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琉璃河遗址一样，天马—曲村遗址同武王克商这一事件有着直接的参照关系。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已知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期至春秋初期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有着重大学术价值的晋侯墓地。

如前文所述，周武王在克商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藏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不久即发生了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历经三年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乱。之后便有了晋国始封地的出现。

平定管蔡之乱图

据《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记载，武王与其后邑姜（姜太公尚的女儿）欢会之时，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将来把唐国封给他。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子孙。不久，邑姜果然怀有身孕，胎儿出生后，手上竟有一个虞字，故起名为虞。因为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个儿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称为叔虞。武王死后，成王继位。管、蔡之乱被平息之后，有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戏耍玩闹，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予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此言，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然地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因唐国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以上的说法，在《吕氏春秋》和《说苑》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说苑》将史佚换成周公罢了。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晋国的六百年皇皇伟业。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这一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为止。当然，唐作为晋国政治中心的时间并没有六百年。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曾几度迁都，关于搬迁的次数和诸都的地望，汉以来，异说颇多，人们很难确切地得知。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困惑人们的谜团才逐渐得以解开。

侯马晋国新田遗址分布图

史载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听从了韩献子的建议，把国都从故绛迁到了新田（新绛），新田从此成为晋国最后两百年的首都。

新田究竟在哪里？史书只记载在汾、浍两河之间，但具体地望还是令后来的学者大伤脑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即按照文献提供的线索，于曲沃、侯马两地展开田野调查。在逐渐排除了曲沃作为晋都新田的可能性之后，考古人员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相距不远的侯马，并得到了几条线索。1956年，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化局联合组成一支文物普查工作队，在侯马附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就在这次卓有成效的调查中，考古人员在侯马以西发现了异常丰富的陶片、瓦片和夯土，从而推断这里应为晋国极为重要的都邑。尘封了几千年之久的晋都新田，从此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1963年冬，考古人员在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把包含重要遗存的冻土运回室内清理

山西翼城北寿城出土的“降（绛）亭”陶文

侯马盟书

新田遗址发现的当年秋季，山西省文管会设立了侯马工作站，并正式对遗址进行发掘。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考古人员在汾、浍之间发现了6个大小不等的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城址。从城址的规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推断，除一处为晋景公迁都之前的小城外，其他五处都应是作为晋都的新田城及其附属遗址。自1965年始，考古人员又在距可能是晋国宗庙的呈王古城2.5公里处，发现了著名的“侯马盟书”。盟书中记载了晋国的一些盟誓活动，并明确指出，盟誓的地点是在“晋邦之地”“晋邦之中”。特别是后来在乔村发现了“降（绛）亭”陶文，从而更加证明了今侯马一带的春秋古城就是历史上的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

遗址已被发现，那么，晋国前期的都城又在哪里？对此问题的研究，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最著名的当属班固、郑玄的“北说”与顾炎武的“南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班固所言的晋水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一带。郑玄在《毛诗·唐谱》中也认为晋之始封地在晋阳，即今太原市。太原西郊著名的晋祠，据说就是晋的始封之所。班、郑的北说自北魏起传承了近两千年，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皆以为然，独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所著《日知录》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因而提出了晋之始封地在晋南的“南说”。

1949年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根据班固的“北说”，在太原市附近做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却始终未找到大片西周遗址，虽偶尔发现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陶片，但其风格与西周晋物迥然不同，显属其他文化系统。20世纪60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考古专家苏秉琦、谢元璐、张颔等人，再赴太原晋祠附近做田野调查，在所找到的几座古城址中，最大且最早的一座为东周时期的古晋阳城。其他的古城时代最早的为战国时期，根本见不到西周的遗迹和遗物。

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俞伟超，赴山东临淄调查齐国最早的都城。在几经周折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些线索，但没有结果，最后算是以失败告终。失败后的邹衡在经过认真的反思之后，决定从此放弃山东的调查，将注意力转向山西，希望能找到早期的晋都。他在详细地研究了文献记载后，对著名的早期晋都“北说”和“南说”都处于相信与怀疑的矛盾之中。班固和郑玄无疑是东汉时期最伟大的学者，两千年来，历代学人对他们两人可谓佩服得五体投地，凡某一历史事件由班固所说，学术界一般对此说都持肯定的态度。而顾炎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晚年顾炎武测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他根据《左传》的记载，重新对早期晋都地望做了位于山西南部的推断，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也是非一般学者所能比拟的。

