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关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课题由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1985年，张长寿率考古队员在张家坡西周墓地157号墓墓道中发掘的拆散的车子痕迹
张长寿，1929年生于上海，1948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50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长期致力于陕西丰镐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近40年的时间里，他和考古所丰镐发掘队的胡谦盈等考古学家一道，在陕西长安县沣河两岸，揭露了大面积的居住遗址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和多处青铜器窖藏。从张家坡发掘的两座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中，他推定此处就是久已迷失的丰京遗址。在此期间，根据在客省庄和张家坡等地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沣西发掘报告》和《张家坡西周墓地》两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基本确定了西周时期相对早晚的文化分期和年代序列。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沣西发掘报告》出版4年之后的1967年，张长寿与胡谦盈等考古人员，在张家坡附近配合当地基本建设过程中，调查、发掘了西周墓葬及车马坑等共136座，并发现了独特的M89号墓葬。通过对随葬器物等深入细致的研究，M89号墓葬的年代被推定为周人在克商前作邑于丰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从而，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建立起沣西地区由作邑于丰的先周时期，直至西周末年的完整的周文化年代序列。
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几十年中，张长寿先后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曾出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等职。同时兼任德意志国家考古所通讯院士。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他凭借在丰镐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近四十年之资历，以及在西周文化分期和年代学断代研究中的学术成就，被“工程”聘为“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总负责人。同时，由于他在西周青铜器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造诣，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始，他还与王世民、陈公柔两位青铜器研究专家，承担了“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专题的具体研究工作，从而使自己的特长和学识得以多方位地发挥出来。
就考古学而言，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而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又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做横向比较，使所得年代框架与历史真相相合。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掘点。当地文物部门人员（右）对作者说：“我脚下踩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墓，原来这一片都是庄稼地，保护得好好的，80年代中期，盗墓风潮兴起，才乱了套。”（颜竹摄）
前文已述，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两千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完整幸存的。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入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大批西周和汉代文物源源不断地被走私盗运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西方国家，致使我国文化遗产惨遭浩劫，在学术上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92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自4月开始，6月结束，共发掘清理了被严重盗掘的两座大型西周晋国诸侯级的贵族墓葬和一座小型汉墓。同时在两座大型墓葬附近区域进行了钻探调查，发现了三对规模相当的大型墓葬。从调查、钻探和发掘得知，此处是一处由数座大型墓葬组成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北大考古队发掘的晋侯墓室内情形
就在这次抢救性发掘工作结束不久，又传出墓地的另一座大墓被盗掘的噩耗，且从墓中盗出的数十件青铜器已走私至中国香港等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在国务院的直接指示下，山西省政府及文物主管部门明令天马—曲村遗址所在的地、县政府务必加强墓地的保卫工作。同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于1992年10月16日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七组十五座，车马坑两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五组十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八座祭祀坑和六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五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五座，晋侯夫人五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遗址发现十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晋侯墓地M6、M7墓地门全景
晋侯M1墓葬出土外椁复原图
