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嘉的土特产除了果酱还有香肠，那里的香肠很特殊，是用野猪肉做的。因为科西嘉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经常有一些野猪出没。

2007年，我们去了科西嘉南部的一个野外训练中心，那是一座被遗弃的小村落，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那里我们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式训练——城市作战，每年都有很多士兵被送到这儿来训练城市战。

在那里，我们被要求必须把每天的生活垃圾在固定的时间堆放在村落外很远的一片指定草丛里，还必须封存好。饼干纸放到空塑料瓶中，罐头盒压瘪，燃料块等有毒物质垃圾必须剔除。

白天，我们进行各种攻坚战斗，把那座小村抢了下来。晚上，我们不能睡觉，因为被打走的对手方随时还会回来。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星期，我们被对手方包围了，到了最后一晚，几乎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

其实在头三天里，我们就非常饥饿。因为军粮只能提供一部分的能量，能提供其他能量的食物，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肉食都没有，只吃军粮导致我们非常疲乏，哪怕在晚上伏击的时候也会睡着。

直到最后的战役打响前的那个晚上，我一直在担心第二天最后的战役要怎么打，我是不是会被饿死，是不是要自己举起双手，对敌方说：“你给我点儿吃的，我就投降。”

后来一个老士官突然在半夜，把躲在阴沟里的我和其他两个士兵给叫醒了：“有东西吃了，你、你还有你，带上刀子起来干活！”

我一听就特别兴奋，但也非常纳闷，到底吃什么东西？

他带我们一直走到一堆垃圾旁，从垃圾堆后面拖出一头刚被打死的野猪。我才想起，这儿不就是第一天的时候，老士官让我们把吃剩的食物、不喜欢吃的东西按时堆放的地方吗？

我们边吃肉边问老士官野猪哪来的，他说是用那堆垃圾换的。

饼干纸装到瓶子里，是因为它们有食物的味道，如果非常分散堆放，风一吹就散开了，可是把十几个人吃的食物垃圾都集中堆在一个地方，就会吸引来动物，尤其是野猪。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士官是别有用心的。当时还以为是出于卫生的考虑——当我们躲在阴沟里的时候，不至于和老鼠、苍蝇一块混日子。

我和其他人非常惊奇地问老士官，为什么第一天不打死几头野猪？这样也省得我们一直担心会饿死。

老士官告诉我们，不是不想打，他时不时用热成像仪在夜间观察垃圾堆的动静，但是头几天来的都不是公野猪。他说在他搞训练的这片土地上，如果有人敢打母猪和小猪，他就会被当地人给枪决了。

然后他非常诙谐地跟我们说：“如果你们把母猪和小猪都给吃光了，那我下次再带人来训练要吃什么？耗子吗？”

2007年4月底，由于各方面成绩比较出色，我在兵团的卡梅伦纪念日那天晋升为一等兵，当时我刚刚服役十个半月。

但晋升为一等兵后，并不能马上就戴军衔。因为，要完成从二等兵到一等兵的过渡，还有一个必须经历的坎儿，那就是按照规矩，向所有老兵和直接长官进行自我介绍。

和所有的前辈们一样，我的自我介绍是从一顶洗干净了的钢盔和几箱子啤酒开始的。

虽然法国的啤酒瓶子比较小，每瓶只有250毫升，但在每一个老兵的面前，都要恭敬地喝下一钢盔的啤酒，在完成这个仪式后我直接就醉倒在了地上。

醒来后，听一个搞卫生的新兵说，我们排厕所里的五个马桶都被我给吐满了。我在前面趴着吐，他在后面给我刷马桶，上一个被我吐过的马桶还没来得及刷完，我又跑回厕所把头伸进另一个马桶里吐。

晋升为一等兵也就标志着我是个老兵了，一下子感觉好多事情都变得格外惬意。那些老兵对我的称呼也一下子由“嘿！吴！”“喂！你！”“哎！中国人！”变成了“嘿！你好啊！”

后来，连队知道了我会画画，就让我做设计，我们二排的标志、楼前的装饰、连长办公室的地毯、张贴在全连楼道里的城市战漫画，包括连长、排长们升职调动前的纪念品，都是我设计的，有的可能到现在还在使用。

在外籍军团，连长、排长的升职调动，正常情况下每两年一次，也就是说连、排主官每两年就会换一批人。我的老排长是个强壮但温文尔雅的法国人。他幽默而且从不紧张，因此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质，既和蔼又威严。

