻进去两三个人。当地的石头锋利得能把皮靴切开，环境真的是恶劣到可以杀人的程度。

因为天气非常热，因此热成像仪基本发挥不了作用，只有逐个角落去搜索。遇到每一个钻不进去的石头缝，如果怀疑里面有敌对武装人员，就往里面扔一颗手榴弹把它炸一下，才能继续往前推进。

在这种拉网式的搜索过程中，GCP以七八个人的小分队形式，远远地走在部队最前面。后面是步兵连，步兵连后面是一个装甲连，天上还有直升机。

GCP小队和步兵连走的不是同一个路线，GCP走的位置会偏高一些，是走在石头山坡上，步兵连是走在山谷里，这是一种军事上的行军队形。

那天GCP小队走到石头山脊梁的中央位置时，突然侧面的高地上有人向他们开火，第一枪就打中了他。子弹从他腋下肋骨打进去，停留在脖子的位置，他可能都没感受到痛苦，就直接倒下去了。

我们的防弹衣是有防弹板的，但是两侧腋窝底下防弹板的面积特别小，没办法，做得太大连腰都动不了。

袭击他们的是两个人，双方打了十几分钟后，把那两个人打死了。然后GCP小队就往山下撤，因为虎式直升机马上就要过来攻击了。虎式直升机飞来后，轮番把整个石头山给炸了一遍，然后再搜山，又发现了不止两具尸体。

这几个人如果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的话，躲在石头缝里不出来，不一定会死。那里最深的石缝能钻进去好几个人，有的石头缝在外面看很小，但是钻进去后很大。有些靠近山脚的位置，甚至可以隐藏成吨的武器弹药，每一块石头都是巨大无比，那里的地理环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