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程”中，与“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除考古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外，另一个就是对青铜器的分期和金文历谱的研究，这个方法是其他课题所没有的，也是本课题的一次创新性尝试。

清同治十一年刊《攀古楼彝器款识》插图

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研究青铜器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秦汉已有萌芽，此后渐成一种专门独立的学问。宋以来名家辈出，如刘敞、吕大临、薛尚功、阮元、吴大瀓等，都在这个领域中颇有建树。尤其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青铜器著录的典范。这部完成于1092年的《考古图》，其成就正如现代考古学家李济所言：“用最准确的方法，最简单的文字，以最客观的态度，处理一批最容易动人感情的材料。他们开始，并且很成功地，用图像摹绘代替文字描写；所测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宽度、长度，连容量与重量都记录下了；注意的范围，已由器物的本身扩大到它们的流传经过及原在地位，考订的方面，除款识外，兼及器物的形制及文饰。”这部流传后世并备受推崇的《考古图》，其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它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搜集、研究的一个高峰。但是，古代的研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与方法上的不足。由于流传的大批青铜器，绝大多数是偶然发现或者盗掘所出，没有明确的出土记载，只能一件一件孤立地研究。同时，古代的金石学家始终是因袭旧习，研究中大多偏重金文，无文字的器物往往被误以为缺少价值而遭到弃置。尤为严重的是，“对于原始资料审订的工作及取得手续，这八百年来的古器物学家没有充分地注意”（李济语）。同时，他们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都缺乏全面考察，因此就年代的推定而言多不可靠，甚至是一团混沌。所以，“当金石学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是日暮途穷，需要新的方向了”。

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积郁了八百多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迅速发展，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器窖藏的发现和从贵族大墓中出土的丰富多彩的青铜器群，为青铜器研究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长期以来就以成批出土西周青铜器而闻名于世。汉之后的两千多年来，周原一带不断有青铜器出土。闻名于世的大丰簋以及被誉为“海内三大奇宝”

周原齐家村出土的方座簋及“周我父”簋盖

周原青铜器出土时情形

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重器鸿宝”，就出土于古老的周原大地。它们或出自墓葬，或出自窖藏，仅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就有3000余件。特别是陕西省扶风、岐山之间周原遗址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更是埋藏丰富，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如1961年在齐家村东壕附近发现的一处编号为60F齐家J4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3件无盖、上有“周我父”铭文的铜簋。13年之后，又在这个窖穴的南边30米处发现了另一处青铜器窖藏，并出土铜器7件，极为巧合的是，其中3件上镌“周我父”的铭文的簋盖，在形制、纹饰上都和J4出土的镌刻“周我父”的簋完全对应。由此可见它们是同时铸造的原配器物，并属于同一人所有，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分埋在了两处。再如1974年在周原的强家村，1975年在董家村、白家村南等地的发现中，多有长铭重器，成组成套，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尤其是1976年发现的扶风县庄白1号窖藏，出土铜器的数量多达103件。铜器的年代范围分布于西周早、中、晚三期，大多属于一个姓微的氏族所有。铜器铭文在30字以上的有20余件，其中一件著名的“史墙盘”铭文有200多字。这批铜器被埋藏在一个长方形竖井状坑中，从表面看窖坑挖得有些草率，四角颇不规整，但坑内的青铜器却放置得相当整齐，看来当年这批铜器的主人在埋藏器物时还是颇为从容和精心的。

从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本身的特点看，不但数量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铜器铸造的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多数经过科学发掘和清理，并按照考古学的严格要求，对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和铸造工艺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对窖藏、墓葬发现的位置、年代以及这些窖藏与周围其他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层位记录与对比研究，从而为历史年代学的断代发挥了重大作用。

