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我大姨妈是镇江蚕桑专科学校的女学生，姨夫则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原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料有一年暑假两人都到南京游玩，在一个双方家庭共有的熟人家相遇。谈起来，原来彼此是同乡，彼此的家庭有些来往，于是两人成为好友。从南京坐江轮回家乡，一路耳鬓厮磨，友谊升华为爱情，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姨妈和姨夫订了婚姻。

从此每逢寒暑假，姨夫日日泡在了我外婆家宽大的宅院里，日出而入，日落而归，像上班一样守时。姨妈和姨夫间的风花雪月属于旧时的爱情，只能重现于我的想像之中。奇怪的是，我想像中的情景没有一丝一毫伤感和惆怅，有的只是缠绵和热烈，活泼和灿烂。听我母亲说，当年幼小的她常见姨夫姨妈横躺在黄铜大**，脸对脸说话。母亲一惊一咋奔进厨房，告诉我的外婆：“大哥哥咬大姐姐的舌头了！”烧锅打杂的下人们捂嘴大笑。外婆哭笑不得，扬手在我母亲头上拍一巴掌，喝令她不得胡说。

还有一次，姨妈穿戴了姨夫的西装礼帽去见我的太外婆，太外婆老眼昏花认不出孙女，竟拍拍身边的床沿道：“是哪家的相公来了？请坐请坐！”姨妈一声喷笑，引得全家人乐不可支。

姨妈毕业回家乡，在一所女子专科学校任蚕桑科教员，月薪十块大洋。当年十块大洋不是个小数目，姨妈竟全都用在她的衣服饰物上。二十岁的姨妈身材高挑丰满，一张标标准准的鹅蛋脸，皮肤白嫩如雪，漆黑的美目似流星闪烁，顾盼之间带着一种可爱的傲然。她穿一件购自上海的西洋红的连衣纱裙，领口钉着皱皱的花边，袖口用薄纱堆制出花苞的形状，裙摆自腰部以下蓬松开来，腰后钉一只很大的同色缎面蝴蝶结。一头瀑布般的大波浪烫发披散在修长白皙的脖颈上，圈起的发丝随走路时步履的节律扬起又落下，极具飘逸的动感。在她浑圆的手臂上，照当年时髦的做法，把一只扁扁的金镯戴在肘窝到肘弯之间。

这样的姨妈，走在家乡的大街上，可以想像该有多高的回头率！

姨妈和姨夫结婚时，外祖父已经去世，家道中落。外婆为不失面子，几乎倾其所有为姨妈陪嫁。其嫁妆之奢华之丰富，我不必在这里一一多说。姨妈和姨夫在家乡度过一个短暂而幸福的蜜月之后，抗战随之爆发，日军占领县城，小夫妻随家人逃难到偏僻的乡下。姨妈在乡下怀胎十月，生下一个跟她同样漂亮的女儿。却不料姨妈红颜薄命，产后有尿排不出体外，腹胀如鼓，竟至活活憋死。几十年后我翻查医书，知她所得病名为“产后尿潴留”，原不是什么疑难怪症，只为乡间被日军封锁，无法延医请药，姨妈白白丢了年轻的生命。

姨夫碎失爱妻，心痛欲碎，处处睹物生思，竟至一刻也不能在故地延留，便起意去重庆做事。他走时将姨妈的几件首饰带做纪念，一路生怕遭抢丢失，是打通了一根竹竿灌进首饰，再封了口，当做挑行李的扁担掩人耳目。

他们的孩子未满周岁时死去，家人不敢告知姨夫，姨夫便一直以为孩子活着，后来他去美国留学，不断从大洋彼岸寄来孩子的用物，直至抗战结束他学成回国。

姨夫供职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交通部，久未续娶。旧时的爱情，相比于如今婚姻生活的瞬息万变，是否要坚贞和恒久许多呢？

一九四九年姨夫随蒋政府撤到台湾，仍旧在交通部任职，兼做大学教授。直至六十年代，姨夫年届六旬时，才与一位照顾他多时的护士结婚。婚后姨夫不改旧习，年年在姨妈忌日为她焚香上供，并且令他的继室与他同拜。

姨夫在去年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他的小妹去台湾看他，他托小妹给我母亲带了一大罐台湾的高山乌龙茶。我母亲知我嗜茶，又将此礼物转赠与我。此茶汤色嫩绿如春天刚发芽的新柳，异香扑鼻，久泡不败，是我所喝茶叶中最好的一种。至今我仍在打听国内是否有卖。

不知姨夫的灵魂如今有没有飘过大海回到故乡？姨妈在地下苦等他近六十年，双双有山崩地裂化蛹为蝶的那一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