我刚来第二外籍伞兵团报到的时候，要领很多伞兵的装备，就跟在班长后面到处领东西，半路上遇见了我们的排长。

班长向他敬礼，并客气地握了手，告诉排长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兵，一共领回来了12个，这是位中国人。”

排长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胸口上的姓名条，便对我说：“嘿，吴！”

我当时像班长一样对排长敬了个礼，然后就伸过手去跟他握手。

这时，班长突然在旁边吼了一声：“见鬼，吴！”

我当时吓了一跳，不解地看着班长，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

排长在旁边哈哈大笑着，并没有向我伸出手来。

于是我就缩回了手，尴尬地立正站在中间，不解地来回望着他们两人。

班长看到我一脸发蒙的样子，便忍不住笑着朝我再次大声叫道：“见鬼！吴，你傻吗？你想跟军官握手？”

我这才猛地反应过来：“天哪，对呀！我是个新兵，以我的军衔根本没资格跟上级握手！”

我刚想跟排长说对不起，排长就一边指着我的班长，一边笑着对我说：“你要赶紧成为下士。吴，这样我们才能每天握手，和你的班长一样。”

后来，排长调走了，就在我成为一等兵之后不久。那时我离成为下士还有一段路，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跟排长握手。

老排长走后，来了一位新排长。新排长没有老排长那种绅士范儿，更像基层提干的实力派。由于他耳朵顶上有点儿尖，后来胆大的老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凡达。

阿凡达排长入职后，拿中国的老话形容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那个体能训练搞得许多老兵都受不了，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发牢骚。但每次跑步他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军事训练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身泥一身汗，别人动着的时候他动着，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指挥着、研究着。

我对阿凡达排长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年底在凯吕训练和演习时的一个场面。

凯吕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地方，在蒙托邦区，靠近图卢兹。那个地方的湿度很大，植被茂密，气温偏低。

那里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军事基地，据说在1884年就有了。因为环境适宜，并且当地人口也不多，于是大片土地就被军方用来搞轻步兵、空降兵和特种兵的训练。

去凯吕训练，一是为了迎接每年一度的法军建制连战斗等级考评，二是为2008年年初开赴吉布提共和国做准备。

那段时间，阿凡达排长每天早上都带着我们跑步。天气很冷，路边的青草都被冰霜染成了白色，跑步要戴着抓绒帽和手套，时不时会遇到绿野中那仙境般薄薄的一层地表雾气，人跑进去就像闯入了被云雾覆盖的仙踪小径。

有一次跑步，他在最后冲刺时命令我们解散，各跑各的，但每个人都要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跑向终点。

我们几个跑得快的把他远远地撇在了身后，等我们到达终点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望着还在远处跑着的他，纷纷调侃道：“排长不行了，没想到阿凡达也有疲劳的时候。”

排长那天的确是状态不佳，因为等他跑到终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鼻子正一滴一滴地流着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卫衣上、长满金色汗毛的大腿上也全是血滴，连他背后的路面，每隔一段距离都能找到一滴血。

从那起，我就打心底里服了这位拼命的排长。

在凯吕的训练以战斗科目为主，我们平时就住在偌大的军事基地里。军事基地大到去哪里都要开车，从一个自动步枪靶场转场到另一个打火箭筒的靶场，要开车驰骋十多分钟，整个军事基地内遍布纵横交错的内部公路。

我们住在一条公路的边上，很像偏远地区的一所路边简易驿站，只有四壁和房顶。

我用FAMAS步枪打出的最好成绩，就是在凯吕训练时取得的。当时是跟一个德国籍爱吹毛求疵的下士比赛，他说：“吴，跟我比一把自动步枪……”

那个德国下士个子不高，人非常好，而且非常聪明，但就是有点儿吹毛求疵……

我学狙击枪的时候，他是我们集训队的通信兵，而且他既有肩膀上的通信兵标志，也有胸口上的狙击手徽章，这在军团里是非常少见的，很少会有搞通信的玩得好狙击步枪，也很少会有狙击手能玩明白天线和代码。

所以他只要一有机会打枪，不管是短枪还是长枪，就会时不时地在我们面前露几手，给我们做一下动作示范。不过他这样做就搞得好像他是我们的狙击教官一样，所以学员们表面上很折服，心里却对他不太喜欢。

那天，他一个人无聊地坐在电台旁边，看我的FRF2（狙击步枪）枪枪上靶，便跟我约战FAMAS步枪。估计他也是手痒了，或者是觉得我虽然狙击枪打得好，步枪不一定打得好。

“吴，跟我比一把自动步枪！”

“是！下士！”

“那个谁，把你的FAMAS拿过来，还有你的，对！你的枪拿过来给吴。”

