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梳洗完毕从宾馆出来，站在人行道上东张西望。先生一心要带我和女儿去喝香港风格的早茶，无奈我在家里的日子简单惯了，早餐不过一杯浓茶几片饼干而已，真要在这时候坐进堂皇的酒楼吃凤爪虾饺之类油腻物事，肠胃就有点消受不了。我说：“顶好找个小食档，清清爽爽喝碗稀饭什么的。”话音刚落，身后有个男人操地道的上海腔插了话：“这里不就是小食档吗？稀饭豆浆都有的！”我回头，这才看见说话的人戴一顶雪白厨师帽，正把他面前的小小蒸笼掀开，**性地展示其内容：是一笼四只乒乓球大小的鲜肉汤包，面皮雪白透明，中间露一点嫩红色肉馅。

我女儿一向是个饕鬄之徒，见了小笼包眼睛要发亮的。我先生久居香港，对家乡风味的小食更是情有独钟。如此，我们乖乖地服从指引，走进这家专卖早点的上海小食档。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上海人，穿利落的踩脚裤和毛衣，头发盘在脑后，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交替使用，在五六张桌面的店堂里风风火火跑成了一只陀螺。她一手端茶壶，一手拿抹布，不断地招呼客人落座，斟上茶水，介绍店里的各样吃食，帮客人选择决断，而后大声报给做侍应生的小姑娘。我女儿自然要了小笼包，先生要的是馄饨和锅贴，我要了豆浆和两根油条。老板娘劝我只要一根，说是多了会浪费。端上来一看，那油条果然胖大得不同凡响，切成两寸长一段，堆了满满一小盘。

出于职业本能，每到一地我总喜欢盯住身边的陌生人傻看。我发现店堂里落座的是清一色上海人，从他们的举止和服装看，显而易见是来这里出公差的中等级别的干部们，他们或三五一群喝着豆浆谈笑风生，或独自一人沉思地啃着糯米饭团。老板娘说隔壁就是中旅社的宾馆，在宾馆里住的大都是上海人，她这小店就是做这些上海人生意的。她说，人就是怪，在上海时天天盼着有机会进大饭店吃西餐，到了外面却又拼命惦记着家乡口味，喝碗粥吃碟酱菜也觉得舒坦。她还说，她到香港不过五六年时间，能租下这个闹市口的铺面做生意不容易。她这话我信，因为她身上的衣服是典型的五六年前在上海流行的款式。

饭后结账，记得先生付了六十多块钱，不便宜。

过几天我们搬到蛇口招商局在香港办的一家宾馆住。那实际上是一家内部招待所，其中大部分员工是从国内去的，无论语言和感觉都透着亲近。在我们那层楼面打扫的清洁工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稀疏的头发剪到齐耳，穿一件洗得很旧的花布衬衫，一条咖啡色涤棉裤，裤腿总是塞在一双黑色高筒雨靴里。她弯眉细眼，面色微黄，紧抿着薄薄的嘴唇，一声不响地擦地、抹桌、冲洗卫生间，做事很勤勉。有一天她打扫房间时我和女儿正说话，她默默地听着，突然直腰问一声：“侬是上海来的？”我一愣，回答：“不，我是南京来的。”她亮起来的眼睛马上暗淡下去，使我顿时有一种对不起她的歉疚。

经过简短的聊天，我知道她曾经是插队北大荒的上海知青，母亲在香港，她当年回城后找不到工作，就投奔母亲到香港来了。她说她有孩子在上中学，还租了一套房子，日子过得很不轻松。她替我把床底下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收拾出来准备扔出去时，说了一句话：“你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当时只觉心里轻轻抖了一下。

她身上的衣服是大陆十五年前的式样，如今只在偏僻的农村能够见到。跟小食档上老板娘穿着五六年前的上海时装一样，时光仿佛在她们身上停留不动了。

那一天我们全家去玩海洋公园，在山顶上等着坐一种状似人造卫星的太空车，那车能载二三十个人，然后轻旋着沿一根轴上升，在最高处让游客观赏港岛全景。排队等候的时刻，呼啦啦来了一个庞大的旅游团队，男男女女，有老有少，戴着一模一样的帽子，穿着比青山绿水更加鲜亮的衣服，说着，笑着，娇喘着，惊叫着，整个的旁若无人。他们都是上海游客，他们那一口尖利急促的上海话使他们远远地游离在其他游客之外，独自形成一种态势，一种气氛，一种很昂扬的亮丽的风景。

我忽然想到了小食档的老板娘和招待所的清洁工，不知道她们这些年中有没有来海洋公园逛过玩过？她们若是有朝一日和这些旅游团队的先生小姐们相遇，心里会不会后悔当初走出国门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