就南北两说相比而言，邹衡更怀疑班固的太原说，这不仅是由于此前的考古学家多次在太原周围调查而无果的事实，还有一个可供怀疑的理由是，郑州明显有那么大一个商城，但班固在《汉书》中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由此可见他记载的史事既有遗漏，也应有错误，并不是完全可靠。相对而言，顾炎武的“南说”应当较为可信，因为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许多夏商遗址已在晋南发现，周王朝是承袭夏商而来，且有《左传》“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的记载，晋南作为“夏墟”的可能也应该更大一些。尽管如此，他对顾氏之说仍没有把握。20世纪70年代末，邹衡奉命到太原郊区调查晋国都邑，但跑了包括晋祠在内的一圈，没有发现周代的遗址。恰在此时，山西省考古人员正在晋祠附近发掘号称唐叔虞的一座大墓，邹衡应邀前去参观。但遗憾的是，当大墓打开后，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唐叔虞之墓，而是唐宋之后建造的一座伪墓。此事一出，考古界大哗，邹衡受到的刺激也很大，他觉得班固可能真的靠不住了，还是顾炎武说的有些道理。从此，他将调查晋始封地的目光彻底转向了山西南部。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早期晋都应在汾水南面、襄汾县西南30公里的赵康镇一带。那个地方至今还有城墙遗址，郭沫若曾经对顾氏的这一说法表示相信和认可。但当邹衡带领学生满怀希望地前去调查之后，发现城墙遗址和出土的陶片等遗物全是战国之后的，根本没有周代的东西出现。看来顾炎武所说的这个地方也颇值得怀疑，但就整个晋南而言，还是颇有些希望的。

1979年秋，邹衡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的学生第二次赴晋南调查，重点是临汾地区。据邹衡后来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是因为晋都始见于《左传》者为翼，即今之翼城。《毛诗·唐谱正义》引《汉书音义》臣瓒按：“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历史上的永安在今洪洞县一带，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曾在洪洞永凝东堡发现过西周早期墓葬和铜器群，并出土了两版西周时期的卜骨，其中一版刻有文字。到了60年代，考古人员又在翼城鼓山东北麓发现过西周早期铜器群。所有这些都为晋都的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山西翼城、曲沃古代遗址位置图

在山西省考古所的配合下，邹衡将目标重点放在翼城和曲沃两县。在调查中，共发现了10多处西周遗址。其中最为重要的有3处，一是翼城东南7.5公里的故城村遗址；二是苇沟—北寿城遗址；三是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为了对3处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个大体的了解，邹衡率领学生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试掘。试掘结果表明，故城遗址建城的年代应在东周时期，不合乎早期晋都的条件，故排除在外。第二处苇沟—北寿城遗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西周早期至东周时期的晋文化以及汉代文化遗存，其中晋文化遗存的分布最为普遍。在清理的城内战国晚期的地层中，考古人员挖出一件红色陶釜，釜领部有横戳印陶文“降（绛）亭”两字。这一陶文的出现，对考古调查人员来说无疑是个重要线索，而收获最大的算是对天马—曲村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晋侯墓地发掘现场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翼城之西和曲沃之东的两县交界处，因其在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的宽阔平原上，故名天马—曲村遗址。该遗址西南距侯马晋国遗址约25公里，西距汾河约12公里，南距浍河约8公里。从整个地望来看，这个总面积约为3800米×2800米的遗址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颇有气势。

邹衡（左一）在天马—曲村墓地与徐天进副教授等一起发掘

早在196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谢元璐等专家组成的考古调查组赴山西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了这个遗址。1963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在此进行了首次试掘，由于试掘范围较小，对遗址的文化性质仍缺乏认识。16年后，邹衡率领学生会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对这个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长达800米的晋国墓地，并试掘了部分墓葬。这次发掘，为认识此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问题创造了条件。关于这次调查和试掘的情况，邹衡等考古专家经过研究分析，在报告中做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试掘的苇沟—北寿城和天马—曲村两遗址，于文献虽皆无证，但都有早期晋物而值得注意。前者出有战国“降（绛）亭”陶文，与侯马晋国遗址出的几乎完全相同。天马—曲村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经过初步判断：此遗址在西周初期就已兴起，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却又陡然衰竭下来。我们知道，侯马晋国遗址开始兴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才逐渐衰竭下来。从这两处晋国遗址的盛衰交替情况，人们将不难看出它们首尾相衔的关系。如果说后者是晋国晚期国都“新绛”，那么天马—曲村遗址和苇沟—北寿城遗址的发现，自然就为寻找晋国的旧都——“故绛”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至于晋之始封地，晋阳、安邑两说是完全可以否定的。此外还有平陆县河东大阳“故夏墟”以及鄂地大夏（《世本》）之说，然其地在西周初年未必为晋所有，晋灭虢曾假道于虞可以为证，断然不可能为叔虞所封。剩下来只有永安、平阳两说可以考虑了。此两地相邻，今均隶属临汾地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洪洞县和翼城县。此两县俱在“河汾之东”（《晋世家》），而翼城又在“汾浍之间”（《郑世家集解》引服虔说），尤其是今在此两县内发现了坊堆—永凝东堡、苇沟—北寿城、故城村和天马—曲村四处大规模的早期晋文化遗址，山西境内他处尚未有类似规模的遗址发现。因此，我们认为，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百数十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的晋始封之地。

