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利簋铭文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仅靠这些记录是难以得出正确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达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学而言，必须对所有的天象材料进行全面研究。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一大的课题中，专门设置了“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并由天文史学家江晓原具体负责研算。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198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的指导下攻读天文学史。1984年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不久即长期领导当时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因在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次年任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史；运用古代天文学资料解决当代天文学课题；古代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研究；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等。另外在中国性文化史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在不算太长的职业研究生涯中，先后在海内外出版16种专著，并在英、美、德、韩、中国大陆及港台等地的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同时还有大量的随笔、杂谈予以发表，被誉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功力深厚，思想激进，学术目光敏锐”的“才子型”中青年学者。

江晓原（中）在“工程”研讨会上。左为助手钮卫星博士，右为考古学家王占奎（作者摄）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食、月食、历日（朔、干支）等进行验算。

前文已述，虽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此前在研究武王伐纣年代时考虑到了天象，但他们一般只用一种或两种来计算，故所得的结果总是各执一端且差异很大。对这种情形，江晓原认为，也许以前的研究者心里明白，应该把所有的天象都进行计算，只有如此，得出的结果才更加真实或接近历史事件的本身。但若真的如此操作，又往往力不从心，在计算机尚未发展、普及的年代，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个天象的计算，学者们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按照天文学的理论，凡是能够回推计算的天象必为周期天象，而周期天象又必然会有多重解。例如文献上记载的“岁在鹑火”这一天象，每十二年就会出现一次，而同样见诸记载的“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则每年都会出现一次。这样的天象周期，如要回推到四千年前的某一段，需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所以此前的学者们通常只能对某种天象求取某一次或若干次特定的解，而无法对所有有关天象进行长时段的（如一百年）、全面的回推、排比和筛选。因此，学者们在通过其他手段获得一个假设的伐纣之年后，再拿出一个或两个天象记录来做旁证，就做出了最后的肯定性结论。但问题的要害是，由于天象的周期性，这样的旁证很容易获得，同一个天象往往会被不同的学者用来支持不同的伐纣之年，其所得结果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晓原绘制的伶州鸠描述的大火、析木黄道星图

江晓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十六种天象放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如关于彗星的天象，文献中有武王伐纣时出现彗星的记载，天文学理论表明，这种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经研算，记载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0.3%，这样小的概率很难作为可靠的推论依据，故一并予以排除。

《世俘》书中关于天象的记录

江晓原按照以上的思路工作后，在十六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一百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七种，分别是：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

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

4.在周师出发前后，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

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世俘》所记历日）；

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在确定了以上七种天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七种天象的具体年代。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代，就说明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几个年代，也同样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根据以上预设的条件，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七种天象的条件。全部结果用下表可表示出来。

武王伐纣天象与历史事件一览表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六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当上述成果出现之后，江晓原于1998年7月致函“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将情况做了如下汇报：

江晓原计算并绘制的牧野之战天象图

一、关于岁星天象

计算结果，非常令人鼓舞。按照我们推算的伐纣历日：

甲、武王出师近一个月内，岁星皆于日出前出现于东方天空，此与《淮南子·兵略训》所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极为吻合。

乙、克商之日，日出前一小时，正值岁星上中天，在正南方，地平高度约60度——这是一个非常利于观测的位置，恰与利簋“岁鼎克昏，夙有商”吻合。

丙、此时岁星在十二次中的位置是在寿星之次的头部，虽与鹑火相隔一次，实际仅差三十余度。而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原则，前后数年（极限情形可达六年）之内事，皆得作为事应。故岁于公元前1046年次鹑火，而武王于前1045年出兵伐纣，完全可以符合伶州鸠“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言。

……

在这封函件发出之后，江晓原在助手的配合下，很快写出了研算的详细报告交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江晓原说道：“接受本课题之始，我们并未抱乐观的态度，因为对史籍中众说纷纭的记载，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困扰：古籍中的记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然而当最后结果浮现出来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只是在对古籍记载存疑的前提下，用天文学方法‘姑妄算之’，但是在经过非常复杂、也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验算和筛选之后，而且是在完全不考虑考古学、甲骨学、14C测年等方面结果的条件之下，发现《武成》《世俘》、利簋铭文、《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等文献竟然真能相互对应，而且能够从中建立起唯一的一个伐纣日程表（因为这是严格筛选出来的最优结果），这不能不使人由衷感叹：古人不我欺也！由本课题的结果，或许也可以反过来印证，古籍中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绝大部分记录都是真实的。许多关于刘歆伪造天象史料之类的说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来自全国六十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唯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按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的天象相吻合。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