率先对青铜器铭文进行科学断代研究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他在1931年编撰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和在1935年增订出版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采撷两周青铜器300余件，其中西周王臣之器162件，东周诸侯之器161件。该书首次将现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之中，将器铭本身可以表明某王世的器物作为标准器或尺度，以其中的人名、事迹以至器物本身的造型、花纹、铭文字体等特征，去判断别的器物，从而把许多本身并未标明王世的青铜器归结在某一王世之下。郭沫若推定西周等时代有铭青铜器的断代方法，不但对器物时代鉴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使青铜器铭文进一步具备和增强了科学价值，从而奠定了青铜器断代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意义。继郭沫若之后，有许多学者对西周青铜器进行了断代研究，其中唐兰、郭宝钧、陈梦家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王世民（左）与张培瑜在“工程”会议间隙讨论西周王年问题（作者摄）

正因为青铜器断代具有如此重要的科学价值，故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这一专题。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做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

目标中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其研究的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些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妄加推算的情况。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

王世民，江苏徐州人，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爆发前的近十年间，他在曾任考古所副所长、所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和文物资料管理工作。1963年，考古所开始筹划由著名甲骨学家、青铜器断代专家陈梦家主持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王世民被所领导派往参加、协助陈梦家工作。按考古所当时的计划，《殷周金文集成》在几年之内可望完成出版，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次次政治风暴的袭击以及陈梦家本人悲剧的发生，这部书稿也命运多舛。

陈梦家撰著的《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1962年被易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1911年4月12日出生于客居南京的一个牧师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16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20岁出版《梦家诗集》，接着又陆续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铁马集》等诗作，并成为新月诗派的后起之秀。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陈梦家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于第二天就和三位同学一道，从南京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投身著名爱国将领蒋光鼐为总指挥的十九路军，加入淞沪抗战的队伍之中。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日前线，陈梦家以诗人特有的**和爱国情怀，写出了一篇篇闪光的诗作，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义愤，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抗战御敌的豪迈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斗志。1932年，陈梦家随著名爱国学者、诗人闻一多赴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助教。在此期间，开始对古文字研究产生兴趣。自1934年开始，陈梦家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以容庚教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1936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从此走上了专治古文字和古史的道路。

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南迁后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陈梦家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由北平南迁昆明，在新组建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尚书》等课程，并从事古代宗教、礼俗方面的研究。1944年9月，陈梦家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应邀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之后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不驻校专题研究员，主要考察、研究流散美国各地的中国青铜器。在美的三年里，他先后造访了上百处公私藏家，亲手摩挲千余种铜器，摄取图形图片，打制铭文拓本，对各种情况做了详细考察和记录，并于1947年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英文稿）。1962年，此书的中文稿的标题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陈梦家还曾远赴英、法、瑞典、荷兰等四国首都以及加拿大多伦多，收集当地所藏中国青铜器资料。在他不辞劳苦地奔波和努力下，共有两千多件国外所见青铜器资料被收集起来，成为国内外青铜器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书影