上图：晋侯M 8墓内出土的经盗墓贼盗掘后残存的青铜兔尊下图：兔尊拓片。与照片相比，它给人的感觉更加灵气飞扬，其腾空跃起的瞬间被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在周代前期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可作断代标尺的典型单位。尽管西周时期的诸侯墓地已发现多处，如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公族墓地和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墓地，其规模虽大，但早已被严重盗掘，遗存不多，布局也较模糊。再如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公族墓地，其保存虽然较好，但延续时间短暂，规模也较小，很难涵盖周代前期的文化层面。天马—曲村墓地的不同在于，从钻探和发掘情况看，墓区内有一个庞大的晋国高级贵族和王侯一级人物的墓群，墓葬排列规整，演变序列清楚，且历史上未曾被盗，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周代墓地及墓葬制度发展演变的难得的依据。尤其难得和可贵的是，1992年底，发掘清理的编号为M8的一座大型墓葬，出土器物种类较为齐全，王的世系基本明确，为周文化考古材料的年代分期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尺。除此之外，在有关周文化玉器的研究中，以往由于缺乏较完整的高级别的组合关系实物材料，而长期停留在对组合的假设复原之中。这次发掘的三座棺内玉器保存尚完好的晋侯及晋侯夫人墓葬，初步断定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西周晚期，其同一时代的墓主又是夫妻关系，男女性别明确。所有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为研究西周早期至晚期墓葬玉器组合的发展演变规律、男女用玉制度的差异及等级差别等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晋侯M1墓葬平面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人摹图
根据1985年张家坡西周墓地井叔墓发掘资料复原的西周中期车子
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壶
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作者摄）
继1992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两千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据《史记·晋世家》载：
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以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从文献记载来看，晋国的历史在穆侯之前，似无大事发生，但自穆侯之世，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已悄悄深入晋国的权力中心。
晋穆侯在位的第四年（公元前808年），娶姜氏为夫人。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他率兵从周王室之师共讨条戎、奔戎，这是晋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对外用兵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既然王师败逃，晋师也必然败逃。就在这次战役后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长子，因穆侯战败不悦，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又出师与戎狄战于千亩，并取得了胜利。恰巧这年其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该战成功，遂借着胜利的喜悦，为自己的次子取名为成师，也就是能成其众之意。面对长子和次子寓意完全不同的名字，晋大夫师服不无忧虑地说：“国君给儿子命名，太稀奇了！因为命名是用来制订义法，以义法来产生礼节，用礼节来完成政治，用政治来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会使人民服从。相反，如果变更了礼节和义法，那么国家将会发生祸乱。相爱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给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为‘成师’，这是祸乱的预兆。太子将来一定会被废黜的啊！”师服接着说：“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雠；少子叫成师，这个大号就是成就事业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万物，是自己定的。现在嫡庶之名相反相逆，此后晋国能不发生内乱吗？”师服的不祥之语不幸应验，当穆侯在二十七年（公元前785年）寂然死去后，晋国就出现了内乱。晋国的嫡长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过这次内乱不是发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师之间，而是在穆侯之弟殇叔和太子仇之间爆发。
东周王城复原图。全城共十一座城门，除南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有城门三座
穆侯死后，太子仇（晋文侯）没有能继位做上国君，而穆侯之弟殇叔以弟继兄成为晋国的统治者，这表明了殇叔在穆侯生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太子仇不得继位，遂避难出奔他国。过了四年，于公元前781年率领家徒私属卷土重来，成功地杀了叔父殇叔，夺回了政权，是为晋文侯。这次内乱从表面上看，对当时晋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大，却在政治变革的层面上，在晋国敲响了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支柱——宗法制丧钟的第一声，开启了晋国后来长期内战的历史。
晋文侯在位三十五年（公元前781—前746年），他在晋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晋国的时候，西周王朝已濒临大厦崩溃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无道，废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气之下联合曾国、犬戎等攻下镐京，杀死幽王和伯服，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此时犬戎进驻泾渭，侵扰京师。战火后的镐京残破不堪，周王室难以在关中立国，决定东徙成周。这时晋文侯率晋军入陕，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这篇文诰至今被保存在《尚书》中。
平王在文诰中盛赞了自己的开国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伟大，并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公卿大夫能够辅佐、指导和服侍自己的君主。同时赞扬晋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之人。勉励文侯能像文、武时代的贤哲那样勤事王室，继承其列祖列宗之余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平王还赐予晋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些弓矢车马是征伐不廷之臣的象征，故晋文侯不负所望，在公元前760年又执杀了非正统的携王，结束了周王室达十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此时的晋文侯俨然像周初的周公旦一样，成为再造周命的功臣。