……今以天马—曲村遗址而言，其繁盛期恰好是从西周中晚期开始的，以苇沟—北寿城遗址而言，其南部平地遗址也是从西周中晚期开始，所以，仅就年代而言，两址作为故绛，都是具备条件的。但是，两址相距12—15公里，天马—曲村比较靠近汾河，可通漕运，且在一日之内可达闻喜（晋曲沃）；苇沟—北寿城距离汾河较远，难通漕运，且难一日而至闻喜。所以，若就地理位置而言，则天马—曲村作为故绛，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鸟尊

根据邹衡等人的推断，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于1980年秋对天马—曲村遗址正式发掘。此后每隔一年发掘一次，至1990年，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发掘，除揭露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外，还发掘葬有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五百座，共出土青铜礼器一百多件，有铭文者数十件。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铜盉，上有“晋中违父作旅盉，其万年永宝”铭文。由此，邹衡认为，天马—曲村遗址确凿无疑是晋遗址。同时他结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围乍新邑旅彝”的铜觯铭文和遗址附近尧都村残存的“尧裔子□□”清代碑文等遗物遗迹推断：“天马—曲村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铜鼎

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总面积几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的一半，相当于西安沣西、沣东两遗址的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已发现的最大的西周遗址。就考古学文化分期而言，邹衡等考古人员将天马—曲村遗址分为五个大的阶段：

晋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铜鼎线描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陶鬲线描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早商文化期陶器线描图

第一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

第二阶段：龙山文化早期；

第三阶段：二里头文化晚期；

第四阶段：西周早期至东汉晚期；

第五阶段：金、元、明时期。

从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期来看，第三阶段的二里头文化后来被证明是夏文化，夏文化之后接着就是周文化，那么在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隔着整个商文化，既然没有商代的文化遗迹体现，这就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难得而特殊的条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并由刘绪具体负责研究。

刘绪，1949年生于山西省广灵县，197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1980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在邹衡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读书和当教员期间，曾随北大考古系师生数次参加了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后晋升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按照刘绪的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设置这一专题，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像琉璃河、丰镐等西周遗址那样，有比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测年的系统样品外，它本身的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连续发展的，特别是发掘的几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标本极其丰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应俱全，这就为14C测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包括天马—曲村遗址在内的晋西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未发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的遗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却突然冒了出来。因为没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遗存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个文化现象出现，有人说是商代晚期，有人说是周代早期的争论。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实上当西周建立王朝之后，不可能将殷人全部杀光，只要人活着，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马上消失，必然沿着惯性延续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要准确地划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当困难的，如同二里头遗址文化的划分一样，不经过几十年争论是没有结果的。但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烦。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的独特之处。

在北大读书时的刘绪（后左一）跟随教授邹衡（前左一），与山西考古研究所张颔（前左二）等在黄河沿边津渡一带考古调查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那距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隔不远了。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这样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可牵涉和限制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测年所得的数据，不能早于武王克商年，如果早于“工程”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证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错误的，因为晋（唐）国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后才就封的。同理，该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于武王克商许多年，至少不能晚于成王在位的年数。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这也正是工程要设立“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刘绪多年来一直参与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诸方面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关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部分，由他负责研究。

在接手这一专题后，刘绪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徐天进、雷兴山等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将遗址中的西周遗存分为三期六段，各期、各段的AMS测年数据为：

天马—曲村遗址西周遗存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天马—曲村遗址的14C测年，其中早期一段的中值约在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而此前所述的与武王克商年有关的殷墟和琉璃河遗址14C测年分别为：

殷墟四期：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见前表）；

琉璃河遗址一期一段墓葬：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见前表）。

由于殷墟商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就应相对提前，定在公元前1050年比较妥当。因北京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灰坑出土有“成周”字样的甲骨，其年代不会早于成王，由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又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因而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

由于“工程”已对殷墟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认证，并计算出了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因而工程课题组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并结合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就以上的排比、研究情况可见，沣西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殷墟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有了这样两个条件，再结合先秦文献，可使这个论据更加充分。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的范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王朝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所载当指是时。又，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总积年约为270年。

再如《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去齐时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孟子去齐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则西周始年应为公元前312年上溯700年，当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又如古本《竹书纪年》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依次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则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27年。

从以上对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所得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和沣西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从而对以往武王克商年研究中的长年说可以排除，并将范围从原来的112年缩短到30年之内。也就是说，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这30年之间的某一年。

那么，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发生于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