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籍伞兵团里有一个特别强的中国人,姓黄,由于他作风很硬,尤其是转了士官后把手里的活和底下的兵都管得特别好,所以大家背后都管他叫黄Sir。
黄Sir比我晚来一年,年龄比我小,各个方面却比我要好很多,是我在外籍军团里见过的素质最好的中国人之一。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我考上GCP以后,偶尔还会去看看他,有一次聊天说起车,我说将来买车就买跑车。
圣诞节过后没多久,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是说过买车就买跑车吗,我们这儿有人卖一辆比较便宜的跑车,你要不要来看看?”
我当初跟他不过是随口说说,没想到他往心里去了,就问他多少钱。他说7000多欧元,可以讲价,是一辆1999年的奥迪TT,但保养得挺好,外形也很酷。我说我的钱不够,他说:“咱俩合在一起买吧。”那个时候他还不会开车,他买车的主要原因是他想学开车。我一想,两个人平摊的话,一个人3500欧元,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正常工资,或一个月的海外工资,也就答应了。
卖车的韩国人是一个上士,人也特别好,平时经常见面。但我心里并不是特别想买,就和黄Sir商量说,能不能跟卖车的韩国士官讲讲价,黄Sir就去讲价,最后砍到了6500欧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我也不好再推脱,就跟黄Sir凑钱把车买了。
买了车以后事就来了,大家都知道我有车,就经常有人过来说:“你没事送我进一趟城,或者能不能把车借我用一下。”因为黄Sir还不会开车,只是偶尔带他去没人的地方练一练,所以车钥匙放在了我这里,便宜就都让我的队友占了。
我是从当军事警察的时候开始喜欢写点儿文字的,进了GCP后,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有一天晚上,同屋的人都睡觉了,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有一个爱尔兰籍的下士,带着一个印度籍下士来找我,说:“借你的车用一下,我把他送回去,回来再把车还给你。”爱尔兰下士比我早进GCP一年,资格比较老,而且在阿富汗受过伤,算是当时我比较尊敬的一个人,虽然我俩是一样的军衔。印度下士不是GCP的,当时在做军事警察,我和他是2006年一前一后来到2REP,我们不在同一个伞兵集训队,但一起在图卢兹空降兵学校拿到的伞兵章,当时“波兰”和他在同一个连集训,2007年年初他们也是一起去的新喀里多尼亚。印度下士的学历很高,我跟他也算是好友。
印度下士要调去其他部队了,那晚他们两人都喝了很多酒。这个爱尔兰人经常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之前因为喝酒还翻过两辆车,把车撞得跟瘪茄子一样。
我怎么敢把车交给他开,就合上笔记本电脑说:“那我去送吧!”
快开到古堡的军事警察驻地时,正好经过市中心,街两旁全是酒吧。因为卡尔维是一个旅游城市,年轻人比较多,所以很晚了很多酒吧也都开着。印度人一定要我再陪他喝一杯,我拗不过他,就下车跟他进了酒吧,我点了一杯可口可乐,陪他喝了一杯酒,可是再出来时就发现停在路边的车被蹭了。
奥迪TT的外壳是鼓起来的,就在后轮鼓包的位置被蹭瘪了一块。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很窝火,半夜不能睡觉,为了别人的事情还把自己的车蹭了,当时还没有付全款,也就是还没过户,手续都没办。保险算谁的?
往回开的时候经过环岛,去过卡尔维的人都知道,一到半夜或凌晨的时候,环岛旁边全是宪兵查酒驾,车被拦下来,先让我吹气,测完了没问题放我走。
当时觉没睡好,东西没写好,车被蹭,心里就很急,不自觉地就开得太快了,跑车稍微一踩就飙到100多迈。
欧洲小城的街道都比较窄,在经过一个弯道的时候,就压到了路肩,我赶紧一打方向盘,车又撞到路中间的隔离带,再往回打方向盘,又连撞到右边的几个铁栏杆,我赶紧又一打方向盘,车就整个失控了,从中间隔离带蹿到了对面的来车道上,带着惯性翻到路左侧的沟里去了。
我几乎被震晕了,已经不知道东西南北,硬推开车门爬出来后,发现自己正站在满是杂草的沟里,接着就看到警车拉着警笛,从对面的路跑过去了。这里距离环岛查酒驾的位置不到一公里,宪兵们肯定是听到声音了,但是因为车翻到沟里了,宪兵没有看到。
来车方向的路上有一只车轮,警车是走我去车方向的那条路,所以没有发现。我把轮子扔到沟里面,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整个人快崩溃了。我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真的是特别严重的错误,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我不知道这种车辆事故该怎么处理,只好打电话给爱尔兰人,因为他撞过好几次车。但是他喝多了没叫醒,只好叫醒了跟他同屋的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说:“你打电话给拖车公司。”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就这样,我打通了电话,他们派了处理车来把我的车拖走了。我又打电话给部队值班室,叫了车回部队,睡了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
天一亮我去了海盗队长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因为GCP有个内部规矩,就是发生天大的事情,不跟任何人说都要跟队长说,他会帮你想办法将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海盗队长听完非常上火,因为再过十几天我们就要去吉布提训练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分队一起训练。但是现在我需要接受部队的处罚,甚至还会受到地方法律的处罚,因为毁坏公物了。第二天清理现场时,发现撞倒了一片铸铁栏杆、三根电线杆和一根路灯,车后面的两个轮子全都撞飞了。
后来宪兵找到部队,但我并没有受到地方法律的追究,这也是部队的一种内部保护,不过在部队内部我还是要接受惩罚的,就是要“坐牢”。
坐牢就是做苦工,穿着没有军衔的旧军装,套上黄马甲,戴上遮阳帽,每天剪草、打扫卫生、清洁厕所,相当于赎罪,感觉很丢人。
那几天我总是选择最苦的事情做,因为最苦的事情都是不需要去见人的,比如拔草,我会默默地在一个角落里低着头,在那里拔一天草。
不想见人的主要原因是我长着一张亚洲脸,在第二外籍伞兵团没有几张亚洲脸,更别说中国人了。这张脸一出来,给人留下的印象就非常深,你不认识别人,别人都认识你。
再一个原因,我是GCP的,刚进来就坐牢,真的是给集体抹了大大的黑,而且还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
后来队长说:“你连车都开不好,还能做成什么事?”有一个比较狠的老士官说:“中国人还是不要开汽车,还是骑自行车好。”这是一句很侮辱人的话,但是我也怪不了他。
这几年的努力,就像攀登一座高山,可是刚攀到峰顶,就摔下来了,而且还是因为低级错误摔下来的,所以我从心理上到生理上都被沉重打击了。
唯一幸运的是,我没有受任何伤。
我最后赔偿给市政府三千多欧元。车报废了,买车钱从一人一半变成我自己负担。这次车祸损失了一万欧元左右,坐了十一天牢。
这件事对我后来的路影响非常大,就像是命运故意安排一件事情,在没有伤到我身体的情况下,给我一个重重的警告,告诉我,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一直很幸运,很幸运,那就要在你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的时候,给你一个提醒。
按道理我需要坐很长时间的牢,但由于我们马上要去吉布提训练,所以只坐了十一天牢,排里就把我给弄了出来。
上午从牢里出来,中午换上衣服,下午就背着战友给我打好的背包,坐飞机去吉布提了,由海盗队长带队,一共去了十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