通观西周历史，晋国共历十一侯，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缗等诸侯王，或被杀，或被虏，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皆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一百五十米，南北约一百三十米，共发现八组十七座晋侯及夫人墓。参加晋侯墓地发掘的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罗新等考古人员，根据出土器物特征以及青铜器铭文中所见部分晋侯名字的考释，结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资料，总结出若干从早到晚演变的规律，并以晋侯墓地各组墓葬与之比较，发表了对晋侯墓各组序列的排比意见。很显然，这所见的八组十七座墓，分属于八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的墓葬。同样明显的是，同西周晋国所存在的十一位侯相比，墓地中又缺少三位侯的墓葬。故此，晋侯墓地发掘资料公布之后，围绕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谁的推定问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鉴于晋侯墓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立了“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并由晋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具体负责研究任务。
李伯谦，1937年生于河南荥阳，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入北大之前，他怀着当一名作家的梦想，在第一志愿中填报了中文系，意想不到的是，他被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当他于这年的9月入校后，在历史系召开的迎接新生会上，老师们在介绍专业设置时，他才知道历史系还有一个考古专业。但这个考古专业具体学什么，做什么，目标是什么，当时的他并不清楚。按系里的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在一起学习公共课。从二年级开始时，历史系所属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开始独立门户，每个专业的教研室都派出精明强干的教员到学生中做动员报告，并尽可能地将品学兼优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专业门户中来。当时考古教研室派出做动员报告的是学术秘书吕遵谔，吕先生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和现身说法打动了许多学生的心。许多年之后，李伯谦还清楚地记得这位先生那极具鼓动性和**力的演说：“考古专业的学生除学习考古学之外，同时也要学习中国史和世界史，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学会照相、绘图、发掘等一套方法。学历史的搞不了考古，学考古的却可以搞历史，而文献历史学和考古学是历史科学这辆车的两个轮子，只要到了考古专业，既学历史，又学考古，两个轮子就转起来了。一旦轮子转起来，祖国的名山大川甚至国外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去跑一跑、转一转了……”吕先生的一席话激起了许多学生对考古学的兴趣与向往，尽管大家此时对考古这门学问还一无所知，因有了吕先生的一番鼓动，许多同学觉得搞考古一定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便纷纷要求进考古专业。李伯谦也怀着同样的心理，走进了考古专业的门户。
李伯谦在山西侯马工作站察看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作者摄）
跨入考古专业大门的李伯谦可谓时运不佳，没等听过几节考古学的课，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已开始，宁静的北京大学校园也闹腾到了难以安下一张书桌的地步。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环境和浓重的政治氛围中，他随波逐流地过了一年之后，才真正认识了考古学的意义和自己一生将要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那是1959年春天，李伯谦随北大考古专业两个班50多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外考古实习。在一个叫元君庙的仰韶文化的墓地，李伯谦和其他同学在老师的直接辅导下，按照课堂上讲的田野考古发掘操作规程拉线布方，层层下挖。当大家第一次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合葬墓时，惊喜之中思想的闸门也随之打开：这么多人为什么都埋在一个墓穴里？所看到的骨架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墓葬的年代分期、分布规律、相互关系和它们所属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是如何？这些不同的问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和一个个墓穴的揭露，从李伯谦和同学们的脑海中泛起。而要解答这些问题，不仅要揣摩实物资料，同时还要查阅文献，既要读实物这本书，又要读书本的书，真可谓两个轮子都转了起来。同大多数同学一样，这次田野考古实习，使李伯谦深刻地认识到，考古学固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它同样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因为它随时都会有新的材料发现。考古学是属于发现者的科学，只要走出书斋就会有所发现。自此之后，考古对李伯谦的**越来越大，而他对考古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在考古学领域干出一番事业，成为他日后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矢志不移的方向。
