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去了。他到福建出差，突遇车祸，在医院里昏迷一个多月，终于还是去了。

长途电话打来，是金秋十月的一个星期天，窗外阳光灿烂，刺得我目眩神迷。我忽然想起七年前，也是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十月，朋友的妻子回南京分娩，朋友带我去医院里探视他的妻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朋友四十出头才得一子，他去的那天，或许恰逢他儿子七岁生日的时候？或许……或许！

我十七岁踏入文学之门，也是在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他。在文学界我诸多的朋友中，他是我结识最早、相知最深的一位。那时候他是回乡知青，我中学还未毕业，我们同在县文化馆参加创作学习班。我年轻稚气，对世事懵懵懂懂。他长我几岁，加之个子高大，面相老成，举止沉稳，在我的眼晴里仿佛是长我一辈的人。从这一点判断，他之读懂我，比之我读懂他，要早出很多很多吧？

几年后，我以插队知青的身份被借调《雨花》工作，朋友却已经是南师大的工农兵学员，我们在南京得以重会。他仍然是虔诚的业余作者，常常去编辑部送稿子改稿子。他人极朴实持重，散文却写得秀气甚至是华丽，我不太喜欢他文章的这种风格。他把他个性中的谨慎、认真、负责和好胜带到了文章里，就使文章变得拘紧和装饰过度。我觉得他当领导比当作家合适，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我进入北大读书的那一年，忽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他和南师大几十名毕业生自愿去西藏工作了。春节我回老家过年，他也回老家休假，在我家小住过几天，目的是为了给我看他新写的一部长篇，立逼我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两年不见，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原人，两颊遍布被紫外线灼烧的痕迹，更显出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他跟我们一家人大谈西藏的壮美和神秘，连我九十高龄的外婆都听得痴迷。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这辈子无论如何要去一次西藏。十年之后我果然得到参加“太阳城”笔会的机会。作为东道主，他找来两部破旧的吉普带我们去藏北拉木错神湖，和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次草原雪山间的九死一生。过后他谈起在西藏无人地区的几次远行，我才知道这样的生死在他来说已经十分平常。

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南京，他几乎是前脚后脚地到了北京，入鲁迅文学院学习。他写出了好几本关于西藏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雄心勃勃地要在他笔下展现更为壮观的西藏历史的画卷，为此他迟迟不肯离开那片迷人的高原。他是在儿子出生以后才调至北京工作的。他最为得意的一部电影叫《女活佛》，我却始终无缘欣赏得到，这是我至为遗憾的一件事。

同为文学圈子中人，我们不止一次在大会小会上相遇。我多次领略了他思辨色彩极浓、慷慨而又平和、很有蛊惑力的发言。那不仅仅是靠口才，那是一种被理想色彩所照亮的通体透明，那种对文学的博大的痴爱，对国家对民族的沉重的使命感，对人生境界的极高追求，今天在我的同行中已经很少见到了。为此我常常有意无意躲避与他的交谈，他那些沉甸甸的话题使我觉得累。跟他相比，我实在是个浅薄的人。

朴实憨厚、与世无争仅仅是他的外表，实际上他傲骨铮铮，自视甚高。他常常叹息生命苦短，来日无多，总觉该做的事情太多，做成的事情太少。细想起来觉得可怕，好像他是一步一步跨着标尺往前走路的，他知道自己已经走过了几格，前面还有几格可走。我不止一次嘲笑过他的认真，人要是把目标定得太精细太具体，岂不是每一天都活得疲惫不堪？他却反过来责备我的不思进取，他不止一次逼问我想不想得“茅盾文学奖”？想不想得“诺贝尔文学奖”？想不想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他甚至特地从北京给我寄来昆德拉的那本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所有文学上的老师和朋友中，指责我对自己要求不严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父母家人，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的了。他熟知我的丈夫女儿，我的父母兄弟，我的家族历史，甚至我的几次恋爱。二十多年的相知相交毕竟是岁月一天天垒起来的。他说，将来我若成大作家，他便是研究我作品的权威。他为什么没有等到那一天就永远地去了？是他对我失望了？对我信心不足了？

倚在窗口，仿佛又看见他从遥远之处大步走来的样子。他穿一双相当破旧的旅游鞋，肩上扛的、背上背的、手里提的，是灰尘仆仆的沉重的旅行包。他头发零乱，面色焦苦，微微佝偻着过高的身个，脸上是一成不变的、谦和的、沉稳的笑，只眉宇间的深深纹路诉说着他心里的渴望和焦躁。

这是他每次从西藏、从北京回到家乡时的形象。

地球是一个大世界，每个人又和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分组成无数小世界。朋友去了，我和他之间的世界就消失了，永生永世地消失了。日后我又会有新的朋友，组成新的世界，可永远不会重复失去的这个。就像欧洲某位先哲说过的那样：“人不能同样两次渡过同一条河。”

写下这些，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