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上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学术价值，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很快向中科院考古所写报告，请求率部移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此后不久，河南省文管会也得知了二里头发现重大遗址的消息，并决定派队前往发掘。于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派出的以赵芝荃为首的十余人与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1960年，考古所的大批人员遵照当时的政策要求，下放山东省曲阜劳动锻炼，赵芝荃也在其列。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暂时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的殷玮璋负责。而这个时候河南省派出的“刘胡兰小组”也由于其他的原因撤出了发掘工地。整个二里头遗址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属的二里头工作队独家进行发掘。

经过半年多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已出现了考古学界所期望的曙光。中科院考古所牛兆勋副所长指示殷玮璋，把整个遗址划分成几个区，在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大面积发掘，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成果。有些遗憾的是，牛副所长这个颇具气度的计划无法实现，因为要在如此大规模的范围内操作，需雇用大量技术工人，而此时当地公社和大队正组织农民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搞农田基本建设，根本无力也不可能给予支援。技术工人雇不到，仅凭考古队十几个人，是无力对1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四面开花式发掘的。无奈中的殷玮璋只好和同事商量决定，先在这1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钻探，待情况基本弄清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发掘。于是，考古队的十几个人每人一杆探铲，在所划分的“井”字形区域内，一平方米一个探眼地进行钻探。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所划区域四周的制骨、制陶、制铜等作坊遗址被先后探明。既然四周都是作坊，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经验，中间可能有宫殿之类的遗迹深藏于地下。为验证这个推断，考古人员将主要精力投入被称作第五区的中间部位进行钻探。这个“井”字形区域的中间部位，的确有别于东西南北四个区，其中很少发现四个区域内常见的陶片，相反倒是不断有类似宫殿建筑的残迹出土。为了验证真伪，殷玮璋和其他考古人员决定在第五区开始发掘。果然不出所料，发掘不几天，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显，其中北面的一处基址长、宽各约100米，是这组建筑的主要部分。通过仔细辨别，可以肯定发现的就是一处宫殿基址。考古人员结合此前在四周发现的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陶范、石料、骨料等遗迹、遗物推断，二里头遗址确实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而绝不是一般的自然村落。

二里头宫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二里头遗址大夯土台南部横剖面示意图

二里头遗址2号宫殿平面图

二里头遗址主体殿堂复原设想图

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

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复原建筑三维效果图之侧面（引自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基址研究》）

由于有了宫殿遗址的发现，二里头工作队于1960年的考古发掘在喜庆的气氛中结束，为了能让考古所的同行共同享受这胜利的喜悦，殷玮璋在宫殿基址夯窝最大、最深、最为清晰的部位，用刀切下两块夯土，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木箱中，准备带回北京。当这最后一项工作做完时，已是1960年12月中旬，此时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几个人抬着木箱，以满脸的兴奋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走出发掘工地。当考古人员将两箱极具特色的夯土运回北京时，整个考古所从领导到普通学者都纷纷前来观看，并发出由衷的惊喜与赞叹。一时，二里头遗址发现宫殿的消息迅速在学术界传开并引起震动。

1961年，赵芝荃从山东劳动改造的运动中解脱出来，重赴二里头主持发掘工作。此后，在为期40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有400多年。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遗迹中有大、中、小型各类建筑遗址，其中有宫殿、陵寝、台坛、祭祀性设施、各阶层的居室以及手工业如铸铜、制骨等作坊，此外还有陶窑、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第一号宫殿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其周围有回廊，而东、南、北三面则为复廊，南部有三个门道的庑式大门，院内北部是30.4米×11.4米的大殿台基。第二号宫殿的大殿略大于一号宫殿，殿后有一大墓，从性质上推断这个宫殿当属宗庙、陵寝之类。就整个一、二号宫殿的气势和规模而言，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其匹者，“其平面安排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后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也就在这个非凡时代的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之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二里头文化陶器分期图

很明显，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规模、等级、规格乃至气势来看，这里作为曾经存在过的都城已成定论。但有些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历40年的发掘，踏遍了遗址的四周，居然没有发现城墙，甚至连壕沟也没有发现，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座无城之都。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酒器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在发表的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做了如下结论：“这座宫殿建筑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并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四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二十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自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头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化刻符和文字

二里头遗址建筑复原图

2004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发掘工地又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夯土墙（左）与二里头文化早期车辙（中），还有绿松石废料（右）

这份简报发表后，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赞同，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又因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特别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鉴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和大墓多处于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应是商朝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一个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亳”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应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称作“隞”的都城。于是，在二里头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间树立起一个夏、商分界的标尺。

河南龙山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深腹罐发展序列图

当然，关于这个界标的树立，有些考古学家颇不以为然，有人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龙山文化相近，而与二、三、四期差别却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间。即河南龙山文化加二里头一期文化等于夏文化。二里头二、三、四期则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学家的观点与上述这种观点几乎完全相背，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相连，倒是第四期颇为不同，于是定前三期为夏文化，第四期为商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间。

有的考古学家感到二里头遗址上限不够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又加划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以上观点无论谁是谁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当各路学者挥舞着利刃在豫西这块土地上大显身手、奋力搏击之时，突然从路边树丛中走出一人，此人对众操刀者说：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其性质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没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个文化，也就用不着切来切去了，诸位，收刀吧。

众操刀者循声望去，见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