当1961年李伯谦毕业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生的分配成了校方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鉴于各方面的困难，李伯谦作为储备留在系里，后来正式分配到了考古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员。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虽然不像分配到各省的同学有那么多做实际考古工作的条件，但留校之后，他借带学生实习的机会，先后参加过北京昌平雪山、房山董家林、河南安阳殷墟、偃师二里头、安阳大寒、江西吴城、青海柳湾、甘肃连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江陵荆南寺、河北涞水渐村、河南夏邑清凉山、山西曲沃曲村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重要遗址的发掘，同时还跑遍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各地，调查过上百个遗址。通过这些发掘和调查，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批学生，而且他本人也积累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学术上的新课题。对李伯谦而言，每一处遗址，就好比一座矿藏，每进行一次发掘和调查，都会有新的东西被发现。培养学生是教师的天职，而研究发掘调查的资料，解决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同样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李伯谦在自己恪尽职守努力去做一名合格教师的同时，也丝毫未敢忘记做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几十年来，围绕着发掘调查和考古教学提出来的新问题，他不断思考，也不断回答，对二里头夏文化的研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确切地说，李伯谦真正接触夏文化研究这个课题，是从1963年秋带学生到二里头遗址发掘工地实习才开始的。自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后，这是李伯谦第三次带队实习。考古发掘的程序对他来讲虽然比较熟悉，但参加发掘与探索有关夏文化的遗址还是首次。所以当进驻二里头后，他和同学们一起蹲在探方里，一方面辅导学生，动手教他们如何划分地层，如何找灰坑的边沿，如何记发掘日记、填写发掘记录等课业，一方面又开动脑筋琢磨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特点？它和河南龙山文化、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究竟有何不同？在琢磨的同时，他还经常向考古所的发掘人员请教，从而有了颇多的收获。二里头遗址的实习生活使李伯谦终生难忘，他日后在二里头文化上的研究成果，应当说是与这次参加实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围绕着二里头文化的族属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种种推测。著名历史学家田昌五于1981年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这一观点。1986年，李伯谦在撰写《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时，也提出了与田昌五同样的论断，但和田文不同之处是他的文章更多着眼于从考古学上对二里头文化的材料进行分析。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当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研究过程。同大多数考古学者一样，李伯谦最初也是二里头遗址为西亳、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说的赞同者，后来邹衡教授相继提出了郑州商城亳都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说。经过不断的思考，李伯谦认为邹衡做出的论断论据有力，论证充分，有很强的说服力，心中原有的观念开始动摇。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考古材料表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所建年代基本同时，这就为邹衡的论断增加了新的论据。既然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基本同时的早商都邑，那么早于它的二里头文化当然只能是夏文化。从此，李伯谦的学术观念彻底转变，开始接受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但与邹衡的观点有些不同的是，他对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是否属于最早的夏文化遗存的问题仍存有疑虑。这是因为：
第一，14C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与据文献记载推定的夏王朝始年最晚一说公元前21世纪要晚约百年；14C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总年数为三百年左右，与文献记载的夏积年最少一说431年要少一百多年。两个数据都与文献记载相差很多。
第二，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时间上紧相衔接，但文化面貌却明显有别。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建立不是异族入侵、经过了血与火的大规模战争搏杀所致，而是部落联盟的酋长禹破坏禅让制度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实现的，是在本族内发生的事情，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夏王朝的建立似乎不应在物质文化上引发如此大的巨变。
通过对这些问题反复琢磨、不断思考，李伯谦觉得还是应该从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中去寻找答案，但一时又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正当他苦闷彷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先秦文献中“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等记载，以及《考古》1965年第5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中“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论断，如同两块石头在他脑海中突然发生碰撞，爆出了耀眼的火花。二里头文化中，存在相当数量来自被认为是东方夷人文化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事实和文献中那个“代夏”的“后羿”（又称“夷羿”），其居地又恰在山东龙山文化范围之内的记载两相结合，使他顿悟到两者绝非是偶然的巧合，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之所以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有别，之所以出现东方夷人文化因素，不正是夏初夷、夏两族冲突的结果和反映吗？火花闪过，李伯谦茅塞顿开，在充分的研究之后，做出了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的论断，这个结论既可解释二里头文化中为什么会含有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的问题，又可解释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总积年为什么少于文献记载的夏积年的原因，可谓一通百通，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豁然开朗明了起来。这一创见，可谓是李伯谦对二里头文化研究的一个贡献。
