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上述青铜器的研究,西周晚期的王年已经推定,而中、早期王年,同样可以用青铜器加以推定。揭秘正在继续。
1.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事情就是这样的巧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的1996年8月,从陕西传出消息,一件青铜虎簋盖在陕西丹凤县被发现。经专家推断,这件青铜盖应是和虎簋连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器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盖埋入泥土之中。剔除土锈后,发现此盖是一件西周青铜器,上有铭文161字,起首云: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内(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内)史曰:……
虎簋盖被发现之后,立即引起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青铜器专家的普遍重视,专家们遂集中精力对此盖的铭文进行研究。陈久金等金文历谱专家根据铭文月相、干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时代都可相合。为此,围绕虎簋盖到底属于哪一个王的问题,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正当大家争论不休时,一个意外的插曲出现了。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应邀到台湾做学术交流,其间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师虎簋,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盖的花纹跟陕西丹凤出土的虎簋盖相同,铭文中均有“文考日庚”字样,用字措辞也均相同,由此可见两件器物为同一人所作。从虎簋盖铭记王命虎“胥(佐助)师戏”的记载看,当是虎初袭职时之事。因台湾收藏的师虎簋为懿王元年之器,则虎簋盖必在其前。
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诸王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当属穆王时代的器物。
据工程专题研究人员陈久金等对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十五年趱曹鼎等推排的结果,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2年,而《史记·周本纪》所载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前推55年,则穆王元年应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为公元前947年。按金文历谱推算,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为初九,虎簋盖的历日正好与此相合,可知以上推定的共王、穆王年代可信。
虎簋盖铭文拓片
虎簋盖
2.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鲜簋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器,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但这件器物长期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据李学勤称:1978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共同编著出版了一本名为《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的书,这部著作是两位先生长期奔波于世界各地,四处探访金文材料的收获。书中收有一件流失海外,品名为“鲜盘”的青铜器的铭文拓本,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其铭文体例的特异又使不少学者看后认为这是一件伪器。
关于这件青铜器于何时、何地出土,又是在什么时候流失海外,并被何家收藏于何处等情况,学术界一直搞不清楚。有传言说此器被美国一家机构收藏,但究竟被哪一家机构收藏,没有人给予肯定的说法。由此,这件器物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鉴于此器铭文重要的学术价值,1983年,李学勤等中国学者,趁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这件记载中的“鲜盘”原件再三探访,希望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未能得知这件神秘器物的半点讯息。正当李学勤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1986年春天,他应邀赴英国同当地学者合作研究欧洲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就在此期间,李学勤无意中在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商行见到了他盼望已久、寻访了几年的神秘“鲜盘”。通过对原件和照片的反复观察,他认为这是真器真铭,并非伪造,只是器物并非《汇编》所称的盘,而是一件簋,应称鲜簋为是。
鲜簋铭文拓片
鲜簋
此器通身覆有光润的青绿色锈,布有红褐色锈斑,铭文共5行,44字。经释读为:
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
既望戊午,王在弅京,禘
裸玉三品、贝廿朋,对王
休,用作,子孙其永宝。
按照李学勤的考释,这篇铭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庙所在)向昭王进行禘祀。鲜受到王的褒奖,饮了鬯酒,王赏赐他三种裸礼用的玉器(裸用瓒挹取鬯酒,瓒系金勺玉柄,其柄属于圭、璋之类)和二十串贝。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孙长期珍藏纪念。
在以上的考释中,李学勤认为铭文中的“禘”当为祭名,而当时的周王既然出面祭祀昭王,则作器时代必然晚于昭王。考虑到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据文献记载,西周早期昭王以后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唯有穆王。因此,“工程”专题研究人员推断,此器的时代唯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按虎簋盖铭文推算的时代,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公元前943年。从历日干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既望相合,所以以上推定的年代应是可靠的。
3.静方鼎与昭王之年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了《馆藏名品选》第三集,其中编号为67的一件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静方鼎。这件器物在此之前不为学界所知,前些年李学勤和其他学者去日本访问这家美术馆时,也未曾见到。当静方鼎突然被公布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按李学勤的推想,此器可能入藏不久,但后来又听说该器外部曾附有一个旧的囊匣,由此又推想并非是新出土之物。但这件珍贵的器物到底出土于何时、何地,怎样流散于外域并辗转到出光美术馆落户,恐怕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说得清楚。在1995—1997年期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徐天进赴日本对部分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做了初步调查。经出光美术馆的同意,徐天进对该馆所藏部分青铜容器进行了实测和墨拓,其中的静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就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做了研究,并发表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据徐天进后来说,他对此器出土、流失情况曾专门问过该馆的人员,但没有人告诉他其中的经过。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永远是一个不得其解的秘密了。中国学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器物的照片和铭文的墨拓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
静方鼎
所见静方鼎内壁铸铭9行,共68字。经李学勤、裘锡圭等专家释读,此铭首文为:
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铜器,有明记十九年的睘卣、析尊等,“工程”专题组按照这个系统进行了排比,得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为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昭王元年就应为公元前995年。八月戊午朔,庚申为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为二十日,合于既望。可见以上推定合乎历史事实。
4.《尚书》与成、康之年
据文献记载,西周成王、康王在位总年数不少于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95年,那么成王元年就不得晚于公元前1035年。
《尚书》中有成王七年历日“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和“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的《毕命》篇,记有康王时历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十二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09年,成王七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36年。
据此,“工程”确定成王元年应为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则在公元前1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