1947年秋，陈梦家离开美国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继续讲授中国文字学等课程。1952年秋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协助夏鼐副所长主持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开始，陈梦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峰时期，在短短的几年间，他精心收集四万多片甲骨拓本，进行全面的综合整理，并对董作宾的“贞人”说和甲骨分期断代“五期”说以及“十项标准”做了补充和修正，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尤其是他于1956年出版的七十余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1956年近57年的研究成果，并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究甲骨学的精深造诣，对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的经过、方法和内容等，特别是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述，综合叙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内容，在许多方面较前人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并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学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潜心研究甲骨学的同时，陈梦家又以早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撰写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他认为，年代是历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须对此先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史事才可能有所依附。但不幸的是两千年以来，这些年代都在不定之中。学者们所标定的先秦年代，都是根据不甚可靠的材料，拟构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为渺茫。今日要定这一段的年代，所凭借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战国以来的书籍记录，一是古器物铭文。前者则以晋代出土的魏国《竹书纪年》最为可贵。其他书籍所记，或失之过晚，不用则可惜，用之则不能尽信。后者则因近代古物学的发达，颇可补文献之不足，证文献之可据。此两种材料若能审慎使用，加以精密考证，先秦年代的疑问，也许可以略略发现一丝曙光。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和理想，陈梦家才不惜才力，对西周青铜器做进一步断代研究。在书中，陈梦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针对西周的年历问题指出：“西周年历的重拟，应该有步骤的作去：首先作铜器断代的工作，从花纹、形制和出土地寻求某组某群铜器外在的联系，再从铭文内容寻求其内部的联系；其次有了若干组、群可以大约断代的铜器，就其所记的年月日推求各王在位的最低年数，从一个王朝的几组铜器排比其年月日的历组；最后由于各朝历组的排比而得西周历法的大概面貌（历法可以小小变易的），将前后相连接的王朝的铜器历法组串接起来，在串接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记载的王朝年数。”正是在这样的治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陈梦家在进行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时，对已有铜器资料做了尽可能的彻底清理，并密切关注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仅深入分析器铭内部的多方面联系，而且更注重铭文字形、书体、器物形制和纹饰的相互比较，力主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一切，对西周铜器研究进一步走上考古类型学的科学轨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5年至1956年，是陈梦家在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上最为春风得意的两年。在此期间，他的长篇巨著《西周铜器断代》部分手稿开始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并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其早些时候的《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等著作，也在这个时期正式出版或再版。与此同时，他还着手将过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并很快完成了美国、北欧和加拿大三部分册。意想不到的是，正当陈梦家处于事业的顶峰时期并忘我劳作之时，灾难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1957年夏，他被划为“右派分子”，蒙受了不白之冤。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的《西周铜器断代》被迫停止连载，而已编成的《中国铜器综录》分册，也自然断了出版的希望。陈梦家从人生与事业的顶峰一下滑入低谷，在精神上蒙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创伤。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着精神上的痛苦，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

又一次暂时获得解脱的陈梦家

1963年，经过了六个寒冬煎熬的陈梦家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在阳光初露的春天里，遵照考古所的计划要求，他开始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工作，同时继续撰写《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令人扼腕的是，1966年“**”爆发，陈梦家曾经历了“反右”一劫，现又遭遇到“**”的厄运，他又一次成为“革命”的靶子，在势如滔天的恶浪中，他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和人格的污辱，于1966年9月3日含冤自戕，年仅55岁。由他所主持编纂和撰写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书也随之搁浅。

“**”结束后，随着新的科学春天的到来，《殷周金文集成》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陈梦家已撒手人世，这项工作在夏鼐的指导下，由王世民负责。他们会同陈公柔等几位专家，倾力投入到搜集资料、考释、研究与编撰之中。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自1984年开始至1994年，《殷周金文集成》共18部陆续编撰完成并出版。这套历时近40年，凝聚了两代考古学家心血和智慧的皇皇巨著，共收集自宋代著录至20世纪90年代初1000多年间有铭文的青铜器近1.2万件，为青铜器铭文和有关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王世民等在“工程”中的研究成果

就在参加编撰《殷周金文集成》的同时，遵照夏鼐的指示，王世民和考古所的张长寿、陈公柔等青铜器专家，又开始了对陈梦家遗著《西周铜器断代》的整理工作。前已叙述，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曾于1955—1956年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过部分内容，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骤变而中断。王世民等人接手这项工作后，将陈氏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遗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交由中华书局予以出版。再后来，王世民作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500册）其中一个分类《中国青铜器全集》（16册）的编委，负责西周诸侯铜器（第6册）的编撰工作（张长寿参与该书商代晚期部分）。正因为有了上述经历和学识，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关于“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专题任务就落到了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青铜器专家的肩上。

在研究中，王世民和其他两位专家都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研究者在考订西周有铭铜器的年代时，虽已注意到器形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却长期缺乏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作为参照，而对西周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也往往与传世有铭铜器对比不够。因而，这次研究在迫切需要广泛收集已有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的同时，还需认真进行考古类型学的排比分析，在重新考察西周铜器主要器类发展谱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的相对年代。