当然，除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之外，李伯谦对考古学的贡献，在他献给北京大学百年华诞的礼物——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为题的论文集中还可以看出，这是他三十多年来不断思考的记录，也是不断回答的答卷。
作为全书破题之作的《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一文，系统地表述了李伯谦对于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宏观认识。这篇文章作于1987年，当时尚未有江西新淦大洋洲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但是他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文化一元论观点的束缚。就整个区系划分而言，他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进行分隔，时期的区分在中国考古学乃至新金石学中屡见不鲜，如果区域传统在将来的研究中被进一步强化，则很有可能无法在时间范畴上以若干个时代区分中国境内的全部青铜文化。换言之，所谓青铜文化的萌生、发展、繁荣和衰败的周期，只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对象而言，而不具备跨区域意义。李伯谦将西周以后的考古学文化分为晋、卫、郑、秦、齐、鲁、燕等系统，而不是以一个统一的名称概念化，这个划分无疑是具有超越和突破性的真知灼见。同时，他还敏锐地对新淦大洋洲和广汉三星堆的发现进行了评估，对“前所未见”的“地方特色”给予了相当的强调。在该著的综述部分中，有两篇与青铜剑相关的文章，表达了他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即中国青铜剑是从其他文化中引进的。这个观点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上对中国文化组成的陋识：“传统观念中的中国文化处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位置，是文化辐射的源地，其典型器物文化都是本土生成的。”李伯谦用类型学材料证明，即使是在中国文化的最内核的部分，仍然可能有文化输入的痕迹。
戌嗣子鼎及铭文拓片。该鼎口径41厘米、高48厘米、重44.4千克。1960年在殷墟后冈祭祀圆坑出土，是目前经科学发掘获得的铭文最后的商代青铜器
通观《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全书，李伯谦很少使用“上古史”这个词汇，但所选取的诸篇无一不是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血肉相连。从文章的内容看，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发出的“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呼吁已得到初步实现。但是这个实现绝不是传统文献的证实，而是一个在传统文献日趋失效的情况下，依靠考古学材料重新构建的过程。毋庸置疑的是，李伯谦的这部论文集正是重建中国上古史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当李伯谦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晋侯墓地的分期”这一专题任务之后，他即清醒地认识到，晋侯墓地各组墓怎样排序和其年代范围如何，是正确推定各墓墓主的前提条件。早在199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编号为M93的一座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8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主持专题研究期间，李伯谦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徐天进、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八组墓葬所出土的陶鬲排比中认识到，虽然这些鬲并不同型，但可以看出其先后演化次序，并大致可以排出墓葬的顺序。另外，有的墓葬虽因被盗，出土的铜器已不完全，但同类同型器物排列起来，也可以明显看出其变化的轨迹。至于墓葬的年代范围，可以通过与已知年代的墓葬的对比来确定。如将晋侯墓地最早的一组，M9所出土的器物和宝鸡茹家庄M1号大墓、长安长甶墓等出土的器物比对，发现其特点基本一致。由于学术界多认为后两座大墓是西周穆王时期的，故晋侯墓地的年代上限不得早于穆王。又如晋侯墓地最晚的一座M93号大墓所出土的陶鬲，与天马—曲村遗址晋文化第四段的陶鬲相同，所出铜鼎的式样又与宋代《考古图》等书著录的晋文侯时的晋姜鼎十分类似，两者均为典型的东周早期样式，故晋侯墓地的年代下限显然已入东周。
晋侯墓地平面示意图
既然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已限定在西周中期偏早至东周初年，八组墓的先后排序也已明晰无误，根据铜器铭文中晋侯名讳的考释并与《史记·晋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关记载做比较研究，进而可推定出八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M9、M13晋武侯宁族及夫人。
第二组M6、M7晋成侯服人及夫人。
第三组M33、M32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四组M91、M92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五组M1、M2晋釐侯司徒及夫人。
第六组M8、M31晋献侯籍（稣）及夫人。
第七组M64、M62、M63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八组M93、M102晋文侯仇及夫人。
对以上八组墓葬，14C测年专家用AMS法做了测定，其年代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如下表：
晋侯墓地AMS测年数据
据《史记·晋世家》载：“靖侯以来，年纪可推。”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17年，则靖侯元年应为公元前858年，其父厉侯卒年当为公元前859年。将《史记》纪年与14C测定年代相对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14C测定的年代范围。这就进一步证明，以上对晋侯墓地墓主及其与西周列王王世对应关系的推定是正确的。晋侯年表的建立无疑对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