一旁的排长和上士副排长听到我们要比试，不但没有责怪我俩不遵守靶场纪律，反而起哄说：“谁输了谁晚上请喝酒嘛！”

“我们没有酒，中尉！德国人打仗的时候不喝酒。”

“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德国人打仗的时候可没少喝法国人的酒，坏蛋！”

“那就咖啡，每天早上把热咖啡端到中尉和我的房间里，哈哈哈！”

“好主意，上士，要不然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和德国人一样，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冻死在去偷伏特加的路上。”

“哦哦哦，中尉！”

“见鬼，对不起！哈哈哈，我说多了，下士，你们赶紧开始。”

他们调侃的时候，我趴在旁边一直在弄那支借来的FAMAS，根本没工夫插话。不过我觉得这种调侃就像我和下士间的小比武一样，在枯燥的训练场上偶尔活跃一下气氛，也是蛮好玩的。

至于输了还是赢了我也不在乎。

结果我赢了。FAMAS卧姿加脚架，5个300米的12秒隐显钢靶，5发5中。

德国下士击倒了两个。

我们趴在地上射击的时候，身后的排长和副排长又在那里调侃：

“加油下士！往左偏一点点就会打中靶子。”

“击中！”

“打哪里去了？上士你看到了吗？”

“见鬼！这回偏左了，就差一点儿！”

“Yes！击中！”

“吴，下面该轮到你了！”

“他妈的！击中！”

“漂亮！哈哈哈，下士有压力了。”

“哇哦！”

“哇哦哦，见鬼的中国人！”

“好吧，下士准备咖啡吧，明天早上。”

其实，说实在话可能是下士的FAMAS不行，因为外籍军团的日常射击训练太多，枪支的状态都不一样，有些稍微新一点儿的枪的确会在精度上好一些。

所以在开始比赛前，我提出了大家都卸下光学瞄镜，仅使用准星照门进行射击的要求，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道影响精度的因素，毕竟枪和瞄镜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射击时，我用上了当侦察兵时的方法，特别有效——用记号笔将准星和照门涂黑，以防磨旧的机械瞄具反光而造成瞄准误差。还有，因为风是从我左边脸上吹过来的，所以我枪枪瞄的都是靶子左边，下士有可能忽略了最后这一点。

输赢无所谓，不过这次的射击，却创造了我这辈子自动步枪打靶的最好成绩。

傍晚，我们回到路边驿站，刚一进集体宿舍，德国下士就跟进来了，对几个正准备擦枪的二等兵吆喝了一声：“你们每天早上都给吴烧一杯咖啡！明白吗？”

“是！下士！”

“很好！”

他说完便走了。

那几个二等兵里有一个瘦瘦的比利时籍法国人，叫杜布瓦，翻译成中文就是“林子”。还有一个矮胖但强壮的波兰人叫“Curron”，我是按照“孤鸿”这个词的汉语发音来记他名字的。

这两个二等兵都和我关系比较好，林子就是那个我趴在马桶上吐、他在我屁股后面帮我打扫厕所的新兵，年龄小，大概十七八岁，长得偏瘦，温文尔雅，但爆发起来却有着惊人的体力和意志力。孤鸿20岁出头，有些矮胖，圆圆的脸，看起来像个娃娃，不过他的性子却和那张脸相反，小宇宙随时都处于爆发的状态。所以，尽管孤鸿是全排服役时间最短的新兵之一，却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子和皮实的身体，被大家看好。

有一次演习，我是狙击手，那位神枪手德国下士是通信兵，林子和孤鸿作为搭档，我们一起被分配到排长的装甲车里，组成了排指挥部。

驾驶员是一位墨西哥籍的医疗兵下士，叫埃尔南德斯，车长兼机枪手是智利籍的中士，叫马丁内斯，他同时还是个医疗兵。

排长一会儿把上半身伸出装甲车用电台指挥，一会儿缩回冻僵的身子看地图，一会儿再伸出头去叫：“停停停！马丁内斯，注意前方的高地！”一会儿又缩回头来对电台喊着：“坐标31T，4028XX—4898XX……完毕！”

德国下士爱抽烟，也爱着急。忙碌的排长总是问他好多通信上的问题：“为什么没信号啦？”“是不是没电池啦？”“你再用DDI（通信初始数据分配器）给我重启一遍。”他被问多了就着急，一着急就抽烟。