按照以上研究思路，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学者，将收集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分为五个部分：（1）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2）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3）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4）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5）其他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陈公柔、张长寿排列的青铜器鸟纹图谱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王世民等学者根据上述五个部分铜器的图像资料，选取比较常见的如鼎、鬲、簋、盘等11种器类共352件标本，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之后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最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如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与其他器物的关联情况等，并判断它们的大体年代。与此同时，还要对西周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例如鸟纹、兽面纹、窃曲纹等进行系统研究。通过排比分析，探讨几种铜器纹饰的演变规律，判明它们的主要流行时间，在不同时期的纹样特点、装饰部位以及与其他纹饰的搭配关系等。最后，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是铭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组关系，以及年代明确的墓葬的同坑关系等，综合起来考察它们的谱系。当这些缜密而烦琐的工作完成之后，王世民等三位学者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当的王世为：

早期：武、成、康、昭

中期：穆、共、懿、孝、夷

晚期：厉、宣、幽

由于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所判定的年代就较为客观合理。

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1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做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

西周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分期断代表

续表

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确定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五件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晋侯稣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按“工程”设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个支点，整个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1992年，陕西省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铜鼎。该村位于县城南约2公里的申店乡，此处西为神禾原，东为少陵原，潏河从南而来，在徐家寨村南折而西流。这一年，长安县在此处大搞黑河引水工程，就在引水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包括吴虎鼎在内的一堆青铜器被隆隆的推土机推出。由于工地环境复杂，人员混乱，吴虎鼎等青铜器刚从泥水里推出，就被现场的民工哄抢一空。长安县文管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赶往工地展开调查，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吴虎鼎等大部分出土的青铜器被追回。由于出土地点被破坏，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已无法知道具体的埋藏情况了。

“工程”成员在考察吴虎鼎铭文。自左至右：刘雨、陈久金、李学勤

据长安县文管会穆晓军后来发表的文章称：“所出吴虎鼎为立耳，小平沿，半球形深腹，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带。窃曲纹为变形夔凤纹，中间有目，下衬一道弦纹。腹底三足间有三组弦纹，每组两道。此鼎通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耳高7.9厘米、耳宽9.5厘米、足高18厘米、足径4厘米、壁厚0.5厘米，总重15.4公斤。”

吴虎鼎被追回后，一直作为一般文物放在县文管会的库房内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库房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鼎上的土锈进行剔除时，才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铭文。铭文镌刻在鼎腹的内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计164字。由于一足脱裂，造成了几个字残缺不全。经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及其他专家释读后，发现其铭文的内容是：

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从形制、纹饰看，吴虎鼎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吴虎”非吴氏，“吴”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铭文中“周康宫夷宫”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剌王”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校正，在证明《史记》纪年可信的同时，可以将此鼎铭文中记载的日历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

吴虎鼎铭文拓片

晋侯墓地M8墓室平面图。右下角为盗墓贼劫余的两件铜编钟

2.晋侯稣钟与善夫山鼎

晋侯墓地M 8墓出土的两件稣钟摹图与铭文

晋侯墓地M 8墓经盗墓贼盗掘后，出土的两件稣钟

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自1986年之后，即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继而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整个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许多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惨遭洗劫。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盗墓狂潮中，1992年秋，遗址中晋侯墓地M8号墓又遭到了盗掘。狡猾的盗墓贼利用地形地物，先将墓室东南角用炸药爆破成一个竖井状的坑道，然后顺坑道下挖至椁室东南角的底部，紧接着再向西横穿一个圆洞直接到了棺椁的足端。正当盗墓贼顺洞而入并在墓中疯狂地劫掠器物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由于村民的制止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珍贵文物仓皇逃离。

