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窖藏出土地点示意图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收集到的武王克商年研究的资料，尽管已有44种说法，但纵观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是通过文献得出一个克商之年后，再用一两种天象记录作为旁证，来肯定这个结论，这样得出的结果就不免带有无法回避的缺失。因为研究者所利用的天象大都具有周期性，其旁证不难找到，故出现了同一个天象记录会被不同的学者用来支持不同的克商之年的做法。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求研究人员在利用天象记录推算时，必须对天象记录的选择慎之又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有关专题人员从古代文献和出土器物中共收集到与这一战争事件有关的天象记录16项，其数量之多为世界所罕见。但正如前文所言，这些记录的载体多出于后人之手，时间跨度大，内容艰涩模糊，而且有的自相矛盾，这就为研究者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障碍。经甄别和筛选，最为可信的当属利簋铭文所载的内容。

窖藏内出土的青铜利簋和簋内铭文

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于地下掘出了一个铜器坑和一批铜器。临潼县文化馆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发现铜器的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该遗址位于原零口公社驻地西北1公里的南罗村南、西段村东，在东距零河半公里的二层台地上。从农民们已挖掘的现场看，遗址耕土层下即为周代文化层，灰土堆积不厚，内含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陶尊、陶盆、陶鬲等残片。早于此前的1975年5月，当地农民就在此处不远的地方发现过一座西周前期的竖穴土坑墓，并出土了铜、玉、蚌、贝等器物。这次出土的铜器坑位于该墓西约200米，铜器已被推土机推离坑位，已无法知道当时的排列情况。但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等人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观察，出土地应为一个深2米、宽70厘米的窖藏。就在这个窖藏里，共出土了60件青铜器和91件铜管状络饰。而轰动学术界的著名的青铜礼器——利簋，就在其中。

经观察、测量，这件利簋为深腹，方座，双耳有珥（见文前插图）。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其中腹与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和夔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圈足亦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龙纹。经除锈发现器底有铭文四行共32字，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等人释读为：

征商，惟甲子朝，岁（越）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易又事利金。

用作檀公宝尊彝。

按照唐兰的解释，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胜了昏（指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把铜器赏给有司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铭文所记的显然是周武王伐纣之事。武王打败商纣进入殷都后，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处理，一直到第五天戊辰，才用猪来追祭文王，并于同日立政，标志着周革了殷王朝的命而自己受了天命。这件铜器的所有者——有司利，是在武王立政后的第四天辛未受到武王赏赐的，于是利就于这一天刻了铭文。关于武王伐纣的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但就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言，则是首次发现，利簋作为这次战役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件青铜器称为利簋，又称为武王征商簋。并自发现之日起，备受世人关注。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由于利簋本身所刻铭文较少，且铭文又较古奥难训，如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张政烺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对铭文做过考释，但对一些关键性的字词及句子的理解却有分歧。特别是“岁（越）鼎克昏，夙有商”一句，如何标点、训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处的“岁”字，唐兰释读为“越”字，越鼎即夺得了鼎。于省吾释“岁鼎”为“岁贞”，徐中舒又释“鼎”为“则”字。张政烺、严一萍等人解释为“岁星”，“鼎”作“当”讲，即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正当其位。也有学者认为“岁鼎”即岁星（木星）正当上中天，并与《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相合。也就是说，当武王率兵由丰镐出发东征的时候，在正面的东方能看到岁星。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成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黄怀信，在对铭文做了深入考释后，用白话释解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黄怀信的解释，可知利簋铭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是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而且印证了纣王自焚于甲子夕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