但是装甲车里是不允许抽烟的，因为装甲车内部是密闭的而且有很多弹药，所以每次车一停，一有机会，他就打开车门到外面去抽两口。

排长无所谓，他伸出装甲车的上半身早被寒风吹得冻僵了，所以感觉不到冷。可对我和林子、孤鸿三人来说，德国下士一会儿开一次门，简直就是一种虐待。装甲车本来就是个冰凉的铁盒子，大冷天的几个人好不容易把里面的空气给暖得没那么冷了，他就打开门下去抽口烟，而且为了防止装甲车突然前进把他丢下，还严禁把门关上。

孤鸿给气得，眼看着小宇宙就要爆发了。

林子也看明白了孤鸿的那张脸，便伸手在自己的背囊深处掏了半天，掏出了一根腊肠，仔细地用刀子切成片，一边分给孤鸿和我，一边安慰着说：“好了孤鸿，我们不给下士肠子吃，让他去抽烟吧！”

孤鸿嚼着肠子，绷着那张也不知道是气得还是冻得铁青的脸，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我要把这家伙的下巴打掉！”

林子听了便一个劲地看我，因为以孤鸿的性格完全做得出来。

我觉得新兵当着排长的面打老兵不太合适，便咽下嘴里的肠子，跟林子说：“借你腊肠用一下。”

说完我一把拿过林子手里的腊肠，把它吊在靠近装甲车门的中央上方，一个用来固定AT4（反坦克火箭筒）的铁卡上。

林子和孤鸿两人正不解地看着我，这时半个身子在车外已经冻成冰棍、对车内情况毫无察觉的排长大吼一声：“出发！我们去前面收拾敌人！”

装甲车外的德国下士听到命令后果断地扔掉烟头，“嗖”地一下钻回车里。结果，他头顶上的钢盔和那僵硬的腊肠碰撞出了“咚”的一声。

装甲车启动后，便开足马力在坑坑洼洼的泥泞中加速前进，害得一时关不死沉重车门的下士，任由头顶来回摇摆的腊肠“咚咚”地敲了半天脑袋。

孤鸿笑了，用孩子般愉快的脸蛋看着我，我朝他挤了下眼。

德国下士千辛万苦地关上车门后，抬头看了一眼便恼羞成怒地一把扯掉腊肠，朝我们大吼。

装甲车内部的噪声实在太大，下士喊的什么我们都没听见。

凯吕的训练结束了，终于可以离开这片冰冷潮湿的基地，回到那座四季如春的宝岛。

当长龙般的车队快要到达马赛港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海风的温暖。一进港、一下车，便闻到了地中海的气味。傍晚时人和车都登舱了，一夜渡轮，无数战友在船上的酒吧里泡到烂醉。

第二天到了科西嘉，潇潇白云不掩烈日，天空像海水一样蓝，再远看巴斯蒂亚港周围的群山，是永远的绿树葱葱。

从巴斯蒂亚下船后，跑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们便回到了驻地。

所有人都忙着将武器入库、交还器材、保养车辆。一直忙到将近傍晚，才三三两两地结队去营区超市买食品和饮料。

在超市提着满篮子的牛奶、果汁和韩国方便面付款时，见到一个佩戴绿色肩巾的二等兵从电动门外奔跑着仓皇而入，进来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所有排队的人一个立正加一个军礼。这个人就是达拉斯，他是我们排兵龄最短的新兵之一。

达拉斯和同为新兵的孤鸿正相反，无论性格上、体能上，还是工作上，他都像一个巨婴。

一次集体晨跑后，我做完伸展、洗完澡，拿着三明治坐在卧室窗前正在啃，猛然看到几乎快累死的达拉斯刚刚跑回来，他比倒数第二的人都慢了将近30分钟。我们总共才跑了不到一小时。

我问同屋那个正准备啃面包的新兵：“既然他一直都是最后，他怎么来当伞兵的？”

“也许是他想来？不知道。”

“即使是他自愿的，也不应该会得到批准啊，他的成绩记录在那里放着。”

“很奇怪不是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这里遭罪，可能那些长官就是想让他来这里遭罪？”

“你要是达拉斯会愿意来当伞兵吗？”

“我要是他，连兵都不当。”

“是啊，身体不好干吗要当兵呢？在家里老老实实地画画或者做个会计师什么的也一样。”

“我要是他的话就去放羊。”

“放羊？”

“羊可以吃，羊奶可以做奶酪，羊毛可以织毛衣，羊皮可以换红酒，还不用管它们每天吃什么，反正只要地球还在它们就能吃得很饱。”

“哦！”

我想象不出一个不适合当兵的人，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严苛的战斗部队的。这个答案，也许只有那个不适合当兵的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