鉴于该墓葬已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七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四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同伴，并和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看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马承源，1927年生于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少年在家乡读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天，14岁的他随父亲乘坐一只小帆船从海上漂泊至上海，不久即入上海的一所中学就读。在中学时期，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当他考入大夏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历史系后，因频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逮捕的黑名单。随着形势日趋恶化，1948年，他被党组织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随军南下重返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公私合营等社会改造运动，其间差点当上了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厂长。自1954年起，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后长期担任该馆馆长。

马承源（左一）介绍香港友人叶肇夫捐赠的子仲姜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1992年，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由于职业的习惯，便经常趁工作的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逛逛。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浏览中，他发现许多内地出土的珍贵文物在此明码标价出售，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些流失的国之重宝尽己所能地抢救回来。在回上海前，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让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给马承源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十四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在确定为珍贵文物后，他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连一件也买不到。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然后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来了。

当十四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这十四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干等皆不相同。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的文字做了反复的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八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第二组六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两件编钟。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两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两件小编钟，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连缀起来。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十四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两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两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八件一组。后来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两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发现其音阶与同组的另六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十六件编钟同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出土。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从香港购回的十四件晋侯稣钟

由于马承源、张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这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异域，这批编钟的抢救回归，在创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个奇迹的同时，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香港购回晋侯稣钟拓片

根据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稣，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稣”的记载，故编钟被称为晋侯稣钟。两组十六件编钟共刻铭文三百五十五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自马承源最先将前十四件编钟的材料公布于世并做了详细考释论述之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编钟铭文中所记的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这无疑将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编钟的历日和纪时词语为：

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由于晋侯稣钟铭文的珍异和重要性，在引起学术界强烈关注的同时，也使学者们对铭文所涉及的许多疑难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

从《史记》看，晋国的历代侯中，没有一位叫“稣”的人。但《世本》及三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稣”。据李学勤等专家考证，“籍”和“稣”相通，故司马迁所载的晋献侯籍就是编钟铭文中的晋献侯稣。

晋侯稣编钟铭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样，通观整个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周厉王和周宣王，但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周宣王十六年的时候，晋献侯稣已死亡，由此可见编钟铭文所说33年，绝不在周宣王时代，只可能在厉王时代。按照李学勤的推断，铭文中的晋侯稣系厉王即位后追称，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出征作战的胜利品，后来将之配成了全套，作为纪念。因缴获的钟不会有铸好的文字，于是后来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而改变了。

关于编钟及其铭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而学者们又大多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为了配合编钟的专题研究，由工程项目办公室专门邀请了李学勤、王世民、陈久金、张培瑜、高至喜、裘锡圭等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进行讨论。经过专家们集思广益，多次研究探讨，终于推定晋侯稣钟的“三十三年”应为厉王时期的年数。为了检验这个推定的正确性，测年专家对天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16—前800年。为减少失误考虑，测年专家又用加速器质谱计对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样品测年，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14—前797年、公元前810—前794年。两种样品所得数据基本一致。《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籍（稣）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相吻合，所以晋侯稣钟的“三十三年”当属厉王。

晋侯墓地M8墓的木炭，经14C测年的拟合数据

既然编钟铭文“三十三年”已定为厉王时期，根据《史记》记载，由于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献记载中明确的历史纪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么厉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记·周本纪》载，厉王在位共三十七年，而《史记·卫世家》和今本《竹书纪年》又说厉王在位均不足三十年。文献上的抵牾与矛盾，用晋侯稣钟来加以校正，可知厉王在位应超过三十三年。

尽管晋侯稣钟否定了今本《竹书纪年》厉王在位不足三十年的说法，但仍无法肯定司马迁《周本纪》记载的准确。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又设法利用另一件青铜器来做推定，这就是颇负盛名的善夫山鼎。

善夫山鼎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研究者认为以上第二条二月干支有误，决定将“癸卯”改为“辛卯”，从而变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这样干支、历日俱合。作为这一旁证，再次证明晋侯稣钟“三十三年”为公元前845年的准确性。

由于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